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二章  危机四伏的“一刹那”（2）

进入一九四o年以来，欧洲不断传来德军所向披靡的消息。德国和苏联瓜分波兰后，德军迅速北上吞并丹麦，同时向挪威发出最后通牒。挪威国王哈康七世拒绝投降，英、法两国援军遭到德军重创后撤退，挪威绵延两千多公里的海岸以及重要城镇均落入德军之手。五月十日，德国空降兵空降阿姆斯特丹，荷兰女王逃亡伦敦，五天后荷兰武装部队总司令向德军投降。十三日，德军突入比利时，三天后布鲁塞尔沦陷，比利时国王宣布投降。在法军认为德军根本无法突入的阿登地区，德军只用了一天就突破了法军防线。德军装甲部队直逼巴黎，英、法联军三十五万人被困在法国与比利时边境的敦刻尔克，唯一的生路就是从海上撤往英国。为把仅剩的部队撤回英国本土，英国海军部动员了英伦三岛上所有的船只，从军舰、货轮到游艇、帆船。突然，不知为什么，希特勒下令德军装甲部队停止前进。于是，被困在海滩上的英、法联军，至少有三十三万余人得以通过英吉利海峡撤回英国本土。“敦刻尔克大撤退”令整个世界心有余悸。接着，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签署投降书的贡比涅森林雷道车站的一节火车车厢里，逼迫法国人在投降书上签了字。

短时间内席卷北欧和西欧的德国，伴随着战争掠夺了无以数计的财富，这让国力日益窘迫的日本人妒火中烧，扩大战争的言论在日本朝野更加甚嚣尘上。令国民政府感到悲观的是，尽管美国政府采取了包括对日实施禁运等制裁措施，但大多数美国人不希望国家卷入战争，无论是对德国还是对日本。英国在本土抵抗问题上态度强硬，对亚洲已经无力顾及，但还是在日本的压力下同意关闭滇缅公路，禁止从香港向中国输入军械和汽油等作战物资。而苏联则一面支持中国抗战，一面出于自身安全考虑与日本签订了“中立条约”，解除了日本扩大在华战争的后顾之忧。

此时的中国，无法预料战争到底还要持续多久。毫无疑问，国人的这种茫然，很大程度源自正面战场的节节失利。从旧军队脱胎而出的中国军队，距现代化军队的标准相差甚远，这已经是不争的事实。但是，与这些偷生怕死、只图自利的痼疾相比，滋长在中国军队某些将领身上的妥协倾向，更令苦度时艰的中国抗战前途莫测。

“曲线救国”这个词，最早出自于国民党河北省保安司令张荫梧给蒋介石的一封电报.这封电报发出的缘由是：国民党军驻防文安、新镇的柴恩波部投降了日军，因事发在河北省保安司令张荫梧的地盘上，他不得不发电报向蒋介石解释，说柴部虽然表面上归顺了日军，实际是在等待“时机成熟”以便反正。一对于任何一支军队来讲，投敌叛变都是无以复加的罪行，因此，张荫梧为部下的投敌行为寻找理由时很有策略：被日军打得苦不堪言自不必说，关键是“与八路不两立”以致孤单无助，这从另一方面证明这支部队还是蒋委员长的忠实拥护者。更可“谅解”的是，这支部队的投敌实乃“保存实力”之举，“时机成熟”时将给日寇“重大打击”，这不是对国家的“侠肝义胆”是什么？

张荫梧的“曲线救国”论一出，立刻受到处于敌后或敌我交叉地带国民党军的热捧，成为那些“势甚孤单”的国民党军将领最时髦的词语。与河北省相邻的山东省主席牟中衍嘱咐他的旅长们：宁当伪军，别干八路。当伪军是曲线救国，日后反正，中央还能收留；干了八路，重庆中央就永远不会原谅了。——及至日本投降后，所有的伪军部队果然全被蒋介石“收留”，伪军将领们一个个都被委以高级军职，想来这个牟主席还真是“有远见”之人。于是，鲁苏战区副司令沈鸿烈创造了一套口号：反共第一，抗日第二；日可以不抗，共不可不打；宁匪化，勿赤化；宁亡于日，勿亡于共。

在“曲线救国”论的掩护下，一些留在敌后的国民党军政官员开始与日伪密切接触，甚至联合日伪攻击八路军和新四军。河北保安司令张荫梧一九三九年六月策动的“深县惨案”，一次就残杀八路军四百余人。国民党山东第十二行政区特派员兼保安司令秦启荣袭击八路军山东纵队第三支队和第四支队，杀害八路军团以下官兵五百余人。仅一九三九年下半年，国民党军向八路军发起攻击多达九十次，杀害八路军官兵及抗日游击武装一千三百五十人。

一九四o年，第二十四集团军总司令庞炳勋被任命为河北省主席。蒋介石亲自接见了即将上任的庞炳勋，向他暗示：部队要化整为零，派到河北敌后要压过共产党武装，千万不能前门拒狼后门进虎，要运用“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策略。没有史据表明蒋介石怂恿他的部队向日本投降。一边指挥军队在战场上与对手血拼，一边鼓励军队叛变投敌，世界上没有这个道理。蒋介石之所以暗示庞炳勋，虽出于百般纠结但目的非常明确：牵制、压制、排挤，甚至是消灭共产党武装。

在这股投敌风潮的烘托下，日方策划的“桐工作”得以开展毫不意外——如果说国民政府与日方的周旋也是一种“曲线救国”的话。五月十三日晚上，双方代表再次开始了谈判，谈判的主要内容还是“满洲国”问题、日本在华驻军问题以及共产党问题。关于共产党问题，章友三向日本方面暗示了这样一个信息：在不久的将来国民政府会“毫不留情地讨伐共军”。会谈持续到十七日，鉴于一旦提高谈判级别很难做到保密，双方决定六月初将谈判移至澳门继续进行。

六月四日，在“澳门市郊一家像凶宅一样的空房子的地下室”，显然“更为郑重”的会谈“每晚点着蜡烛进行”。曰本方面代表“出示了参谋总长闲院宫的委任状，重庆方面出示的委任状内有委员长蒋介石的签名，在军事委员会信笺上盖了该委员会的大印和蒋中正的小印”。让日方感到意外的是，那个“宋子良”突然间叫“宋士杰”了，说“宋子良”是他的别名。日方对“满洲国”问题态度十分强硬，因为板垣征四郎定下的原则是：“承认满洲国是日本的绝对要求。”重庆方面表示，蒋介石有实现和平的愿望，愿意克服国民党内部“错误的对日观念”，特别是在反共问题上国民党内部是一致的。因此，为了迅速结束战争，鉴于中国方面的诚意，日本方面应该放宽条件。最终，双方没有达成协议，但同意“举行板垣征四郎、蒋介石、汪精卫三人会谈”，以便“一举解决”所有谈了又谈就是无法解决的问题。

双方代表再次回去各自汇报。突然，大批日军战机飞临重庆上空，向中国战时首都倾泻下暴雨般的杀伤弹、爆破弹和燃烧弹。日军把这次大规模的轰炸叫作“第一o一号作战”，目的是“压制并扰乱敌之战略及政略中枢”，以便“配合对重庆的‘桐工作”。为给中国抗战中枢造成更大的恐慌，日军计划对重庆实施三千架次的轰炸，对邻近的成都实施两千架次的轰炸。五月十三日，日军大本营下达作战命令：“密切协同进攻内地，以挫伤敌人的抗战意志，压制敌之军事、政治中心的航空势力，然后摧毁其主要设施”。攻击目标是“重庆、成都及其附近之敌航空势力”和“重庆及成都市区周围潜在之敌军事及政治主要设施”。

五月十八日，日军对中国空军各机场实施了连续突袭。二十六日开始轰炸重庆广播电台、报社和钢铁厂，二十八日的轰炸目标是兵工厂、机场和市中心。日本海军第十三航空队的三十二架战机，投弹一百九十枚，轰炸了重庆川东师范学校一带的平民区，造成包括复旦大学教务长孙寒冰教授在内的上千名平民伤亡和千余间民房焚毁。六月十一日，日军的炸弹落在重庆市中心，包括苏联大使馆、德国和法国通讯社在内的大量房屋被炸毁，上千平民死伤。十二日，日军出动一百一十一架战机，对前一天被毁的城区进行再次轰炸，重庆著名的古寺长安寺化为灰烬。二十四日到二十八日，日军连续出动一百多架战机对重庆进行反复轰炸，“一波波的空袭通常长达八九个小时”，其中投掷的燃烧弹达一千余枚，日夜不断的熊熊大火席卷重庆全市。

接下来的七月到八月，日军轰炸重庆，最少的一次出动战机五十四架，最多的一次达一百三十五架。中国空军力量薄弱，但在苏联空军的支援下，还是不惜一切地作战。当时，苏联航空志愿队有五十架战机进驻重庆，在日机轰炸重庆期间，中国和苏联飞行员以最大的努力给予日军杀伤。但是，当日军的“零式”战机参战后，由于飞机性能相差太大，中国空军一天之内被击落战机十三架、击伤十一架。尽管如此，根据日军的统计，在“第一o一号作战”中，日方被击落或击伤战机达四百架之多。

重庆承受着大轰炸的摧残。蒋介石无可奈何地压抑着他的愠怒。六月二十二日，“宋子良”通知铃木卓尔，中方原则上同意蒋介石、板垣征四郎、汪精卫三人会面，地点必须在长沙。长沙，中日军队主力对峙的前线。但是，第二天，“宋子良”变卦了：蒋介石不同意与汪精卫见面，只同意与板垣征四郎单独会晤。这是一个让南京伪政权很是惊恐的消息。“七月十四日夜，周佛海、梅思平、陈公博等汪政权的首脑集聚一堂研究了形势，谈论中甚至提到，在全面和平后的一年内，为了对日谈判蒋介石会重用我们，但一年后恐怕就要遭到暗杀。”反复讨价还价之后，七月二十二日，重庆方面与日本方面达成会谈备忘录，即蒋介石与板垣征四郎在长沙会面。前提是：日本首相要给蒋介石写一封亲笔信，明确废除“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声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