忍无可忍的蒋介石公布了《悬赏拿办汪兆铭之命令》 。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召开讨汪大会，号召全国抗日民众把汪派分子从抗日队伍中彻底清除；并以八路军、新四军全体将士的名义，向全国发出“讨汪救国通电”。
令历史显得诡异的是，即使到了这时候，日本方面依旧对汪精卫将信将疑。日本方面不露声色的怀疑，源于一份不知真伪的秘密文件，即一九四o年五月汪精卫写给重庆一位国民党要人的信。汪精卫在信中把自己描述成一个忠实的国民党人，说中国武力取胜日本的可能性不大，他所做的一切，不过是通过卧薪尝胆的策略达到令中国取胜的目的，亦即他是在“用外交手段进行抗日”。 汪精卫在信中开列了一个“五年、十年足可打败日本，决用不了二十年”的“抗战”计划。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秘密制订了一个“守势作战计划”。所谓“守势”，就是在今后的战争进程中，不再进行大规模的进攻，而是采取相应防御的态势。以军令部名义制订的《国军守势作战计划稿》，篇幅庞大，内容详尽，对每一个战区的战略要点都进行了部署，重点强调的是：首先要确保现有态势；其次要有利于日后作战；敌若有所行动，战区间须相互策应；兵力配备的重点在第五、第九战区。
就在几个月前，国民政府军事高层普遍认为：日军已处于颓势，中国军队的反攻时机已到。在这种积极昂扬情绪的鼓舞下，中国方面发动了抗战爆发以来唯一的一次全面攻势作战，即一九三九年底的“冬季攻势”。但是，日军登陆钦州湾并攻占南宁后，不但“冬季攻势”不了了之，直到日本投降的一九四五年八月，正面战场上的中国军队基本遵循“敌不来，我不打”的原则，再也没有进行过任何一场战役规模的攻势作战。那么，国民政府的军事高层何以有了如此大的转变？毫无疑问，中国方面已经判断出，对日战争的走势是：即使不再主动进攻，日本也将自行垮台。
日本已成为一个难以支撑战争的贫穷国家。更严重的是，从中国北方主要产粮区掠夺的粮食也减少了，因为中国的华北地区正在遭受粮荒。华北伪政权实业部总长王荫泰居然向日本人伸手要粮食，说吃饭问题就是政治问题。侵华日军的高级将领也在敦促日本内阁，不但要减少从中国掠夺粮食的数量，而且还要大量进口粮食以供应华北地区，不然日军就无法有效地维持华北治安。共产党人领导的抗日武装，不断地鼓动敌占区饥饿的百姓，一轮又一轮的袭扰使得日军的统治摇摇欲坠。
既然判断日本难以支撑战争，中国军队就无需再大规模地主动出击。对于日本而言，缓解经济衰败的唯一出路是：继续扩大对外占领和掠夺。就在日本人被资源危机、能源危机、大米危机和战局危机折磨得焦头烂额之时，他们听到了从遥远的欧洲传来的德国坦克的履带声。----西欧大陆已完全处在德国的统治下，德国空军开始飞越英吉利海峡轰炸英国本土。希特勒席卷西欧，宣称要建立“欧洲新秩序”，这极大地刺激了宣称要建立“东亚新秩序”的日本。
法国已经败北，英国将被炸成焦土，如果不利用这天赐良机大举向南进军，去占领法国和英国在东南亚的殖民地，以夺取日本急需的大米、石油、橡胶等物资，更待何时？日本人所说的南方，大致指“印度以东及澳大利亚、新西兰以北的南洋地区”；日本人所说的“解决南方问题”，即指武力入侵东南亚，并称这是目前日本的“当务之急”。
东南亚今日本垂涎欲滴。南进的狂热顿时席卷整个日本。如果南进，就必须从中国调出大量部队，并大幅缩减对华战争经费。可是，侵华日军认为，在华兵力和经费不但不能减少还要增加。于是，“在减少还是增加兵力的问题上形成尖锐的对立”。先是陆军省与参谋本部的对立，然后是陆军部与中国派遣军的对立。
为缓解矛盾，东京参谋本部的幕僚们来到中国南京，与西尾寿造当面商谈，经过数天的讨价还价，最终决定的折中方案是：一九四o年度，侵华日军减少九万九千人，加上消减的非作战人员，“预定到十一月底，兵力态势稳定在七十二万”。折中方案刚刚达成，参谋本部又一批幕僚抵达南京，通告说大本营正在考虑日军撤离武汉的计划，这令西尾寿造的幕僚们又是大吃一惊。急切地试图调兵南进，夺取法国和英国的殖民地，以尽早把急需的能源和战略物资据为已有，完成扩大日本疆土的宏愿，同时又要保持在中国战场上的强大兵力，以继续对国民政府造成震慑。---日本人在这几乎无法调和的两难面前几近疯癫。
西尾寿造对冈村宁次离职前提交的《迅速解决日华事变意见书》很感兴趣。冈村宁次的核心观点是：侵华日军必须以积极作战来换取中国的最终屈服。冈村宁次提出了两个作战方向：一是湖南的长沙和衡阳，二是湖北的宜昌。由此，西尾寿造向参谋本部提出一个建议：“占领宜昌，切断第五战区，然后和李宗仁、白崇禧谈局部的和平。如果李拒绝接受，就进攻襄阳方面，进行击败李宗仁军的作战。”
参谋本部一开始的回答是“时机不成熟”，但在海军表示坚决支持后，又改变态度说“成功的话倒也不错”。---一旦日军占领宜昌，从军事态势上讲确实“不错”：宜昌是从湖北沿长江进入四川的门户，距中国抗战中枢重庆只有四百八十公里。无论是否长期占领，只要攻击到那里，对国民政府就是一次巨大的军事威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