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树增:《抗日战争》

 第二十二章  危机四伏的“一刹那”(6)

 

八路军的反扫荡作战持续了四十多天。这一期间,八路军和抗日根据地的民众与日军展开了殊死战斗,日军付出了伤亡代价,八路军和抗日民众也伤亡惨重。特别是日军为“摧毁共军生存条件’而实行的“三光”政策,使抗日根据地受到巨大的摧残。鉴于日军已经进入到根据地,八路军依据“敌进我退”的游击战术,转至日军占领区进行袭扰,继续打击日军恢复的据点和交通线。一九四一年一月二十四日,日军全面撤退。历时五个多月的百团大战正式结束。

百团大战沉重打击了侵华日军对抗日根据地实施的“囚笼政策”,致使日军在整个华北的交通线遭到严重破坏,能源基地被彻底捣毁,主要大的碉堡和据点均被削平,大量的有生力量被歼灭。更为重要的是,百团大战发生在中国抗战进程危机四伏的“一刹那”,中国共产党以自己领导的武装力量的决绝作战,“无情地打击了一切诱降劝降的阴谋毒计,揭穿了一切投降妥协分子,反共反八路军之内战制造者的鬼脸,以无限的鼓舞,兴奋了广大抗日军民,坚定了他们抗战胜利的信心,争取了时局的好转。因此百团大战的意义,不仅取得军事上之伟大胜利,亦更取得政治上之伟大胜利。”

毫无疑问,百团大战也暴露了作战预想中的某些问题:战役的规模过大,对日军实力估计不足,连续作战的时间过长;特别是第二阶段作战,采取了攻坚战术,过分消耗了八路军的有生力量;在日军大规模的反击和扫荡中,抗日根据地遭到了严重破坏。对此,彭德怀很快意识到,发动大战的时机可能有些超前:“再熬上半年时间,或者等敌人进攻长沙、衡阳、桂林以后,兵力更加分散,我军再举行这次大规模的破袭战,其战果可能要大得多。”

一九四一年一月——百团大战结束之时一日本陆相东条英机在日本两院演讲时对八路军仍心有余悸:“一九四o年,重庆方面敌之抗战特点,作战非常消极,至今未曾出现主力部队的反击作战。只有共产军去年八月在华北发动的大规模攻势。”—一在妥协投降风潮蔓延,正面战场沉寂的情况下,深深嵌入敌后的共产党抗日武装,在并不具备作战实力的情况下,毫无保留地暴露自己极其有限的编制规模、驻扎地点和活动轨迹,放弃与实力相适应的分散式山地游击战,几乎让所有的军事力量倾巢而出,采用大规模联合出击的运动战方式,在广阔的区域里向日军发动了全面攻击,这使得共产党武装的出击看上去确实如同以卵击石的决死一战。——作为有良知的中国人,如果着眼于中华民族命运的大局,而不是仅仅从局部利益上考量,有谁还会指责八路军对入侵者发动的殊死作战呢?

百团大战尚在进行时,重庆方面与日本方面的谈判戛然而止。九月四日,重庆方面电告日本方面,说近卫文?首相写给蒋介石的信“内容空洞”,完全是一副“旁观者的态度”,一旦日本内阁再度更换,日方就会把谈判之责推到板垣征四郎身上,而拒绝履行商谈的相关义务,因此“日本不可信任”。十七日,“宋子良”正式告知铃木卓尔:中国方面认为“不应马上召开长沙(蒋介石和板垣征四郎)的会谈”。理由是:“中国的抗战力量还很强,今天没有必要谋求屈服性的和平。”铃木卓尔答道:“日本不考虑缓和和平条件,蒋汪合作是日本的希望,重庆方面若把汪方的要人全部排斥出去,和平将无望。中方若有抗战能力,愿意打就打吧。”

日本中止了“桐工作”。日方强硬的表态基于一系列原因:首先是日本已与在欧洲所向披靡的德国与意大利签订了《三国轴心协定》。《协定》规定:日本承认德国和意大利在“欧洲新秩序”中的领导地位,而德国和意大利也愿意承认日本在“东亚新秩序”中的统治地位。三国法西斯联盟约定“受到非欧洲战争或日中冲突参加国的攻击时”,“彼此应运用政治、经济及军事手段互相援助”。其次,近卫文?第二次出任首相组阁时,任用了一批军国主义的强硬分子。新任陆相是东条英机,新任外相是松冈洋右,松冈洋右上任后便大放厥词,说“法西斯主义将按照人民的意愿在日本发展”。至于日中之间的战争,必须打到底,因为曰本要建立“大东亚共荣圈”,“首先必须力图确立日、满、支大东亚共荣圈”。最后,更重要的原因是,日本方面认为,中国的战事很可能因为中国抗战力量内部的分裂从而令日本赢得胜利。

一九四o年十一月十日,是日本全国纪念“神武天皇建国二千六百周年”的庆祝日。庆祝活动耗费一亿六千万日元,安排了多达一万,五千多项活动,包括“推动国民精神总动员”,动员青年人参军入伍演习说大会,等等。上午十一时二十五分,“来自日本各地和世界的五万名代表,包括纳粹德国的青少年团成员,齐声高呼‘万岁!’,停泊在东京湾的战舰鸣响了礼炮”。然后,在皇宫广场上举行了大型广场宴会——宴会食品全部按照军队的野战食品准备,据说是为了表示对前线士兵的怀想与思念——参加庆祝活动的五万余人当场把这些野战食品吃喝殆尽。

数万人聚集在一起大吃野战食品,这是一个何等怪异的场面?

二十七日,南京“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汪精卫,致电重庆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蒋介石:中日调整国交条约,已全部完成,兹余将举行签字之前,对于执事,再进最后之忠告……中日共荣,东亚复兴,所必由之道也。惟因执事仍持继续抗战,中国之内,战争状态依然存在。伴随次战争状态而起之事实,遂亦有不得不听其存在者,此种痛苦,非至全面和平实现之后,不能全部解除。兆铭每念,及倘使当日艳电得蒙同意,则在此二年,战后秩序已告恢复,内则修明政治,以固国本,外则与友邦结成轴心,以应世变,国力民力早已蒸蒸日上,何止糜烂迄今,尚无归宿……为此切盼执事勿再迁延,立下决心,宣布停战,使全国人民,咸得致其心力于和平之恢复,治安之确立……

对于承受着战争之苦的蒋介石来说,汪精卫的电报无异于最后通牒式的劝降书。“日中两国最接近的一刹那”并没有真正过去。中国的抗战进入了最艰难的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