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二章  危机四伏的“一刹那”（1） 

一九四o年盛夏，在战场上经过长时间的苦战后，战场下又经过长时间的“谋略”后，日本人以为他们看到了结束战事的契机。与重庆方面展开的秘密谈判，日本人制订的代号是“桐工作”。日军攻占宜昌后，除共产党抗日武装在敌后战场仍在袭扰日军之外，广大的正面战场呈现出一种令人窒息的沉闷，交战双方于对峙线两边保持着原本态势。由于日本支撑战争的国力日渐衰退以及用战争令中国屈服的目的无望，东京军界高层内部的分歧愈演愈烈。其中一部分军官坚持认为：指望与汪精卫的政治交易，无论如何也结束不了战争，要想尽快结束战争并保持日本的在华利益，就必须面对蒋介石的国民政府，需以谋略对蒋介石和他的将领们进行诱降。在日军参谋本部中，持这种观点的军官以天皇的弟弟、作战课参谋秩父宫雍仁中佐为首，他曾向天皇提出“以蒋为对象即刻无条件停战”。秩父宫雍仁的建议得到认可后，日本方面确定，此项工作田曾任日本驻华武官、现任参谋本部中国课课长的今井武夫大佐以及刚从香港返回日本、出任参谋本部中国班班长的铃木卓尔中佐共同负责。铃木卓尔随即以“语言军官”的身份返回香港，开始了“桐工作”的前期准备。

深陷战争泥潭的侵华日军高级将领在结束对华作战的问题上同样急迫。中国派遣军总司令西尾寿造、总参谋长板垣征四郎和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多田骏，都积极主张与蒋介石政权秘密接触以谋求战争之外的解决方式。西尾寿造上任之伊始，就确定了“解决事变第一，作战第二”的原则；板垣征四郎则对“汪蒋合流”极为热衷；多田骏甚至已经为与重庆方面取得联系而托关系找门路了。铃木卓尔回到香港，请求香港大学教授张治平从中斡旋，促成他与蒋介石夫人宋美龄的弟弟宋子良会面。宋子良时任中国西南进出口物资运输公司总经理，常住香港。宋子良听说此事，一开始断然拒绝，之后又答应可以会面。于是，一场扑朔迷离的政治游戏拉开了序幕。

参与“桐工作”的日本人，此前谁也没有见过宋子良。宋子良不但按时抵达秘密会见地点，还带来了重庆方面的立场：一、中国准备在日本尊重中国主权的基础上实现和平，希望得到美国等第三国的调停；二、谈判前实行停战，日本方面必须保证谈判成功后从中国撤军；三、日本方面应该信任国民政府有镇压共产党武装的能力。同时，宋子良也向日本人提出三点疑问：一、日本政府已经宣布“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现在又主动要求接触谈判如何解释？二、一旦谈判成功，日本方面是否有诚意恢复到卢沟桥事变以前的态势？三、日本方面能否给蒋介石本人写一封信，让世界知道是日本方面主动要求和谈的？

铃木卓尔与宋子良见了三次面，他渐渐觉得眼前的这个人并不是真的宋子良。他让人从门锁的钥匙孔里秘密拍下宋子良的照片，把照片送到南京伪政府让周佛海和陈公博等人辨认。但是，放大数倍的照片依旧清晰度不够，两人一会儿说可能是一会儿说不太像。板垣征四郎的态度是：“只要是同重庆进行着联络，即使是冒充的也没什么妨碍。”一日本投降前夕的一九四五年六月，日军逮捕了一名“重庆间谍”，审问时被担任过“桐工作”现场翻译的日军军官认了出来，这个人就是当年在香港与铃木卓尔周旋的“宋子良”，其实他是重庆军统局头目戴笠派出的一名特务。不管“宋子良”是真是假，在中国战场上走进死胡同的日本人，对谈判抱有急切的希望是真实的。

与“宋子良”有了接触后，日本方面批准正式开展“桐工作”，并阐明了下列谈判条件：中国承认“满洲国”；重庆政府放弃抗日容共政策；与汪精卫合作；日军驻扎华北和蒙疆；华北和长江下游实行日中经济合作；治安恢复后日军可撤走防共协定以外的兵力；日军在海南岛建立海军基地，等等。“桐工作”开始进入讨价还价的正式谈判阶段。为此，双方都加强了阵容。日本方面的代表是：今井武夫、铃木卓尔和参谋本部第八课课长臼井茂树；重庆方面的代表是：重庆行营参谋处副处长陈超霖、最高国防会议主任秘书章友三，当然还有那位“宋子良”。

一九四o年三月七日夜，双方在香港东肥洋行举行正式会谈。会谈一开始就进入了三个最为重要的议题：中国抗日问题、承认“满洲国”问题以及共同防共问题。日方代表要求国民政府放弃抗日政策，重庆代表没有反驳，说如果实现了和平自然就不抗日了；关于承认“满洲国”，重庆代表没有断然拒绝，但要求这个问题拖延一下再说，理由是如果中国承认“满洲国”，势必损害国民政府的形象，会失去国际上的信任和援助，所以最好待条件允许时再谈；关于“日中经济合作”，双方一致认可。只是，在与汪精卫合作的问题上，重庆代表没有表态。会谈持续四天，双方签订备忘录，然后各自回去汇报。

日军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多田骏终于找到了他认为合适的门路和关系，即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于是，司徒雷登专程赴重庆，向蒋介石传达了这样的口信：如果重庆方面有诚意，改变抗日容共政策，同意与汪精卫合作，日本就有与国民政府积极接触的意愿。蒋介石的回答颇为照顾这位著名美国人的面子：中国决心与日本打下去，除非美国出面调停；为与日本作战到底，中国愿意向美国申请贷款；至于与日本方面接触，日本必须首先废除“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声明，且要放置“满洲国”等问题。只有满足了上述条件，国民政府才可能与日本谈判。而与汪精卫合作，蒋介石断然拒绝。他告诉司徒雷登，无论是日本人的谈判还是美国人的调停，关于这一点想都不要想。

四月中旬，日本人等来了重庆的正式反馈：鉴于汪精卫在南京成立了伪政权，鉴于重庆军政内部对谈判存在相反意见，更鉴于中国共产党“收复失地”的坚决立场，日本方面必须重新考虑承认“满洲国"和在华驻军等条件，不然谈判难以继续下去。谈判似乎就这么中止了。尽管今井武夫和铃木卓尔返回东京作汇报时，仍旧认为事情并非完全绝望，一个月后很可能会有进展，参谋本部也同意再做一番努力，可是中国方面完全没了动静。对于中国历史来讲，这是一个危险时刻。

没有史据表明蒋介石想对日投降。原因很明显：首先，如果中国方面迫于军事失利而屈服，早在日军大规模入侵华北、华中、华南时就已经屈服了，何必等到现在？其次，作为中国抗日政权的首脑，气节姑且不论，仅从国内外舆论讲，蒋介石不能也不敢这样去做。因为他了解日本人的谈判底线是什么，而这条底线是他无论如何不可突破的，否则他将在中国历史上无法逃脱万年骂名。如果必须给蒋介石此刻的行为寻找依据的话，恐怕有二：首先，在反共问题上他与日本人有共同利益，至少在这一点上不谋而合；其二，用与日本接触的方式提醒美、英，世界大战已经开始，如果不想失去中国这个重要的亚洲战略基地，就必须加强对中国抗战的实质性援助，因为一旦中国屈服于日本，除了美、英等列强在亚洲的利益化为乌有外，还能有什么其他的结局？

但是，历史无法揣测，更无法假设。事实是：一九四o年酷夏，蒋介石确实在与日本人进行看上去颇为正儿八经的谈判。在这一刻，历史进程哪怕有一丝闪失，中国都将陷入万劫不复之地。让人产生巨大担忧的缘由是：从中日战争全面爆发之日起，国民党内部始终存在着对日妥协和主张屈服的势力。特别是汪精卫的叛国行为，导致国民党分裂成南京与重庆两个“中央”；即使在号称“抗战中心”的重庆，国民党军政大员的庞大群体内，对日妥协的鼓噪始终没有停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