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六章  相持阶段的到来（2） 

令国民党人心绪复杂而又颜面难堪的是，就在他们拟订反共文件的这段日子里，蒋介石不断地接到共产党武装在敌后与日军作战的战况电报。鉴于共产党武装在敌后战场的积极作战，鉴于全国民众对国共合作团结抗战寄予着厚望，国民党又不得不对反共行为有所顾忌，其一系列反共文件的出笼都极其机密。

    一九三八年秋冬之际，中共中央扩大的第六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会议在延安举行，参加会议的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共十七人，中央各部门和各地区的领导干部三十多人。一比起国民党的中央全会，共产党的中央全会人数少很多，但这也是共产党自“六大”以来出席人数最多的一次中央全会。会议的中心议题是毛泽东所作的政治报告《抗日民族战争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展的新阶段》以及毛泽东在会上所作的结论《战争和战略问题》。毛泽东指出：“中日战争的长期性将表现于在敌则进攻，相持，退却；在我则防御，相持，反攻，这样三个阶段之中……三个阶段的主要特点，在于包含一个过渡的中间阶段。这就是说，第一、我之抗战必须用尽一切努力去停止敌之进攻，假如敌之进攻不能在一定时间与一定地区停止下来，就无所谓性质不同的三个阶段。第二、相持阶段出现了时，必须用尽一切努力去准备我之反攻所必需的一切条件，设若不然，就不能过渡到反攻阶段里去，而只是永远的相持，也无所谓三阶段……”

    毛泽东认为，抗日战争的“相持局面快要到来了”，原因是：“敌人占领武汉之后，他的兵力不足与兵力分散的弱点将更形暴露了。如果他再要进攻广州、西安、宜昌、长沙、南昌、梧州、福州等地并作占领之企图，他的兵力不足与兵力分散之弱点所给予他的极大困难，必将发展到他的进攻阶段之最高度，这就是我之正面主力军的顽抗与我之敌后庞大领土内游击战争的威胁，所加给敌人兵力不足与兵力分散现象上的极大困难……”那么，在抗日战争的相持阶段中，战争的形势又是怎样的呢？毛泽东说：“新阶段中，正面防御的是主力军，敌后游击战争将暂时变为主要的形式。但敌后游击战争在敌我相持的新阶段中，将采取一种新形势发展。”这种新形势包括：在正确的方针和指导下，游击战争在广大地区得到“广泛的发展”。在游击战争充分发展的地区，巩固已建立的基础；在游击战争尚未发展的地区，迅速地发展游击战争。而在将来，“必须用尽一切努力坚持保卫根据地的游击战争，在长期坚持中，把游击部队锻炼成为一支生力军，拖住敌人，协助正面”。

    与抗日战争发展到新阶段同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也发展到了新-阶段。毛泽东指出：“由于新阶段中将遇到比前更多的困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也就应该适应这种情况而表现其向困难斗争并将任何困难战而胜之之伟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必须以一种新的姿态出现，才能应付战争的新局面。这种新姿态，就是统一战线的广大的发展与高度的巩固……发展方面，是扩大各党的组织与扩大民众的组织；巩固方面，是各党采取新的政策与新的工作，减少相互问的摩擦，做到真正的精诚团结，共赴国难。” 以毛泽东的政治报告为基础形成的《中共扩大的六中全会政治决议案》指出：“全中华民族的基本任务应该是：坚持抗战，坚持持久战，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以便克服困难，增加力量，停止敌之进攻，实行我之反攻，以取得最后驱逐日寇出境和建立独立自由幸福的三民主义新中国的光荣胜利。”

    不幸的是，自一九三九年起，国共的政治摩擦和军事冲突还是不断显现。而此时的中国，不仅必须面对日益复杂的国内形势，还要面对外部凶险四伏的混乱世界。日军进攻武汉期间，英、法、德、意四国首脑在慕尼黑召开国际会议，签订了对世界历史产生重大影响的《慕尼黑协定》。。这个背着捷克斯洛伐克出卖其领土主权的协定规定：捷克斯洛伐克将苏台德地区及其一切附属设施和物资无偿地交给德国，捷克斯洛伐克的其余领土将被确保“不受侵犯”。只是《慕尼黑协定》签订四个月后，德军便开进了捷克斯洛伐克，宣布捷克斯洛伐克全境归属德国。接着，希特勒批准了入侵波兰的作战计划；然后，意大利军队冲入了阿尔巴尼亚。德国的凶猛扩张把英法逼入了死胡同，英法这才匆忙宣布与波兰、罗马尼亚、希腊、荷兰、土耳其等国形成军事联盟。与此同时，希特勒也宣布废除《英德海军协定》和《德波互不侵犯条约》等，并与意大利签订军事同盟条约。至此，在欧洲，形成了政治和军事截然对立的两大集团，欧战一触即发。

    《慕尼黑协定》给国际关系带来了巨大危险，并成为日本在亚洲的侵略得以膨胀的催化剂。《慕尼黑协定》出笼后，日本立即发表了确立“东亚新秩序”的声明。这一声明与希特勒的行动一样令列强惶惶不安：过去亚洲历史上所有已经形成的、正在形成的“国际秩序”，包括对殖民地的占领、势力范围的划分、贸易市场的占有和军事影响力的存在等等，统统作废。历史上其他各国无论用何种手段得到的权益也统统到此为止，亚洲的一切都要重新纳入日本制定的以日本为轴心的“新秩序”中。

    面对日本在亚洲的挑战，西方列强终于尝到了自食其果的滋味。美国人一向崇尚自利主义。日本侵华之初，为维护自己的在华利益，美国口头上反对日本在中国的扩张，行动上执行的却是美式“绥靖主义”。中国军队放弃武汉后，一九三九年一月，美国驻日大使格鲁承认：日本对美、英、法三国的出口贸易，占其出口总额的百分之七十，其收入全部用于购买工业原料。尽管中国方面屡次向英、美、法等国提出对日实行禁运，以削弱日本的国力和军力，减轻中国所遭受的战争苦难，并对中国的抗战提供援助。但是，自一九三七年至一九三九年，美国仍对日出口了价值七亿一千六百万美元的各类物资，是同期对华出进口总量的一半以上。——在日军向中国腹地大举进攻的时候，美国军火商源源不断地将飞机零件和重型炸弹卖给日本，在淞沪、南京、徐州、武汉乃至重庆，难以计数的中国军民死于美国制造的炸弹。美国人对日本的汽油、钢铁、机械等军需物资的输出，直到太平洋战争爆发才停止。

    与美国相比，英国对中国的态度和立场更为恶劣。。日本发动侵华战争后，英国始终与日本暗中勾结，置中国正在承受的战争苦难于不顾，只竭尽全力地维护其自身的在华利益。英国人的策略是“鹬蚌相争，渔翁得利”。武汉失守后，英国驻日大使克莱琪在给英国外交大臣的报告中直言不讳地说，英国要“对交战双方维持友好关系……以便在和平谈判及以后时期，我们能尽到适当的作用”。“我们的政策应该是拖延时间，期待双方终至完全筋疲力尽，允许我们帮助实现这个悲惨冲突的合理解决”。—一什么叫作“合理解决”？说白了，就是日本的侵华战争打得越惨烈，越可以满足英国人消减日本实力的期待；而中国遭受的战争损失越惨重，英国人越能在战后的重建中捞取最多利益。

    可是，日本人的“东亚新秩序”公开了，英、美等国这才强烈地意识到：日本侵略中国的目的不仅是要征服中国，还要把西方势力赶出中国乃至整个亚洲。此时的英、美只有三种选择：一是大力援助中国，积极介入对日战争，以保全自己的在华利益。但是，英、美谁都不愿与日本全面交恶，尤其是在欧洲已现危机的情况下，更担心由此会促使日本加速投靠德国。二是与日本全面妥协，承认日本侵略中国的合法性，换取远东局面的暂时稳定，以便集中力量于岌岌可危的欧洲。但是，这不仅意味着英、美等国的在华利益将全面丧失，还会导致整个亚太地区战略格局与战略利益的失衡，很可能最终得不偿失。三是折中政策，即利用中国的抗战来挫伤日本的扩张，然后寻找合适的时机以牺牲中国的某些利益哪怕是重大利益为代价，换取日本的让步，实现双方的妥协，以保全列强的在华利益以及在亚洲的基本地位。英、美等国决定选择第三项。

    一九三八年十二月三十日和一九三九年一月十四日，美、英两国政府相继向日本提出强烈抗议，申明“门户开放”原则不容某一方片面取消，反对“新秩序的内容和条件”，“既不接受也不承认日本用武力在中国造成的局势”。这时候，有一种观点得到了美、英等国的广泛认同：“只是由于中国的抗战挡住了日本军团，他们才没向加利福尼亚进军。”——英、美等国不得不重新审视中国的抵抗意志和抗击能力，他们发现中国的战争潜力远比之前预料的要大得多，其可靠证据便是：日本人几乎穷尽全力，尽管占领了武汉，但中国依然没有屈服，领导抗战的国民政府也没有垮台。因此，避免中国被战争挫败便是避免丧失制约日本的筹码的认知，逐渐占据了上风。英、美等国终于承认，支持中国的抗日战争，是目前对抗日本“东亚新秩序”的有效办法。而援助中国最直接的手段，就是提供政府贷款。但是，英、美对华贷款可谓风声大雨点小，不但总是因为各种顾虑难产，而且往往限制颇多。比如，为了不刺激日本，贷款对象不能是国民政府，必须由中国民间机构出面，-等等。尽管如此，美国于一九三八年十二月十五日宣布，提供给中国两干五百万美元的贷款；四天后，英国宣布提供给中国五十万英镑的贷款用于购置卡车、五百万英镑的贷款作为平准基金以稳定中国货币。——仅就贷款的数量而言，对于中国可谓杯水车薪，只能说是精神意义大于物质意义，即在国际上，英、美等国对中日战争公开表达了基本立场。

    可是，即便如此，列强依旧幻想着劝说国民政府妥协，以牺牲中国利益的代价谋求与日本平分中国利益的目的。日军逼近武汉外围时，英国人就提出愿意就中日和解进行斡旋。武汉沦陷后，法国人也表示“公正解决”中日冲突的时机已经出现。英国人甚至向日本和中国两方提出了具体建议：英国愿意承担让中国人停止一切排日活动的责任，而中国应该放弃满洲。列强向日本传达出这样一个信息：如果日本愿意和解，他们可以为此召开一次“远东国际会议”，或者称为“太平洋会议”——说穿了，就是“东方慕尼黑会议”，只是会议不是向德国出卖捷克斯洛伐克的苏台德地区以及整个捷克斯洛伐克，而是向日本出卖中国的东北地区以及整个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