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树增:《抗日战争》

第十八章   国家至上,民族至上 (1)

 

一九三九年三月十二日,蒋介石颁布《为实施国民精神总动员告全国同胞书》。为什么战争进行到相持阶段,要进行全体国民的“精神总动员”?蒋介石在演讲中开列了若干理由:一、“当前国运之危殆,强寇之猖狂,既由吾人已往精神行为之颓惰散漫,因而召此不良之结果”;二、“在我们抗战开始,不到两三个月的时候,那时国外舆论对我国有各种不同的批评,中间有一句极其怵目惊心的评语,说是‘中国不论在精神上或物质上,都不够抵御外力”’;三、“我们必须承认精神力量的伟大,超过于一切物质的力量,和一切的武力”;四、“一个国家如果因为精神的衰微,而遭受外来的侵略,已经是这一代国民无比的耻辱;如果到了危急存亡的时候,还不能集中我们的精神,家喻户晓、父诏兄勉地来保卫国家,渡过当前的艰危,开辟未来的命运,那不仅是这一代国民的耻辱,简直是一种罪恶”。

    拯救中国国民精神的总运动,是在日军对国民政府临时首都重庆的狂轰滥炸下进行的。在没有力量扩大占领区的情况下,日军大本营决定利用优势空军力量,对中国大后方战略目标实施大规模轰炸——中国的战时首都重庆成为首选目标。或许日本人以为,把这座山城从中国的地图上彻底抹去,就能挫败国民政府的抗战意志,使其面临崩溃。重庆,中国西部古城,位于嘉陵江与扬子江的汇合处,依巴山和巫山天然屏障,扼守着长江水路要冲,在地理上犹如一座天然军事城堡。日军占领武汉后,曾仔细研究过攻占重庆的作战计划,发现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陆军无法突破大巴山和巫山山脉的险峻山路,海军也无法突破长江三峡的凶险水道。日军虽然被巴山所阻,但他们可以向重庆倾泻炸弹。

    日本人把轰炸重庆的军事行动称为“政略攻击’。“政略攻击”这一军事术语,最早出现在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其时日军大本营颁发了《航空部队使用法》,其中对“政略攻击”的概念作出如下阐释:“政略攻击的实施,属于破坏要地内包括重要的政治、经济、产业等中枢机关。并且至要的是直接空袭市民,给敌国国民造成极大的恐怖,挫败其意志。”日军认为,他们实施的这种恐怖攻击,可以单靠航空兵的力量,就能让中国的战时首都体无完肤。——造成战争对手精神上的陷落,比起翻山越岭地进行地面占领,不但划算,且是对一个民族的真正征服。

    至于国际法明确规定战争行为不得殃及平民的条例,曰本人不屑一顾。在对中国重庆实施的规模空前的轰炸中,日军以其不可理喻的疯狂与残忍,制造了世界空战史中最为黑暗的一页。日军占领武汉后,一九三八年十二月二日,日本天皇批准了轰炸重庆的作战斗划。随后,日军决定将陆军的飞行战队、航空兵的飞行团、海军的联合飞行队以及空战队整合在一起,以武汉和孝感为飞行基地对重庆实施轰炸。

    一九三八年十二月九日,根据大本营的命令,日军华中派遣军指定陆军第一飞行团执行轰炸重庆的作战任务。一九三八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日本陆军第一飞行团团长寺仓正三下达作战命令:二十六日十三时对重庆实施第一次轰炸。至于攻击目标和任务,寺仓正三的表述是:“重庆市街,务使敌政权上下感到震撼。”

    二十六日上午十时三十分,日军第一飞行团的十二架九七式重型轰炸机自汉口机场起飞,十三时三十五分抵达重庆上空。可是,飞行员根本看不到重庆,机翼下是一片灰白色的浓雾。即使降到了安全允许的最低高度,还是什么也看不见。因为油料有限,转了几圈后,日军飞行员只好返航。在第一批九七式重型轰炸机起飞二十分钟后,十架意式重型轰炸机跟着起飞,于十四时抵达重庆上空,盘旋良久后,日军飞行员终于从云雾的缝隙间发现了一片看似城市的目标——“推测这可能是重庆东侧地区,即以此为基准进行了推测轰炸”。第一次轰炸就这样结束了,日军认为:“战果虽不明,但从敌人的无线电信判断给了敌人极大威胁。”

    日本人只顾考虑自己飞机的作战半径了,没有想到中国的重庆还有一个“雾都”的绰号。——每年春节过后的一至五月,这座山城基本上昼夜不断地被笼罩在潮湿的云雾中。在此期间,山城居民会把阳光照射大地的某个瞬间视为出现了人间奇迹。

    日军对重庆的第二次大规模轰炸,发生在一九三九年一月七日。此时日本方面获悉,国民党即将在五届五中全会上作出限制共产党活动的决定。于是认为,应该立即使用军事手段在中国的政治伤口上撒上一把盐。日军第一飞行团根据气象情报,判断七日那天重庆的浓雾有开裂的可能。是日,三十一架重型轰炸机分三批从汉口机场起飞,于下午三时左右飞临重庆上空,却没有看到浓雾裂开的迹象:“云量十米,云高二千五百米,但扬子江上云量稍薄,可以判断出江的形状,在东南云上望见了金佛山。”于是,日军以隐约可见的长江的形状以及距重庆约九十公里的露出云层的金佛山顶为基准,依据航程和航向对重庆市区进行了推测性轰炸。一“敌机没有迎击,所以我未受损失。战果不明,但重庆发布广播称:重庆遭到轰炸,击落敌机八架。”

    炸弹迟迟不能落在重庆市民的头上,这令日本军方焦躁不安。一月十日,第一飞行团的三十一架重型轰炸机第三次飞往重庆,这次终于在重庆上空的云缝中看到了市区,日军飞行员从四千五百米高空投下了四千五百公斤航空炸弹。受到这一战果的刺激,十五日,日军第一飞行团的重型轰炸机第四次起飞,拟对重庆进行更为猛烈的轰炸。但是,令日军飞行员没想到的是,他们在重庆上空遭到了中国空军的猛烈截击。飞在最前面的侦察机发现云层上的十二架中国战机后,马上通知后面的轰炸机,可轰炸机已经飞临重庆上空。中国战机立即向日军轰炸机扑来,双方开始了激烈的空战。重庆地面的中国防空炮也首次向日军轰炸机开火。尽管重型轰炸机不适合空中格斗,日军还是在空战的同时把携带的航空炸弹全部投向了重庆。此次空战的结果是:中国空军损失战机十一架;日军重型轰炸机四架被击伤,但均安全返航。

    日本人从反馈的情报上看,大批量的炸弹似乎没有几颗落在重庆平民头上,连续的轰炸后也没见中国方面有什么激烈反应。——“连日来天气恶劣,寺仓第一飞行团长认为坚持攻击重庆不妥当,建议应把攻击转向天气较好的兰州方面。一月二十一日,航空兵团司令官采纳了这一建议”日本人决定耐心地等待中国“雾都”上空的浓雾消散。尽管日军已经四次飞临重庆进行轰炸,但这座中国的战时之都并没有显示出日本人想象中的惊恐。无论日本方面如何强调蒋介石政权已经沦为一个“地方政权”,作为国家统帅机构的国民政府依旧在照常运转。

    每一天都盼着国民政府崩溃的日本人终于等到了五月。五月,笼罩在重庆上空的云雾裂开,阳光倾泻山城。中国的战时首都重庆,清晰地袒露在万里晴空之下,日军海军第二联合航空队第十三、第十四战队以及高雄航空队奉命加入轰炸重庆的作战。一九三九年五月三日十六时,日本海军第二联合航空队的四十五架中型轰炸机飞临重庆上空。日军机群沿着长江北岸开始俯冲,向重庆的繁华商业区投下了密集的炸弹。中国空军三十架飞机升空迎战,击落日机两架,但自己损失了五架,对日军的轰炸没有起到严重妨碍作用。重庆城中心的二十七条主要街道十九条中弹,中弹区烈焰熊熊,房倒屋塌,人声惨叫,血肉横飞。据不完全统计,日军投弹一百六十六枚,炸死重庆平民六百七十三人,伤三百五十人,炸毁房屋一千零六十八间。

    日军轰炸的不是战场,是城市市民区。这是肆意的屠杀。为了应对日军的空袭,国民政府要求重庆所有的人倚山城的特点挖掘出大大小小无数的防空洞。国民政府希望把日军空袭的伤亡降到最低限度,但是,谁也不可能把一座城市和它的百姓全都藏起来。第二天,日本海军第二联合航空队决定对重庆嘉陵江边的商业区和住宅区再次发动空袭,时间定在黄昏。为应对中国空军的截击,日军采取了这样的策略:机群先在重庆附近上空盘旋,与中国战机周旋,待中国战机燃料耗尽必须加油时,突然集群式地向预定目标俯冲而下。四日十七时左右,二十七架日军轰炸机分三个批次在预定目标上空投下了携带的航空炸弹,落弹区从中山公园到嘉陵江边长一公里多,从朝天门码头到七星岗之间长约两公里。日军投弹一百二十六枚,炸死重庆市民三千三百一十八人,伤一千九百三十七人,毁坏建筑三千余间,始建于唐代的罗汉寺荡然无存,连英法使馆和美国教堂都未能幸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