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树增:《抗日战争》2

 第二十二章  危机四伏的“一刹那”(3)

 

重庆遭遇着惨无人道的轰炸,四川盆地内的米价尚未跌落,与日本人的谈判前景凶险诡异,就在这时候,蒋介石接到了一个令他十分吃惊的消息: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力量,在华北敌后战场向日军发动了一场空前规模的作战。更感吃惊的是日本方面:在这昭和十五年六月中旬以后约一个月时间内,的确出现了似乎事变行将解决,日中两国最接近的一刹那。所以如此,应该说在八年的日中战争中,蒋介石感到危机最严重的,实际上是在宜昌失守的时候。  中共察觉到日中进行和平谈判的危机,突然发动了“百团大战”。

“日中两国最接近的一刹那”,显然是指重庆方面与日本方面的媾和只有一步之遥了。在这危机四伏的“一刹那”,自一九四o年八月二十日开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晋察冀军区、八路军第一二九师和第一二o师,合力发动了以破袭正太路为主要目标的大规模战役。因战役发起的第三天参战部队便达一百零五个团,史称“百团大战”。这次大规模的出击作战,以其所发生的历史节点的至关重要,成为中国抗战史上的著名战役。没有史据表明,此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已经具备了可以与日军进行大规模正面作战的实力。与之相反,中国共产党的敌后抗日武装正值抗战最艰苦的历史阶段。

一九三九年以来,特别是武汉会战后,中国抗战的两大战场格局基本形成,即正面战场以国民党军队为主,敌后战场以共产党军队为主。两个战场在整个战争中相辅相成,形成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在正面战场上,由于国民党军队绝少主动出击,采取的是防御式的阵地消耗战,在日军不再扩大占领区,不断缩减与国民党军的对峙规模的情况下,正面战场的作战次数大幅下降;而在沦陷区,由于日军必须巩固后方,所以始终保持着巨大兵力。这种态势,使处于敌后战场的共产党抗日武装始终面临着一个两难的境地:敌后作战牵制的日军兵力越多越好,这样可以减轻正面战场的军事压力;但自己的武装力量无论兵力规模还是装备质量,都还不能与强大的日军进行大规模的抗衡。于是,被牵制在敌后战场的日军越多,共产党抗日武装的生存就越艰难。

—九三九年以来,华北日军大力推行“治安肃正”计划,其作战目的即是全力剿灭共产党抗日武装。日军采取以铁路为柱、以公路为链、以碉堡为锁的“囚笼政策”,不断地扩张增设据点,封锁并切割抗日根据地。在抗日根据地集中的地区,日军的封锁据点遍布于城镇、车站、桥梁和隧道,日军利用铁路和公路筑成严密的封锁线,不断压缩共产党抗日武装的生存空间,使之成为相互不能联系的孤立地区。除了军事进攻以外,日军利用政治诱降、经济封锁和文化欺骗等手段,竭力使抗日根据地发生给养困难,伪军的大量出现也是严重的安全威胁。到了一九四o年上半年,华北抗日根据地大多变成了游击区,共产党抗日武装控制的县城只剩下太行山的平顺和晋西北的偏关。

对于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来讲,更为艰难的是政治环境的严重恶化:与国民党军队以及政治立场暧昧的地方军阀武装之间不断发生的摩擦似乎已经到了必须作战的程度。首先向共产党人发难的是山西军阀阎锡山。一九三八年下半年,由于阎锡山拒绝在山西恢复国民党省党部,蒋介石开始故意给第二战区制造困难。但是,阎锡山明白,自己还是要依靠蒋介石支持;而蒋介石也明白,要压制共产党武装,不拉拢阎锡山不行。于是,阎锡山派出代表去见蒋介石,蒋介石立刻表示出和好的热情.阎锡山不但同意马上恢复国民党山西省党部,而且要求山西的军政高级干部统统加入国民党。

阎锡山的暖昧立场被日军所掌握。日军专门制订了“专打八路军,不打晋绥军”的策略,与“桐工作”遥相呼应,试图对阎锡山实施诱降。阎锡山自然有他的算盘,他不会贸然做汪精卫第二,但在第二战区他的部队则开始“游而不击”。日本人把对阎锡山的诱降工作称为“对伯工作”,由华北方面军第一军司令官岩松义雄中将和参谋长花谷正少将负责。“对伯工作”的展开要比“桐工作”直截了当得多。一九四o年春,日本人先与阎锡山的警卫军军长傅存怀商洽了防共问题,随后便直接去吉县会见了阎锡山,双方开始商议在山西境内停战的问题。阎锡山派他的机要处副处长刘迪吉等人数次去太原,与日军及伪省政府取得联络。到这一年的年底,阎锡山的亲信第七集团军总司令赵承绶与日军山西派遣军参谋长楠山秀吉开始正式谈判。

阎锡山提出的“四项原则”是:“亚洲同盟、共同防共、外交一致、内政自理”。达成的’秘密协议是:一、晋绥军改编成“中国抗日忠勇先锋军”,名义上抗日实际上反共,但日军须从隰县、午城等地据点撤退;二、日军须帮助晋绥军铲除山西境内的八路军和决死队;三、山西晋军各将领的住宅和财产,日军须完全归还;四、日军须接济晋绥军的武器弹药。

为了表示自己的诚意,阎锡山一不做二不休,突然向新军和八路军动手了。一九三九年十一月下旬,阎锡山任命第六集团军总司令兼第六十一军军长陈长捷为“讨逆军总司令”,调集第十九、第三十三、第六十一、第八十三军共四十七个团,兵分三路向八路军晋西支队和决死二纵队发动进攻。十二月三日,第六十一军和第十九军将决死二纵队第一九六旅旅部包围,旅部全部政工人员被扣捕,大宁、永和等六个县的县政府、公安局和牺盟会等被捣毁,大批共产党人和进步分子遭捕杀。之后,阎锡山开始进攻位于晋西的新军部队,新军北撒后,八路军晋西支队后方医院的数十名伤病员惨遭杀害。在晋西北,八路军和新军击败了阎锡山的进攻。但八路军总部所在地晋东南形势严峻。

为反击阎锡山的进攻,八路军集中兵力打击晋军中制造惨案最积极的孙楚部。在黄克诚的指挥下,八路军第三四四旅和决死三纵队的攻击令孙楚部受到重创,阎锡山的全面进攻被初步遏制。对于阎锡山向共产党武装发动的进攻,蒋介石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其意图是:趁阎锡山与共产党武装打成一团的时候,把中央军的势力布防进阎锡山的地盘。蒋介石命令程潜去山西,名义上是与阎锡山交换反共意见,实际带有“考察晋绥军内部情形是否仍伏危机”的任务。接着,蒋介石的嫡系中央军将领胡宗南直接提出,拟派两个军东渡黄河“增援晋军”。阎锡山即刻识破了蒋介石的企图,当即命令进攻共产党武装的部队迅速撤回原驻地。

事后,阎锡山算了一笔账,发现此战令他很是受伤:自己的地盘没有扩大反而缩小了,旧军全部被赶出了晋西北,中央军趁乱进入了晋东南,他的地盘损失近四分之三。其次,除一部分决死队队员被他收编外,新军全部背他而去,调出山西被蒋介石收编了。盛怒之下的阎锡山处分了一批作战不力的旧军军官,结果导致旧军也对他怨声载道,纷纷投向蒋介石。更严重的是,阎锡山在政治上损失惨重:抗战初期的“模范战区”称号蒙上了阴影,原来慕名来山西的进步人士和抗日青年纷纷离开,全国舆论再也不把他列入“抗日先锋”了。

在阎锡山最痛苦的时刻,共产党人主动接近了他。一九四o年一月二十七日,中共中央以八路军留守处主任肖劲光的名义向阎锡山提出调停。尽管阎锡山对抗日进步力量的残害罪行累累,但共产党人仍愿顾全抗日大局和平解决山西问题,以免被日本侵略者或是国内的投降势力所利用。二月二十五日,中共中央决定派肖劲光和王若飞赴陕西秋林与阎锡山谈判。共产党人不但对阎锡山宽大为怀,针对新军被收编的问题也给予了他极大理解。共产党人的态度,赢得了阎锡山和其他晋军将领的认同,双方最终一致同意停止军事行动和政治攻击。

会谈结束时,肖劲光向阎锡山特别申明了毛泽东的这样一句话: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阎锡山听后,再次尴尬,忙说“人不犯我,我不犯人”可以接受,“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一句似乎太强硬了些”,能否回去“禀报一下毛先生,是不是改成‘人若犯我,我必自卫,’?肖劲光和王若飞回到延安后向毛泽东汇报,毛泽东的回答是:“一个字也不能改。”

除了阎锡山之外,在共产党抗日武装创建的各个根据地内,国共之间的政治和军事摩擦不断发生。特别是阎锡山进攻八路军和新军时,蒋介石竟借机命令朱德和彭德怀放弃太南和太岳抗日根据地,同时命令位于中条山的范汉杰、位于太行山的庞炳勋、位于豫北的朱怀冰和孙殿英等部北上,位于冀南的石友三、位于冀鲁豫交界处的高树勋等部西进,割断西北与华北抗日根据地之间、西北与江南新四军之间的联系,以达到日军“肃正作战”没有达到的目的。蒋介石命令的这些国民党军队,除范汉杰的部队外,后来都成了清一色叛变投敌的伪军。朱德和彭德怀只有命令八路军各部队坚决保卫得之不易的抗日根据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