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一章 对得起四万万同胞父老（1）

一九四o年元旦，蒋介石广播训词，特别提到中国的国民精神问题，这在中国是一个老问题。蒋介石的话音刚落，中国的南北汉奸便在南京集合了。一九四G年三月三十日，经过一年多的密谋策划，以汪精卫为首的伪国民政府在日本人的导演下在南京成立。这天清晨，满目疮痍的南京城内，在日本士兵的刺刀下，悬挂起汪精卫伪政权的旗帜一在青天白日满地红的中华民国国旗上挂着一条黄色三角条，上面写着“和平反共建国”字样，分别使用了楷书、隶书、行书和草书，看上去无论如何是世界上最为古怪的“国旗”。

    为建立伪政权并“还都”南京，汪精卫可谓费尽周折。侥幸躲过军统特务的暗杀后，汪精卫准备离开河内前往上海，大批换上西装的日本军人奉命一路护送。汪精卫既想与日本人合作，又想力避卖国之嫌，于是拒绝乘坐日本人准备的“北光丸”号轮船，特意租用了一条只有七百六十吨的法国小货轮。可是，这艘法国小货轮没走多远就遭到暴风雨的袭击，最后还是被载重量五千五百吨的“北光丸”号营救。到了上海，为安全起见，汪精卫直接住进了戒备森严的土肥原贤二公馆。这时候，汪精卫才发现，日本人只是把他视为一个与蒋介石谈判的筹码，根本没有支持他建立伪政权的意愿。

    时间进入一九三九年后，日本方面终于意识到，战争已经转变为他们最不想见到的长期态势，为此不得不调整指导对华战争的准则，其核心内容是：现地兵团保持长期持久的自给，在所有占领区获取各种所需资源，利用一切机会削弱中国的抗日力量，对扶植的各地政权不予“特殊的独立性”——“中国将来的政治形态，可采取分治合作制”。日本人并不认为汪精卫有让中国屈服从而结束战争的影响力。汪精卫急切地向日本人表达他的愿望：最重要的是建立一个具备兵力的“和平政府”。他告诉日本人只有这样一个“中央政府”才能达成中国与日本的“精诚合作”。与出逃重庆前和日本人达成的协议不同的是，那时汪精卫计划在中国的西南地区，也就是没有被日军占领的地区，成立一个与重庆国民政府抗衡的“新政府”；而眼下他准备把“和平政府”建立在日军占领区，亦即他的“和平政府”将是与华北、华中伪政权一模一样的汉奸政府。

    汪精卫的投怀送抱，并非日本人之最想——“从实际上看，今后要树立的中央政权，可以设想为以下两个类型：第一个类型是如统帅部期望的那样，成功地瓦解重庆政府，在一定程度上把重庆政府合并过来，由此成立中央政府。在这种情况下，作为中国唯一的中央政权，与之进行交涉，逐步将日本军的地位移让给中国军。第二个类型是新政府没有把重庆政府合并过来，可以预想这时新政府与重庆政府之间出现对立状态。从而在这种情况下，这个中央政府处在日本强有力的指导下，变成一种傀儡政权，事变就得不到真正解决。万一遇到了这样的事态，在陆军方面，比树立政权更为重要的是，要有大规模持久战的决心。日本人的根本初衷，还是让坚持抗战的国民政府或是屈服，或是垮台，或是瓦解。三年的战争已经证明，只要国民政府还在领导中国抗战，只要国民政府还与中国共产党人处于同一个抗日阵营中，日本人就必须负担在中国战场上的持久作战。所以，日本人的希望是，由一个拥有强大政治实力并能影响中国军队将领的人组建“新政府”，这样才足以日渐消损乃至最终挤垮蒋介石的国民政府。

    汪精卫只有亲自前往日本，与日本军政要员会晤磋商。汪精卫希望组建一个唯一的“中央政权”，为此，就须解散之前日本人在中国扶植的“已设政府”。但是日本人强硬地表明：所有日军占领之地，汪精卫皆不能染指。陆军大臣板垣征四郎对汪精卫说：“华北是日中两国国防上和经济上的特殊结合地区，蒙疆是国防上特别为防卫苏联的防共区域，长江下游地区是日华经济提携最密切地区。根据各地区的特征，并参照日华关系紧密程度，有必要把以前临时、维新两政府与日本之间发生的关系，以某种组织形式保持下来。华南沿海，由于对南方国防上的必要，主要是海军的问题，但不能不考虑两国国防上的特殊关系。”二十天的交涉，除了面对日本人规定的种种限制，忍下日本人给予的种种屈辱外，汪精卫没有任何实质性的收获。

    汪精卫乘船离开日本。回到中国后，又开始与华北伪政权头目王克敏和上海伪政权头目梁鸿志等人见面，商讨组建“政府”事宜。为保存自己的势力地盘，各伪政权头目无不给汪精卫一张冷脸，华北的王克敏甚至公开宣布，他的“临时政府”决不支持汪精卫的“任何冒险事业”。为表明自己才是国民党的老资格首脑，汪精卫召集了一次“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可搜罗了半天也凑不齐三百人的代表定数，只有把周佛海等人的七大姑八大姨弄来充数。“代表大会”对外宣称“三天盛会”，实际上只浮皮潦草地开了半天。接着，汪精卫开始筹划建立伪中央党部，并与南北两个业已存在的伪政权展开明争暗斗。

    汪精卫终于明白了，必须全心全意地投靠日本人，才能最终达到自己的目的，于是，在接下来与日本方面的谈判中，几乎答应了所有丧权辱国的苛刻条件，包括“中国承认满洲帝国”“接受日本关于军事上必要事项的要求”“国防上必须的特定资源的开发利用”等等。对于日本人来说，终以条约的形式保障了对中国主权和利益的侵略；对于汪精卫来说，终以卖国为前提可以组建他的“中央政府”了。汪精卫彻头彻尾的投敌叛国，令他之前的亲信陶希圣和高宗武万分难堪。陶希圣慨叹：“日方的条件所包含的地域，从黑龙江至海南岛；包含的事物，下至矿业，上至气象，内至河道，外至领海，大陆上则由东南以至于西北，这一切的一切，‘毫无遗漏的由日本持有或控制’。而高宗武的质疑是：“北方，南方，高山，海洋，它们全都不属于中国，中国百姓将何以安象？”⑤陶希圣和高宗吾叛离汪精卫而去，然后将他与日本人的密约公之于众。

    蒋介石说：“余见奸伪之人多矣，但未有如汪之卑劣者。”一九四o年三月三十日，汪精卫身穿礼服，出现在南京原国民党考试院大礼堂的“还都”典礼现场。宣读《还都宣言》后，宣布他就任“国民政府”主席，兼任伪行政院院长。接着，其他官员分别宣誓就职：伪立法院院长陈公博，伪司法院院长温宗尧，伪监察院院长梁鸿志，伪财政部部长周佛海，伪考试院院长王揖唐，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王克敏，等等。中国的南北汉奸混杂在一起，表演了近代史上最丑陋的一幕。

    即使组建成立了中国又一个“国民政府”，汪精卫依旧没能获得日本人的真正重视。日本人看得很明白：“从本质上讲，同重庆政府达成全面和平为最终目标。因此，仅仅建立南京政府，其本身并不是目标，而只是从侧面推进的策略，应该认为这仅仅是一个阶梯而已。汪精卫只有用毫无廉耻的卖国向主子献媚，而他的主子则借机同样毫无廉耻地对中国大肆攫取。汪伪政权成立后的第一件事，便是与日本签订《基本关系条约》，条约的“所有条款都由日本单方面提出”，虽然汪日代表商谈了十五次，但日本人规定“原则性条款是不可更改的”。依据这一条约，日本将在政治上、经济上和军事上从中国获得广泛权益，中国完全沦为日本统治下的殖民地和附属国。汪精卫甚至表示：“日本国在中华民国领域内目前正在继续进行战争期间，中华民国政府对日本国完成战争行为的目的，应积极予以配合。”汪日《基本关系条约》带给中国的屈辱，其程度远远超过一九一四年袁世凯与日本人，签订的“二十一条”。

    日本人对《基本关系条约》很满意。于是，在日本的怂恿下，德国、意大利以及法西斯的仆从国匈牙利、罗马尼亚、丹麦、西班牙、克罗地亚、斯洛伐克和保加利亚等国承认了汪伪政权。但是，汪伪政权成立的当天，美国国务卿赫尔发表声明，指出：“南京政权的建立，是一国以武力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邻国”，“美国政府有充分的理由相信，重庆政府依然会得到中国国民的大多数的信任和支持。因此，今后仍然继续把重庆政府看作中国政府，这是自不待言的”。紧跟着，四月一日，英国和法国也发表声明，不承认汪伪政权代表中国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