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月八日凌晨，太平洋战争爆发的消息传到了重庆。蒋介石的第一个反应是：美国卷入战争，将使中国摆脱长期孤立地与日军作战的局面，日本的彻底失败只是时间问题了。同时，国民政府也无需再顾忌宣战者的责任，中国可以公开地正式地对日本宣战了。----从“九一八事变算起，日本入侵中国已十年之久，中国方面至今尚未向日本正式宣战。
蒋介石在军事委员会礼堂主持召开了国民党中央常委特别会议。绝大多数与会者建议中国立即向德、意、日宣战。蒋介石认为，宣战是必须的，前提是与美、英、苏协商立场，中国方面的三个条件应该得到满足：一、太平洋反侵略各国成立正式同盟，由美国领导推举同盟国联军总司令；二、美、英、苏、中一致对德、意、日宣战；三、在战争胜利之前，谁也不能与日本单独媾和。这一天的黄昏时分，国民政府外交部部长郭泰祺举行中外记者招待会，对外宣布：中国决定对德、意、日宣战，自即日起中国与上述三国进入正式战争状态。
一九四二年一月一日，联合起来共同对德、意、日法西斯国家作战的二十六个国家在华盛顿签订了这份宣言。因此，这份宣言又被称作《二十六国共同宣言》。《宣言》的内容简单到只有两条正文：一、保证运用军事和经济的全部资源同与之处于战争状态的轴心国及其仆从国作战；二、相互合作，不与敌国单独缔结统战协定和和约。在签名顺序上，罗斯福想把中国排在仅次于美国的第二位，下面是苏联和英国。但是，丘吉尔坚决反对。于是改成了中国第四。
战后，当这个联合组织演变成“联合国”的时候，中国不但成为联合国创始国之一，而且按照当时的规定，理所应当地成为当然的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对于近代以来衰败不堪的中国来说，居然与美、英、苏并列成为世界四强，这令中国人有点不知所措。
一九四二年来临了。政治上，国民党政权对全国的控制力进一步下降。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前，国民政府至少有效地控制着长江下游的几个最富饶的省份。而珍珠港事件爆发时，国民政府的权力机构早已被日军从富饶之地赶走。从国民政府的版图上看，其控制的国土连一半都不到，且多数是贫穷落后的省份。即使在名义上控制的西南部，由于历史的原因，国民政府也被半独立的地方权力系统所制约着，“国家统一”这句话早已名存实亡。
山西是阎锡山的地盘，为了自己的地盘利益，阎锡山始终游移在国民党、汪伪政权与日本人之间，蒋介石的军队依旧不能进入山西一兵一卒。在更为遥远的甘肃、青海、宁夏和绥远，地方政权被民族首领或远离中央系的军人控制着。新疆的盛世才与苏联的关系，西藏的达赖喇嘛与英国的关系，都远比与重庆的关系密切得多。云南的龙云和蒋介石始终关系紧张，广东和广西仍是粤系和桂系的天下。
蒋介石政权的政治死敌是日本人扶持的汪精卫伪政权。这个也打着国民党旗号的南京伪政府，令重庆的国民政府十分尴尬。尽管汪精卫的政治影响力很弱，但终究是受到日本强大军力支持的。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导致一些意志薄弱且利欲熏心的国民党军将领投敌叛变。
一九四一年二月，国民党军鲁苏战区游击纵队副总指挥李长江，率领所部第一支队司令丁聚堂、第二支队司令颜秀五、第六支队司令陈才福、第七支队司令秦庆霖、第十支队司令范杰，共计三万多官兵投敌，立即被汪精卫编成了“和平建国第一集团军”。三月，国民党军江苏保安第三路总指挥杨仲华投敌，被汪精卫任命为苏皖边区绥靖总司令。四月，国民党军苏北第八十九军副参谋长兼第一一七师参谋长潘干丞、鲁苏联军西北集团军总指挥刘相图先后率部投敌。五月，国民党军游击第六纵队司令男梅轩率部投敌。七月，国民党军江南游击第十八纵队司令周九如率部投敌。十一月，国民党军第三十九集团军第六十九军军长毕泽宇和教导师师长文大可在山东韩城率部投敌。
投敌之风最后竟然刮到了空军。九月，国民党军空军第一大队分队长张惕勤，队员汤厚涟和梁文华，驾驶战机在宜昌投敌。进入一九四二年之后，第三十九集团军副总司令孙良诚，带着他的新编第六师师长王清瀚暂编第三十九师师长赵云祥、第一八一师师长陈光然、新编第十三旅旅长黄贞泰、特务旅旅长郭俊峰，以及冀察战区游击第一纵队司令丁树本、第二纵队司令夏维礼，警备处处长孙玉田等将领一股脑儿投敌。汪精卫随即将这堆人编成了“和平建国第二方面军”。
与投敌性质稍有差别的是阎锡山。从一九四 0 年开始，阎锡山便秘密派人与日军接触，双方你来我往，反复谈判，年底竟然达成了一个“消除敌对行为，相互提携，共同防共”的协议。阎锡山请求日军让出一部分占领区，特别是盛产粮食的孝义地区；日军答应后真的撤离了。阎锡山立即派他的骑兵第一军进驻孝义。苏德战争爆发后，阎锡山认为德、意、日的势力不可阻挡，于是单独与日军签订了一个“停战协定”。协定规定阎锡山的晋绥军与日军停战，并与汪精卫的伪政府合作。日本人答应如果合作成功，周锡山可以“先任南京政府副主席及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将来时机成熟可任华北政务委员长和华北国防军总司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