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树增:《抗日战争》

 第十五章-纵使天崩地裂,民族绵延不绝(5)

 

汪精卫逃离重庆的行为以及他所发表的电文,立即受到中国共产党人以及社会各界的一致声讨,各战区的将领和各省府的官员也都纷纷通电谴责汪精卫“谬论谬辞,为敌张目”。宋庆龄斥责汪精卫是“国家叛徒”;何香凝斥责汪精卫“不特民族气味全无,连做人的良心都已丧尽”,要求开除汪精卫的国民党党籍。海外华侨纷纷捐款设立了“缉汪基金”,宣称对诛杀叛国者悬以重赏。著名爱国华侨陈嘉庚则以国民参政员的身份致电同胞,其犀利言辞顿时震撼全国:“日寇未退出我国土之前,凡公务员对任何人谈和平条件概以汉奸国贼论。”

    汪精卫事件初始,蒋介石曾下令封锁消息,幻想汪精卫能够有所改变。即使在汪精卫公开发表通敌电文后,蒋介石还是想留一条生路好让汪精卫“幡然悔悟,重返抗战队伍”。及至知道汪精卫不会再回重庆,蒋介石仍派人劝告汪精卫“勿公开主和,表示与中央异致,免予敌人以可乘之机”。待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决议“永远开除汪兆铭党籍,撤销其一切职务”后,蒋介石派人携带护照和巨款去河内,再次劝说汪精卫“在政治上不要有进一步的行动”,不要去上海、南京另搞伪政权,“免得为敌人所利用,造成严重后果”。但是,所有这一切都遭到了汪精卫的断然拒绝。

    蒋介石终于明白了事态的严重性,在他的授意下,国民政府军统局在河内成立了工作组,军统局局长戴笠亲临河内指挥布置。很快,河内工作组侦察到了汪精卫的住所:高朗街二十七号。军统特务们决定对这里实施突然性强袭。这次于深夜开始的行刺行动,由于弄错了房间致汪精卫的心腹成员曾仲鸣夫妇当场丧命,而汪精卫本人躲过一劫。——军统的行刺也使汪精卫明白了事态的严重性,他与蒋介石、与国民政府、与国民党、与所有谴责他声讨他乃至要置他于死地的人已经不共戴天,今后他只有依靠同样令他惴惴不安的日本人了。

    就在汪精卫逃离重庆的时候,同在这片国土上,成千上万的中国人也奔波在路上——他们不是背离国土而去,而是走向国土的更深处。日军铁蹄践踏之处,沦陷区的百姓离开世代生活的故土,向着他们认为安全的大后方开始长途迁徙。难民潮最早出现在中国东北地区。日军占领东北地区后,大批东北难民涌入关内。卢沟桥事变后,他们又汇入全国性的难民潮中。,日军占领北平后,大批平民为躲避战乱举家出城,由于天津距离北平最近,导致天津租界狭窄的街道上拥挤着数十万难民。及至天津沦陷,逃离天津的难民沿平津路形成了一个巨大的洪流。火车不通难民就徒步向南,有钱人则从天津乘船到山东烟台或青岛。日军占领德州和济南后,有钱人又拥挤到青岛港购买昂贵的船票向上海流动,而更多的难民则徒步沿着津浦路南下。松沪会战后,战火不但把华东地区的难民裹挟在内,从东北、华北流动来的难民也开始再次迁徙。难民纷纷逃入南京,期望得到政府的保护,但是南京很快陷落,难民又追随政府迁徙到武汉。华南地区的难民潮随着广州的陷落而出现。中国的东南沿海被日军封锁后,广东、福建等地的居民不是逃进山区,便是向香港、澳门方向移动,有的更直接下亍南-津。‘国民政府宣布放弃武汉后,西迁的难民潮大约分成三股:一股经湖北西北部进入四川和陕西,一股从湖南西部进入贵州和云南,一股从湖南南部和广东进入广西西部。其中最大的一股难民,追随着国民政府,涌入四川盆地。——四川盆地,一个四周被险峻山峰包围着的巨大平原,成为中国百姓最后的避难所。

    这是一片苦难的大地。有史料粗略地统计过,仅至一九三八年底,日本侵华战争造成的中国难民总数达到八千万以上。秉性并不愿意迁移的人们,之所以背井离乡,之所以成为难民,是因为不愿意接受日本人发放的那张“良民证”。他们可以在沦陷区当被统治者,但是他们选择了抗争,作为手无寸铁的一群人,他们抗争的方式是远走他乡。中国人远走他乡的时候,携带着他们能带走的一切。

    中国的东部和南部沿海地区,还是中国文化荟萃之地。中日战争爆发前,国民政府统辖区内,共有专科以上高校一百零八所,其中北平十四所,上海二十五所,河北和天津八所,广东七所,占全国总数的一半。在整个侵华战争中,日军有意识地把中国的各大院校作为破坏目标,先后有选择地重点轰炸了上海的复旦大学、同济大学,南京的中央大学,广州的中山大学等二十三所著名院校。因此,自一九三七年始,除个别的教会学校之外,中国国土上几乎所有的高校,都开始了向西南的迁移,形成了中国教育史上也是世界教育史上的迁移奇观。

    最先迁徙的是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南开大学。平津沦陷后,这三所著名高校决定在湖南长沙联合组建新校,名为“国立长沙临时大学”。南京沦陷后,“国立长沙临时大学”再次迁徙,目的地是云南昆明。从长沙到昆明,没有直达的铁路,也没有条件完好的公路,只能乘火车先到广州,然后转到香港,再从海路到越南的海防,改乘滇越铁路线上的火车。参加迁移的八百多师生分成两路:身体弱的和女师生乘火车,由教务长樊际昌率领;另一路由男师生组成,从湖南进贵州,从贵州入云南,翻山越岭,晓行夜宿,艰难行走六十八天后,终于抵达昆明。抵达昆明后的“国立长沙临时大学”更名为“西南联合大学”。。——在日本侵略者企图彻底征服中国的时候,一九三八年五月四日,一所代表着中国教育文化最高水准的大学在西南开学了,文、理、工、法商、师范共五个学院二十六个系两个专修科。一时间,全中国的知名学者和亟待学成救国的青年学子云集于此,教师有吴大猷、周培源、陈寅恪、梁思成、林徽因、金岳霖、陈省身、王力、朱自清、冯友兰、吴有训、沈从文、闻一多、钱穆、钱钟书、费孝通、华罗庚、朱光潜、吴宓、赵九章……学生有杨振宁、李政道、邓稼先、朱光亚、王希季、屠守锷、郭永怀、汪曾祺、殷海光……

    至今为中国人深情记忆的西南联合大学的校训是:刚毅坚卓。同时西迁的中国著名学府还有:北平师范大学、北平大学、北洋工学院、北平研究院、上海复旦大学、上海大夏大学、上海同济大学、南京中央大学、浙江大学……文化不死,民族永存。这片国土生存欲望之顽强、承受磨难意志之坚韧,世所罕见!大迁移途中的课堂上,师生们在山野茅棚下,阅读着中华文明史,这部历史证明“纵使天崩地裂,民族绵延不绝”。真正代表一个民族不屈意志的是人民。人民是历史发展的主体,人民是创造历史的动力。中国人民抵抗外来侵略的战争,在一九三九年到来之际,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