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树增:《抗日战争》

 第十五章-纵使天崩地裂,民族绵延不绝(4)

 

一九三八年底,一个比长沙大火更令国人惊悚的大难真的出现了:国民党副总裁、国民参政会议长汪精卫公开叛国投敌了,毫无疑问,汪精卫是国民党内部“失败论”的首领,是“低调俱乐部”的核心人物。南京陷落后,亲日的“低调俱乐部”成员周佛海、陶希圣等人,曾向汪精卫和蒋介石提出,建立一个“灰色的文化团体”,用以对抗中国共产党的各种主张。建议得到了蒋介石和汪精卫的接受。“灰色的文化团体”的宗旨非常简约,即反共亲日:“一、树立独立自主的理论,反对共产党的笼罩;二、造成一个舆论,使政府可战可和。”当国民政府放弃武汉迁至重庆后,“低调俱乐部”发展成为一个公开的组织,名为“艺文研究会”,实则只从事谋求与日本秘密交涉的活动,并最终形成以汪精卫为核心的投降集团。

    日军占领南京后不久,日本人便开始从国民政府高层中寻找拉拢对象,以达成迅速令中国屈服从而结束战争的政治目的。外交部亚洲司第一科科长董道宁和亚洲司司长高宗武等人成为联络中间人。毫无疑问,高宗武频繁地来往于上海与香港之间,日方的秘密信件应该是直接交给蒋介石审阅的。只是,尽管内心存有与日本媾和的愿望,但蒋介石绝不会同意诸如“承认满洲国”之类的屈服条件,这就使得中日高层之间的隐秘接触一波三折,最终导致曰本方面对蒋介石失去耐心,并明确宣布拒绝承认蒋介石和他领导的国民政府。徐州会战结束后,日方加强了对中国的暗中外交攻势,高宗武等人借机向日本人表示,汪精卫愿意促成陷入僵局的谈判,以“调处”两国间的战事。一九三八年七月初,日军对武汉的攻势作战已经开始,周佛海指派高宗武背着蒋介石秘密潜往东京,先后会晤了日本首相近卫文?、陆相板垣征四郎、参谋次长多田骏、参谋本部谋略课课长影佐祯昭和中国课课长今井武夫等人。会晤的结果是,日本人终于探明,在中国的抗战阵营中汪精卫与蒋介石的政治立场大相径庭,并由此确信应由汪精卫出马实现“议和”。当获悉日本方面确立了“以汪精卫为和平运动首领”后,受宠若惊的他当即召集汪派集团的主要人物周佛海、陈璧君、陈公博、陶希圣、梅思平等人连日密议。——此时,他们已完全把蒋介石隔离在外了。

    自中日战争爆发后,北平、天津、上海、南京、太原、徐州、武汉以及广州等名城要地相继陷落,可是日本方面并没有达到迫使中国政府屈服的目的。况且,中国在战争前线尚有百万多的军队,在战场的后方抗日根据地在不断扩大,中国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并没有崩溃,中国持久抗战的战略格局已经形成。更重要的是,除了被日军攻占的城市和被日军切断的铁路线之外,中国还有着广大辽阔的国土以及决心将抗战进行到底的人民。日本倾尽何等国力和军力战至何时才能将这样一个中国彻底灭亡?于是,日本方面把政治诱降的全部希望聚焦在了汪精卫身上一“汪精卫不仅是中国政府和国民党内仅次子蒋介石的第二号人物,而且具备了日本开展诱降活动的对象所需之媚日亲日、反对抗战、反共、反蒋等基本要素。于是军部和内阁一致决定采取‘倒蒋立汪,的方针。”

    十一月七日,汪精卫派高宗武为全权代表与日方开始密谈,地址在上海的重光堂。重光堂为一栋西式二层住宅,原是土肥原贤二在上海的特务机关所在地。密谈的核心内容是:日汪“和平协议”的条款以及汪精卫如何逃离重庆。关于后者,日本人的计划是:汪精卫接受日本政府确定的“和平”条件后,先寻找借口设法去昆明;在他到达昆明之际,日本政府公布“和平”条件;次日,汪精卫发表声明与蒋介石断绝关系,然后乘飞机飞往越南河内再转香港,在香港发表“收拾时局的声明”。日本方面表示,为声援汪精卫的上述行动,侵华日军可向中国的贵州发动进攻。而关于前者,双方于十九日晚正式开始密谈,二十日晚七时签订了《日华协议记录》和《日华协议记录谅解事项》,同时达成的还有一份《日华秘密协议记录》。

    其中《日华协议记录》的主要内容是:一、“日华缔结防共协定”,“承认日军为防共驻兵,以内蒙地方为特殊防共地区”;二、“中国承认满洲国”;三、“中国承认日本人在中国本土有居住、营业之自由,日本承认废除在华治外法权,并考虑归还租界”;四、“承认日本的优先权,特别是关于华北资源之开发、利用,为日本提供特殊的方便”;五、“中国应补偿因事变而造成在华日本侨民所受之损失,但日本不要求赔偿战费”;六、“本协定规定以外的日本军队,于日华两国恢复和平后,立即开始撤退”。这份被称为“重光堂协议”的卖国文件,被汪精卫的谈判代表梅思平缝在他的西装马甲内,经由香港带回重庆,向汪精卫、周佛海秘密汇报。汪精卫深知日本人的条件无异于剥夺中国的独立自主权益,但是已然走到这一步不可能再有其他选择,他只好表示:“签字部分可以同意,其余留待将来再商。”十二月一日,梅思平再次返回香港与日方代表接头,转达了汪精卫认可协议的立场,并承诺汪精卫将按照约定计划行动。

    没有史料证明,在汪精卫进行上述活动时,蒋介石有所察觉。倒是国民政府迁至重庆后,汪精卫与蒋介石的对立日益加剧。汪精卫本是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遇刺受伤后辞职由蒋介石接任,可等蒋介石因专于军事而辞去行政院院长时,接任的却不是汪精卫反倒是孔祥熙。虽然汪精卫担任了国民参政会议长,但这只是一个参议性机构,并无政治实权。于是,从晚清就开始参加国民革命的汪精卫,自认为是国民党第一元老级人物,却总是屈居于蒋介石的下风,他一直压抑的愤懑使得日本人的“倒蒋立汪”对他有着极大的诱惑力。

    为了掩人耳目,汪派叛国投敌成员分途逃离重庆:周佛海以视察昆明抗日宣传工作为名,于十二月五日离开重庆;住在成都的陶希圣以去昆明讲学为名尾随而至;同样在成都任职的陈公博两天后飞赴昆明。而汪精卫本人出逃的计划是:以去昆明讲演为名,于十二月八日离开重庆。——之所以选择八日,是因为这天蒋介石尚在桂林考察军事。可是,蒋介石提前返回了重庆,汪精卫大为惊慌,以为自己的出逃计划泄露。他在焦灼不安中等待了十天,其间不断地琢磨蒋介石的活动安排,以给自己找寻最有力的出逃时机。十八日,蒋介石召集国民党中央委员训话,汪精卫趁机仓皇飞往昆明。十九日下午,汪精卫、陈壁君、陶希圣、曾仲鸣、陈春圃等十余人飞抵河内。第二天,陈公博也抵达河内,而高宗武、梅思平等人已经抵达香港。

    日本方面得知汪精卫出逃成功后,发表内阁首相第三次对华声明,表示日本政府愿意“和中国同感忧虑、具有卓识的人士合作,为建设东亚新秩序而迈进。同时申明“中国事件之最终目的,不仅在军事胜利,乃在于中国之新生与东亚新秩序之确立。此项新秩序,系以中国新生后日满支三方面合作为基础”。第二天,国民政府外交部发表声明,指出日本的这一声明意在破坏中国的独立与完整。二十六日,蒋介石发表长篇讲演,言日本人的“所谓新生中国,是要消灭独立的中国,另外产生一个奴隶的中国,世世受其支配。然而,二十九日,位于河内的汪精卫发表了致国民党中央党部的《和平建议》电报(即“艳电”),明确阐释日本人的声明一为“善邻友好”,二为“共同防共”,三为“经济提携”。建议中国“对此主张,应在原则上予以赞同,并本此原则,以商定各种具体方案”。

    实际上,日本方面向汪精卫承诺的“议和”条件,与日本军政内部的真正立场差距甚远。所谓的“重光堂协议”,完全是出于诱降汪精卫成为日本人的傀儡进而控制中国的目的。之前一直参加与汪派代表密谈的日本人西义显回忆道:“如果说欺骗的话,正是日本欺骗了汪兆铭。因为后来发表的第三次近卫声明,不仅把重光堂会谈特别明确下来的防共驻兵地区和撤兵之条件抽象化了,而且避开了蒙疆这一具体而明确的辞令,躲闪地说成‘特定地点’。还有,关于撤兵的字句也都去掉了。”

    汪精卫也意识到日本人的不可靠,但他只能一不做二不休了。三十日,他通过高宗武向日方提出了四点要求:一、日华两国在完成新东亚建设的基础以前,尽量避免与英美列强发生摩擦;二、在三至六个月内日本方面每月援助港币三百万元;三、日军应对北海、长沙、南昌、潼关等地展开作战行动,“以获得政治效果为目标”;四、彻底轰炸重庆。——汪精卫内心的巨大担忧和恐惧,已令他不惜要求敌人进攻自己的国土、轰炸自己的同胞。他的用意是:如果英美等国因为某种摩擦卷入战争,日本就没有任何胜算;同时,只要蒋介石的国民政府顽强坚持抗战而不屈服,日本同样也没有胜算。一旦日本人最终失败了,他这个“第一流人物”也就到了命运终结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