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树增:《抗日战争》

 第十六章  相持阶段的到来(3)

 

此时,中国的主要外援是苏联。据统计,一九三八年至一九三九年间,苏联向国民政府提供了三次易货贷款,总金额达两亿五千万美元。武汉会战前后,中国军队在战场上损耗的重武器,包括飞机、火炮、汽车和轻重机枪,基本上都是苏联援助的。苏联先后派出两千多名航空志愿者直接参战,武汉会战前后牺牲在中国战场上的苏联飞行员有二百余人。斯大林曾当面指示出任中国短期军事顾问的崔可夫:“我们驻华全体人员的任务,就是要紧紧束缚日本侵略者的手脚,只有当日本侵略者的手脚被捆住的时候,我们才能在德国侵略者一旦进攻我国的时候避免两线作战。”更不可忽视的是,在中国抗日战争的整个进程中,苏联远东军的强大存在,客观上极大地支持了中国的关内战场。如果没有苏联远东军与近七十万乃至日后增至一百二十万的关东军的对峙,日本就可以在中国关内战场投入更多的精锐师团,那么一九三九年的中国对日战局又将是什么样子?

    占领武汉之后,日本方面陷入了困境。“对日本来说,对战争规模起着制约作用的,实际上还是它的黄金储备量。”日本战史记述:“这时日本贸易结算用的黄金库存量,还不足日俄战争时可资筹措的外汇量的一半。也就是说,事变爆发时日本银行储备的黄金,包括发行纸币的准备金,全部不过十三亿五千万日元,而日俄战争时储备正币(硬通货)一千四百万日元及外债八亿日元,按昭和十二(,一九三七)年价格折合为二十八亿日元,两相比还不足日俄战争时的一半(百分之四十八)。”

    自中日战争爆发到武汉会战结束,近二十个月的战争期间,日本方面不但付出了损伤二十余万兵力的代价,而且连续四次追加军费,军费累积支出总额已达八十亿日元以上,这是日本历史上四次对外战争,即中日甲午战争、日俄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九一八”事变战费总额的一点六三倍。一九三八年,日本的黄金储备量为十三亿五千万日元,而武汉会战前后,日本使用外汇结算的进口军用物资花费额高达九亿六千万日元。由于出口严重萎缩,为弥补贸易逆差,只能动用黄金储备,这使得日本的黄金储备由原来的三百八十八吨急速下降到二十五吨左右。战争的巨大消耗,使日本经济陷入恶性循环之中:消耗使出口产业因原材料不足而生产力下降,出口下降又造成进口原材料的减少,工业生产因原材料短缺几乎陷入困境,日本国力的穷困已经显现。

    更为严重的是,日本的兵员开始发生短缺。侵华战争发动后,日本曾大规模扩军,一九三七年扩编了七个师团,一九三八年扩编了十个师团。于如此短的时间内急促扩编,不得不在民间大量征用预备役和后备役。一九三八年下半年,在侵华日军中,现役兵仅占百分之十一点三,预备役兵占到百分之二十二点六,后备役兵已占百分之四十五点二,而补充役兵占百分之二十点九。这种畸形的兵源结构,严重降低了日军的战斗力。武汉会战结束后,侵华日军已达三十二个师团,日本国内只剩下一个师团。其军事配置是:东北八个师团,华北十二个师团,华中十个师团,华南两个师团。日军仅分散在交通要道上和主要城市里,兵力还是不够。在正面战场,即使与中国军队对峙,也需要大量兵力才能保持现有态势,因为中国军队随时可能发动反击;而在敌后战场,华北地区必须配置更多的兵力,因为共产党武装不断地骚扰日军的后方基地、蚕食日军的占领区、袭击日军的交通运输线,并且建立起很多面积可观的抗日根据地,从而使日军在华北占领区内危机四伏。

    汪精卫的投敌,无疑曾使处于战争困境中的日本人喜出望外。日本首相近卫文?在“东亚新秩序”的声明中称,日本“希望通过蒋介石的敌人与中国达成和平的愿望”,而“他所说的敌人就是国民党内部的一派领导人——汪精卫”。但是,日本人很快就发现,尽管汪精卫极力拉拢各方要人,但在中国社会各界高层内,认同汪派“和平建议”的人寥寥无几。日本驻上海领事馆向日本外务省密报:“现在,汪派所搜集的人,大多是过去党政界的政客、官僚和腐败分子,在广大民众中没有任何基础。今后,汪派的活动若不能对重庆政权内的重要分子以影响,若得不到广大国民之拥护,前途极为渺茫。”而对于在中国国土上的侵华日军来讲,本想依靠汪精卫的力量“逐步减轻”自身的占领负担,“但遗憾的是,现在的情况还只能由军本身配置相当大的兵力。随着政略谋略的进展,在一定程度上缓和军的负担的时机的到来,并非不可指望,但是过早期待其实现不能不说是危险的”。———一日本人并不相信汪精卫“有结束战争的能力”。

    日本的盟友德国也在其困境的伤口上撒了一把盐:尽管德国在欧洲的扩张引起了英、法、美、苏等国的高度关注,这无疑有利于日本在亚洲展开“新秩序”;但是,德国的咄咄逼人也令日本人意识到,德国很可能早于日本的预期发动世界大战,这对日本又是绝对不利的。日本原本打算速战速决中国战事,再与德国呼应驱逐美、法、英等国在亚洲的势力。而如果急于求成的德国很快与英、法开战,势必会减轻苏联于欧洲方向的警戒压力,那么苏联远东军事力量的存在,就将给日本的后方造成巨大威胁。——只要没有彻底征服中国,在进一步瓜分世界的目标上,日本就不能说已经准备好了。在日本人看来,德国人固执而自私,不但可以不顾及日本的利益,而且正在与日军作战的中国军队,其手中的武器,一半以上都是从德国买的,还不知有多少日本人死在了德式武器下呢。

    战争双方都面临着巳难,只看哪一方能够坚持下去了。这就是抗日战争“相持阶段”到来的标志。

    三月,春风又缘江南岸,北方的柳芽也挂满了枝条。突然,日军发动攻势了。日军的攻势直指江西南昌。这次被中国战史称为“南昌会战”的作战,是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第一场较大规模的战役。因此,战役的胜负对于交战双方似乎都有着一种开局的意义。从整个战场态势上看,占领武汉之后,日军沿着长江已深入中国海岸线内一千二百多公里的区域内。由冈村宁次指挥的日军第十一军犹如一个伸入中国腹地的大脑袋,如果把沿长江部署的部队比作它的脖子的话,因为脑袋伸进得过于远了,脖子又长又细因而显得十分脆弱:长江以南是陈诚指挥的中国第九战区,拥有五十二个步兵师;长江以北是李宗仁指挥的中国第五战区,拥有三十四个步兵师又一个骑兵师和一个骑兵旅,再加上游击部队,占领武汉地区的日军第十一军实际上已处在中国近一百个步兵师的夹击之中一这条又长又细的脖子随时都有被折断的危险。尽管冈村宁次在武汉周边不间断地进行“扫荡”,但依旧无法改变这种战场态势,唯一的办法就是彻底清除危险因素,而卡在日军脖子上的最为重要的城市,就是长江边上的南昌。

    江西省会南昌,坐落在南浔铁路与浙赣铁路的交会点,不但是中国第九战区和第三战区的后方联络线以及补给线枢纽,还是中国以有限的空军利用南昌机场袭击九江附近长江江面上的日军舰船以威胁其后方补给线的作战前沿。因此,日军如果能够攻占南昌,不但可以利用南昌机场缩短航空兵对中国南方进行战略轰炸的航程,切断中国军队于浙江、安徽、江西经过浙赣铁路至大后方的交通线,更重要的是可以解除长江航道上的威胁,保持武汉占领军的后勤补给,稳定占领区的安全形势。

    武汉会战后,日华中派遣军为巩固对武汉的占领,撤销了第二军序列,把原属于第二军的第十三、第十六师团和派遣军直属的第三、第九师团,全部配属给冈村宁次的第十一军,使其兵力扩大为七个师团,即第三、第六、第九、第十三、第十六、第一o一以及第一o六师团。一九三九年一月十九日,又增加了独立混成第十四旅团,三月十五日再增加了第三十三、第三十四师团。由此,冈村宁次的第十一军成为日本陆军中兵力最为庞大的一支,成为侵华日军中和中国军队对峙、作战的主力部队。一九三九年一月三十一日,冈村宁次发布南昌作战指导。二月六日,华中派遣军下达《对南昌作战要领》。自宵正式确定南昌作战的代号为“仁号作战”。

    一九三九年二月,在长江以南,与日军第十一军对峙的中国第九战区部队仍处于补充整训中,其位置和部署是:战区副司令长官兼前敌总指挥罗卓英指挥的第十九集团军的第七十、第四十九、第三十二、第七十九军以及第二十九军之预备第五师,位于鄱阳湖以西,防守从吴城经永修一直向西沿修水西岸至武宁的一线阵地以及南昌外围的二线阵地,总司令部设在南昌;王陵基的第三十集团军的第七十二、第七十三、第七十八军,防守位于南昌西北方向修水河边的武宁地区;卢汉的第一集团军的第五十八、第六十军和新编第三军以及战区直辖部队俞济时的第二十集团军的第七十四军,控制在长沙、浏阳、醴陵地区,为预备队;汤恩伯的第三十一集团军的第十三、第十八、第九十二、第三十七、第五十二军,守备鄂南和湘北;另外,湘鄂赣边区挺进军樊崧甫的第八军防御武宁以北的北横路地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