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树增:《抗日战争》

 第十六章  相持阶段的到来(1)

 

一九三九年元旦,陪都重庆。为加强抗战后方的纵深,国民政府决定成立一个新的省份:西康省。西康省位于川藏之间,分康定、雅安和乙昌三个区,辖区面积相当于五个浙江省。被任命的西康省政府主席,是与蒋介石有着很深隔阂的川军首领刘文辉。为了表示坚决拥护中央抗战,刘文辉特地把雅安最宽的一条街命名为“中正街”。人烟稀少的西康省,汉族与少数民族杂居,少数民族多数是康巴人。在当时的中国,没多少人清楚西康到底是什么样地方,只是其省会康定后来却为国人熟知——因为那首“张家大哥”爱上了“李家大姐”的《康定情歌》脍炙人口。

    执政的国民党人,自一九三九年初开始,按照军事委员会的说法,即抗战的“第二期”开始时,竟然发现政府已经没钱了。抗战近二十个月,国民政府丢掉了二十五个主要城市,几乎涵盖中国所有的物产精华地区。农作物丰产区以及工矿企业集中地相继落入日军之手,使包括粮食在内的主要农产品的生产和收购受到极大打击;东南沿海地区的重要工矿企业虽向后方转移了大部,但原材料供应短缺、生产设备陈旧以及技术工人的缺乏,使得整个国家的工业生产能力急剧萎缩。国民政府的税制中没有所得税,国家财政收入主要依靠海关,但沿海的上海、天津、青岛、广州、汕头、南通、宁波等重要海关丢失后,国家的财政收入至少损失一半以上。

    武汉失守后,中国军队尚有三百万官兵位于前方,后方训练中的壮丁也有一千一百万,仅吃穿这一项,养活所有现役和非现役的官兵每一天都是一笔惊人的开销。况且,在这片饱受战火蹂躏的国土上,还有数量惊人的难民需要政府救济,还有涌向云、贵、川三省的数量可观的教授、教员和学生需要政府资助——中国自民国以来就有把教师纳入高薪收入阶层的惯例,但本身已处在颠沛流离中的国家教育部,哪里还有那么多的大洋既能供发放又能供支出?世界舆论普遍认为,仅就国民政府的财政能力而言,中国的抗战顶多还能支撑半年。可是,尽管国家财政已经濒临崩溃,还是要养活数量庞大的军队。在中国广袤的国土上,没有足够数量的军队,便无法支持与曰军在漫长战线上的军事对峙。

    武汉失守后,中日两军在正面战场的对峙态势是:卫立煌的第一战区:主要作战兵力十二个步兵师和一个骑兵师,战场地域以洛阳为轴心,背靠豫西伏牛山,钳制着晋南中条山,与占领同蒲路(大同至风陵渡)南段和豫北的日军平田健吉的第三十七师团以及前田治的第三十五师团对峙。阎锡山的第二战区:主要作战兵力三十二个步兵师和五个骑兵师,战场地域以晋西南的吉县为轴心,囊括了晋西数县,背靠陕北宜川,与占据太原的日军筱冢义男的第一军对峙。顾祝同的第三战区:主要作战兵力二十二个步兵师,战场地域以皖南屯溪为中心,背靠浙赣闽腹地,与日军藤田进的第十三军对峙。张发奎的第四战区:主要作战兵力十八个步兵师,战场地域以广东韶关为基地,与日军安藤利吉的第二十一军对峙于北江、西江两侧。李宗仁的第五战区:主要作战兵力三十四个步兵师和一个骑兵师,战场地域以湖北襄樊为根据地,主力位于鄂北和豫南的大洪山、桐柏山区。战区副司令长官李品仙率桂军的两个军滞留在平汉路以东的大别山区,以牵制或阻滞日军西进。朱绍良的第八战区:主要作战兵力六个步兵师和四个骑兵师,战场地域以兰州为基地,指挥西北马家军和傅作义的部队,与日军冈部直三郎的蒙疆军对峙于绥蒙与黄河河曲地带。薛岳的第九战区:主要作战兵力五十二个步兵师,战场地域以湖南衡山为基地,与日军冈村宁次的第十一军对峙于赣湘鄂边的幕阜山脉以及鄱阳湖和洞庭湖畔。蒋鼎文的第十战区:作战兵力九个步兵师、一个骑兵师,战场地域为陕西省周边。

    另外,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统辖的敌后游击区是:于学忠的鲁苏战区,主要作战兵力七个步兵师和部分游击部队,战场地域为江苏省北部和山东省;鹿钟麟的冀察战区,主要作战兵力五个步兵师、一个骑兵师以及河北游击部队。除此之外,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还直辖三十二个步兵师,其中二十三个步兵师用于一线部队的轮替和应急作战,主力配置在衡阳至桂林之间;剩下的九个师布置于川康陕地区,任务是“绥靖”。

    尽管中国军队陆军总兵力已达二百四十二个师又四十个旅,可打起仗来却总是捉襟见肘。就中国军队综合战斗力而言,每场作战都须投入对战日军十倍左右的兵力,此时日军侵华兵力总数已达四十多万,中国军队一线战场配置三百万兵力显然不够。由于与日军连续苦战近二十个月,中国军队中有不少部队已徒有其名,伤亡过重,缺额甚多,基本失去了继续战斗的能力,亟待补充。因此,南岳军事会议确定了“三分之一”计划:三分之一的部队担任一线作战,三分之一的部队担任敌后游击,另外三分之一的部队调到后方整训,争取一年之内把全国军队轮训一遍。可是,在战争仍在进行的时日里,这一轮训计划直到数年后战争结束时都没能完成。

    三分之一的部队担任敌后游击的设想,显示出中国最高统帅部的这种认识:在战争的第二期,敌后作战的重要性已等同于正面战场。蒋介石决定举办游击训练班,由他亲自兼任训练班主任,并请游击战的行家里手共产党将领出任讲师。一九三九年二月十五日,第一期游击训练班正式开学,学员一千零四十六人,分别来自军事委员会指挥机关、中央军校、各战区部队、各地政府机关等。教学内容主要包括游击战战略、战术、技术以及民众运动和游击战政治工作。汤恩伯任教育长;叶剑英任副教育长,负责讲授训练班主课《游击战概论》;而周恩来担任国际问题讲师。毫无疑问,共产党武装不但是敌后战场的绝对主角,而且凭借着民众工作的经验和传统,其军事力量必定以惊人的速度膨胀。因此,中国共产党及其武装力量的存在,至少在日军暂时还没有发动更大规模的进攻时,成为国民党人的心头之患。

    一九三九年一月七日,国民政府颁布抗战第二期作战指导方案。这一作战指导方案,内容之空泛、战略之消极、行文之简陋令人吃惊。它流露出的信息有二:一、在正面战场,中国军队如能保持并巩固现有态势,就是军事上的成功。也就是说,自一九三九年起,正面战场的作战原则是守势,作战任务一律笼统为:“极力保持现在态势,尽力吸收敌人多数兵力而消耗之。”二、敌后战场将成为重要作战地域。为此,蒋介石一再要求“增强军民力量”,保持游击根据地,“积极展开广大之游击战”。但是,从这一简陋的方案中又可看出,蒋介石特别设立的第十战区以及鲁苏、冀察战区,其主要针对的不是日军,而是共产党武装。第十战区所辖地域,将共产党中枢所在的陕甘宁边区严密地包裹起来。从一九三九年开始,第十战区的辖区内没发生过任何一场亨日军的作战,但其保持强大兵力的态势一直持续到抗战结束后国内战争爆发。

    一九三九年一月二十一日至三十日,中国国民党在重庆召开了第五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五次会议。一百五十五名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候补执行委员和监察委员、候补监察委员出席。会议内容涉及第二期抗战的政治、军事、经济、外交、教育等方面,主要议题是抗战和党务。基于共产党不断发展壮大的现实,蒋介石严厉要求国民党人检讨自身缺陷,他认为目前党内充斥着“惰性”、“虚伪”、“散漫”和“迟滞”等不良习气,最严重的是普遍存在的“信仰危机”几乎导致国民党“奄奄一息”:“到了现在,本党差不多是奄奄一息,沉寂无声,一般民众不仅对党无信仰,而且表示轻蔑……”,蒋介石在会上公开表示:共产党当然有它的策略,看过它的党的建设就可以知道,它对于中国国民党自然没有好意。它所以要和我们合作,不过是一种策略而已。国民党必须拿出“有进无退的革命办法”来应对。

    根据国民党人的思维逻辑,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的议题重点从对外转到了对内,会议制定出了一整套“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具体政策,会后一系列相关的秘密文件相继出炉:《防制异党活动办法》《异党问题处理办法》《共党问题处置办法》《运用保甲组织防止异党活动办法》《沦陷区防范共党办法草案》等等。一在与日军的军争对峙中“极力保持现在态势”的同时,国民党已开始转向于如何防范、限制、排斥和打击中国共产党。在《共党问题处置办法》中,进一步详细制定了限共、反共的具体措施,包括“各战区之国军于暗中划一地境线,不许十八集团军部队越境,若不服制止,即将其侵越之部队剿灭之”;“对十八集团军之游击行动只给予临时任务及攻击目标,不划给固定或永久区域,保持中央军队对任何地方均可开去”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