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树增:《抗日战争》

 第二十一章 对得起四万万同胞父老(2)

 

忍无可忍的蒋介石公布了《悬赏拿办汪兆铭之命令》:汪精卫即汪兆铭,通敌祸国,触犯惩治汉奸条例,前经明令通缉在案。该逆久匿南京,依附敌人,组织伪政府,卖国求荣,罔知悔悟,近更僭称国民政府主席,公然与敌人签订丧权辱国条约,狂悖行为,益见彰著,亟应尽法惩治,以正视听。为此重申前令,责成各主管机关,严切拿捕,各地军民人等,并应一体协缉,如能就获,赏给国?十万元,俾元恶归案伏法,用肃纲纪。此令。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召开讨汪大会,号召全国抗日民众把汪派分子从抗日队伍中彻底清除;并以八路军、新四军全体将士的名义,向全国发出“讨汪救国通电”。

    令历史显得诡异的是,即使到了这时候,日本方面依旧对汪精卫将信将疑:“关于汪政权的性质问题,一直被一个问题纠缠着:是不是一个和蒋串通的阴谋?”日本方面不露声色的怀疑,源于一份不知真伪的秘密文件,即一九四o年五月汪精卫写给重庆一位国民党要人的信。汪精卫在信中把自己描述成一个忠实的国民党人,说中国武力取胜日本的可能性不大,他所做的一切,不过是通过卧薪尝胆的策略达到令中国取胜的目的,亦即他是在“用外交手段进行抗日”。为什么中国武力取胜的可能性不大?汪精卫的理由是:“日本以万世一系之天呈及武士道精神,其人民勇敢善战而不畏死。”日本的民众思想简单,军人思想尤其简单。因此,思谋复杂的中国人与日本人进行武力对抗,“实为以我之短攻彼之长”。汪精卫在信中开列了一个“五年、十年足可打败日本,决用不了二十年”的“抗战”计划。

    日本人了解中国人思谋之复杂:“由于这事情出在本来喜欢沿袭三国志传统的中国,所以这究竟是汪写的密信,还是哪个人出于谋略而搞出来的,没法知道。即便真是汪写的,它究竟是一种对日谋略,还是相反,出于对蒋谋略,也弄不清楚。”只是,有一点日本人很清楚,那就是汪精卫政权的出现,还是无法解决看不到尽头的战事,因此无论政治上还是军事上,其关注的重点还在重庆国民政府。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秘密制订了一个“守势作战计划”。所谓“守势”,就是在今后的战争进程中,不再进行大规模的进攻,而是采取相应防御的态势。以军令部名义制订的《国军守势作战计划稿》,篇幅庞大,内容详尽,对每一个战区的战略要点都进行了部署,重点强调的是:首先要确保现有态势;其次要有利于日后作战;敌若有所行动,战区间须相互策应;兵力配备的重点在第五、第九战区。

    就在几个月前,国民政府军事高层普遍认为:日军已处于颓势,中国军队的反攻时机已到。在这种积极昂扬情绪的鼓舞下,中国方面发动了抗战爆发以来唯一的一次全面攻势作战,即一九三九年底的“冬季攻势”。但是,日军登陆钦州湾并攻占南宁后,不但“冬季攻势”不了了之,直到日本投降的一九四五年八月,正面战场上的中国军队基本遵循“敌不来,我不打”的原则,再也没有进行过任何一场战役规模的攻势作战。那么,国民政府的军事高层何以有了如此大的转变?毫无疑问,中国方面已经判断出,对日战争的走势是:即使不再主动进攻,日本也将自行垮台。

    陷入对华消耗战中的侵华日军承认:“历经南宁苦战及冬季攻势的防御战,这在整个中国事变中成为陆军最暗淡的阶段。”三月十七日,侵华日军第十一军司令官冈村宁次回国转任军事参议官。离职前,他对他的部下这样说:“唯一遗憾是未能摧毁敌人的抗战企图,却将众多官兵留在战场上而去,这是一种‘圣战未息,残躯独归’的心情……与此同时,在日本国内,“大本营和政府的苦恼以及国民的焦虑心情,逐渐达到难以掩饰的地步。欧洲大战的爆发,乍一看好像是解决事变的时机,但实际上并没有立即导致局面的好转。汪兆铭单独政府的成立,结果使事变的形势更加复杂化,因而越发使人感到前途不容乐观”。

    日本已成为一个难以支撑战争的贫穷国家。更严重的是,从中国北方主要产粮区掠夺的粮食也减少了,因为中国的华北地区正在遭受粮荒。华北伪政权实业部总长王荫泰居然向日本人伸手要粮食,说吃饭问题就是政治问题。侵华日军的高级将领也在敦促日本内阁,不但要减少从中国掠夺粮食的数量,而且还要大量进口粮食以供应华北地区,不然日军就无法有效地维持华北治安。共产党人领导的抗日武装,不断地鼓动敌占区饥饿的百姓,一轮又一轮的袭扰使得日军的统治摇摇欲坠。

    既然判断日本难以支撑战争,中国军队就无需再大规模地主动出击。对于日本而言,缓解经济衰败的唯一出路是:继续扩大对外占领和掠夺。就在日本人被资源危机、能源危机、大米危机和战局危机折磨得焦头烂额之时,他们听到了从遥远的欧洲传来的德国坦克的履带声。—西欧大陆已完全处在德国的统治下,德国空军开始飞越英吉利海峡轰炸英国本土。希特勒席卷西欧,宣称要建立“欧洲新秩序”,这极大地刺激了宣称要建立“东亚新秩序”的日本。法国已经败北,英国将被炸成焦土,如果不利用这天赐良机大举向南进军,去占领法国和英国在东南亚的殖民地,以夺取日本急需的大米、石油、橡胶等物资,更待何时?

    日本人所说的南方,大致指“印度以东及澳大利亚、新西兰以北的南洋地区”;日本人所说的“解决南方问题”,即指武力入侵东南亚,并称这是目前日本的“当务之急”。东南亚今日本垂涎欲滴。南进的狂热顿时席卷整个日本。如果南进,就必须从中国调出大量部队,并大幅缩减对华战争经费。可是,侵华日军认为,在华兵力和经费不但不能减少还要增加。于是,“在减少还是增加兵力的问题上形成尖锐的对立”。先是陆军省与参谋本部的对立,然后是陆军部与中国派遣军的对立。

    为缓解矛盾,东京参谋本部的幕僚们来到中国南京,与西尾寿造当面商谈,经过数天的讨价还价,最终决定的折中方案是:一九四o年度,侵华日军减少九万九千人,加上消减的非作战人员,“预定到十一月底,兵力态势稳定在七十二万”。折中方案刚刚达成,参谋本部又一批幕僚抵达南京,通告说大本营正在考虑日军撤离武汉的计划,这令西尾寿造的幕僚们又是大吃一惊。急切地试图调兵南进,夺取法国和英国的殖民地,以尽早把急需的能源和战略物资据为已有,完成扩大日本疆土的宏愿,同时又要保持在中国战场上的强大兵力,以继续对国民政府造成震慑。——日本人在这几乎无法调和的两难面前几近疯癫。

    西尾寿造对冈村宁次离职前提交的《迅速解决日华事变意见书》很感兴趣。冈村宁次的核心观点是:“中国派遣军体会到,中国军至今还保持着不可轻视的抗日力量,只有打垮敌战斗力量才是解决事变的先决条件,不给敌以沉重的压力就不可能收到政治谋略的效果。这就是说,侵华日军必须以积极作战来换取中国的最终屈服。冈村宁次提出了两个作战方向:一是湖南的长沙和衡阳,二是湖北的宜昌。由此,西尾寿造向参谋本部提出一个建议:“占领宜昌,切断第五战区,然后和李宗仁、白崇禧谈局部的和平。如果李拒绝接受,就进攻襄阳方面,进行击败李宗仁军的作战。”对于西尾寿造来说,唯一的顾虑是:攻入宜昌后是否长期占领?如果长期占领,兵力定会不足,所以他希望参谋本部再给他两个师团。参谋本部一开始的回答是“时机不成熟”,但在海军表示坚决支持后,又改变态度说“成功的话倒也不错”。一一旦日军占领宜昌,从军事态势上讲确实“不错”:宜昌是从湖北沿长江进入四川的门户,距中国抗战中枢重庆只有四百八十公里。无论是否长期占领,只要攻击到那里,对国民政府就是一次巨大的军事威胁。

    此时,接替冈村宁次第十一军司令官职务的,是原关东军第七师团师团长园部和一郎中将。第十一军共有七个师团加四个旅团,园部和一郎决定最大限度地抽调部队参战,中国派遣军司令部也从长江下游的第十三军之第十五、第二十二师团各抽出一个旅团,加强给第十一军。最后确定的参战部队为:第三、第十三、第三十九师团,第六师团的池田支队,第三十四师团的小川支队,第四十师团的石本支队,独立混成第十四旅团,临时混成第一o一旅团,重炮、高射炮吉田支队以及第十一军直辖的第十五师团仓桥支队,步兵第二十二旅团松井支队,第十七港口司令部汉水支队,坦克第七、第十三联队,野战重炮兵第六旅团。此外,第三飞行团、海军第一分遣舰队和第二联合航空队等也参加作战。上述兵力共计二十万以上,这是武汉会战后日军为即将发动的战事准备的最大兵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