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树增:《抗日战争》

 第二十一章  结成胜利之果报答国家(1)

 

一九四一年伊始,日本天皇向参谋总长进行了这样的“垂询”:是否按预定计划整理在华兵力?据侍从武官长说,预定六十五万已变成七十二万。要下决心整理,不要半途而废。后方的准备是否完成?拿破仑入侵莫斯科败于消耗战和游击战曾有先例。  日军不会在中国陷入困境吗?就日军会不会在中国陷入困境这一问题,参谋总长杉山元找到陆军大臣东条英机商量如何回答天皇。商量的最终结果是:必须继续对中国实行全面的军事压迫,特别是华北治安问题严重,要集中陆军和航空兵在该地区作战。除此之外,别无他法。

一月十六日,日军大本营召开陆军会议,审议《大东亚长期战争指导纲要》和《对华长期作战指导计划》,两者的相同点是都强调了令日本军政高层深感忧虑的“长期”二字。陆军将领在回答内阁各部首脑关于目前战争形势的质询时,充满含糊的狂想和遮掩的无奈:一、日本与美国发生战争的危险性极大,但在一九四一年内不大可能;二、如果进攻东南亚,陆军需要五六个月的准备时间;三、如果苏联与日本开战,苏联也要准备三四个月,但苏联目前没有对付两面战争的准备;四、“大东亚共荣圈”除了包括日、满、华之外,还应该加上法属印度支那和泰国。《大东亚长期战争指导纲要》现档案不存,其大致内容是:“使用武力解决南方问题”,“使法属印度支那及泰国成为大东亚共荣圈的骨干地区”;“继续对中国实施压迫,力求在昭和十六年夏秋之际,以军事、政治、谋略的综合压力解决中国事变”;“对北方,目前方针是保持稳定,以在满洲和朝鲜的十四个师团,确立坚忍不拔的态势”。

日军大本营每年颁布“对华作战指导计划”时,都规定该年度为“解决中国事变”的最后期限,可直到一九四一年,庞大的日军仍陷于中国战场上。因此,这一次,陆军省次长阿南惟几在会上明确表示,他本人“对积极努力解决中国事变更加忧虑”。一月十九日,东京参谋本部派人携带《对华长期作战指导计划》飞到中国南京,与中国派遣军总司令西尾寿造见面。西尾寿造对大本营削减在华兵力的决定耿耿于怀:什么叫“北方要坚忍不拔”?什么叫“长期作战态势”?什么叫“适当的经济措施”?难道日军在中国战场上就不需要坚忍不拔吗?难道缩减了在华兵力还能保持长期作战的态势吗?日军在华战斗力的减弱难道是亲日的中国武装能弥补的吗?单纯杜绝抗战物资流入敌区就能增加我方战力吗?,西尾寿造的结论是此份计划很不符合实际情况。西尾寿造的核心观点是:想要结束在中国的战事,唯一的办法就是继续作战。

西尾寿造决定,日军今后的作战方式应为“短距离截断作战”。即为节省兵力和减少消耗,不与中国军队远距离大纵深作战,而是取短促突击的方式,“师团进入的限界于十里至十五里之间(距离敌师部的位置)”。问题在于:迅速突击到距离中国军队师部“十里至十五里”的位置,这完全是西尾寿造的一厢情愿,中国军队接敌就撤,尤其是师部撤得更快,怎么可能让日军在十里之外看见中国师部的影子呢?根据派遣军司令部的部署,日军第十一军司令官园部和一郎开始积极寻找“短距离截断作战”的战机。经过了随枣会战、枣宜会战之后,不知为什么,日军第十一军的将领们依旧认为,他们当面中国军队的主力还是汤恩伯部。第十一军占领宜昌后,汤恩伯部曾是与日军对峙距离最近的中国军队,可是,很快,日军就找不到汤恩伯部的踪影了。一九四一年一月间,突然传来情报说,汤恩伯部出现在河南信阳以北约一百多公里的遂平和项城一带。汤恩伯到河南干什么去了?日军分析后认为,其移动目的不是针对日军,而是针对共产党武装。

这一判断今日军很是兴奋。第十一军立即拟订出作战设想:先向中国第五战区的襄阳方向实施佯攻,以造成日军大规模进攻第五战区的假象,按照中国军队一战即退的惯例,汤恩伯部必会向西北方向避退,那时候在半路上将其包围歼灭。根据“短距离”的原则,日军第十一军把攻击限度定为河南信阳东北八十公里的光州、新蔡和西平一线——他们估计汤恩伯部要跑也只能跑到这里就会被围住了。凭什么判定汤恩伯部会在设定的范围里等着被围歼?豫南地区,指的是淮河平原以西、大别山和桐柏山以北、伏牛山以东的大平原,平汉铁路纵贯其中,公路四通八达,是中国抗战的重要战略支撑点。

日军占领宜昌后,侧背依旧受到中国军队的威胁,因此与第五战区对峙的兵力约有步兵七个半师团、独立骑兵一个旅团、独立战车三个联队、独立野战重炮兵一个联队,总兵力为十五万,集中在安阳、新乡和信阳等机场的一百余架飞机可随时提供作战支援。而位于平汉路和黄泛区一带的汤恩伯的第三十一集团军,除李仙洲的第九十二军配置在豫皖交界处的界首负责监视豫东的日军外,其他各军都部署在平汉路的正面。此时,中国第五战区其他部队的大致位置是:平汉路东侧大别山地区,莫树杰的第八十四军的两个师;桐柏山地区,曹福林的第五十五军和孙渡的第五十八军的五个师;随枣地区,孙震的第四十一军和陈鼎勋的第四十五军的五个师;大洪山到襄河东岸为廖震的第四十四军和佘念慈的第六十七军的四个师;襄河西岸向宜昌方向防御的是池峰城的第三十军、刘和鼎的第三十九军和冯治安的第七十七军的六个师。此外,在黄泛区还布防着何柱国的骑兵第二军。从第五战区部队分布上看,汤恩伯的第三十一集团军的位置有点向东孤悬——尽管日军判断汤恩伯部向东去打新四军之说没有确实证据佐证,但就其位置来看确实有点异样。

为围歼汤恩伯集团,日军第十一军抽调了第三、第四十师团的主力以及第四师团一部参战,位于京沪地区的第十三军以第十七师团主力和,第十五师团一部增援。参战部队分成三路,其兵力部署是:左兵团由第三师团主力并附属第四师团的步兵第八联队和水野坦克部队组成,沿平汉路在信阳以西由小林店向北面的高邑、舞阳方向进攻;中央兵团由第十七师团主力并附属第十五师团的步兵第六十七联队以及吉松、楠獭等坦克部队组成,沿平汉路从信阳以北的明港向北面的西平方向进攻;右兵团由第四十师团主力组成,在平汉路以东由正阳向北面的上蔡方向进攻。此外,为了策应作战,在战场外围的皖北方向,日军骑兵第四旅团并附属平林坦克部队由毫县向涡阳进攻,第二十一师团的一个联队由宿县向西攻击;在豫东方面,第三十五师团出动两个步兵联队和骑兵、坦克和炮兵各一部,分别由开封以及南面的朱仙镇向黄泛区进攻。

日军开始集结兵力。在辽阔的中国大地上,日军的大规模调动无密可保,中国方面关于日军集结的情报纷至沓来:日军已从东北地区调三万兵力入华北;长江以南的日军有向江北移动的迹象;长江下游的日军舰船满载着步兵和弹药正向上游升进;汉口的日军陡然增加了几万;河南信阳至湖北汉口问的客车车票已停售一个多星期;广水、孝感以南以及鸡公山至广水间都出现了日军师团的新的番号;日军沿平汉路南段铁路运来了大量的铁路器材。——日军将在豫南发动进攻的态势已经十分明显。中国方面的判断正确无误:日军不但将在豫南发动进攻,而且是沿着平汉路向北攻击,目标是驻扎在南阳以东地区的汤恩伯的第三十一集团军;而皖北和豫东的日军西犯,是为了策应平汉路的攻势。

中国第五战区迅速调整部署:孙连仲的第二集团军在平汉路以西,主力集结于豫南泌阳附近;汤恩伯的第三十一集团军于平汉路东西两侧,分别集结于西起象河关东至汝南一线;莫树杰的第八十四军主力位于第三十一集团军的侧面,集结于汝南以南的息县;黄维纲的第五十九军向鄂北与豫南交界处的枣阳靠拢;王缵绪的第二十九集团军向枣阳以东的桐柏和新城开进;第二十九集团军和第二集团军还需派出有力部队潜入日军后方实施骚扰。

汤恩伯判断,日军必会沿着泌阳至舞阳的公路以及平汉铁路分路北上。依据这一判断,他将第三十一集团军部署如下:第十三军控制在舞阳以南的尚店、象河关、土山镇、仪封镇一带,形成向东或向西都可以实施夹击的姿态;第八十五军派出一个师沿平汉铁路正面节节抵抗,负责诱敌深入,主力则控制在上蔡至汝南之间,准备自东向西侧击沿平汉路北上的日军;位于鄂北随县的第二十九军进至豫南的桐柏附近,一路跟踪日军北上,伺机行动。然后,汤恩伯复电向蒋介石表示:“一切当遵钧电办理,如敌果大胆北犯,谅能予敌以严重之打击也。”

无论蒋介石的作战策略,还是汤恩伯的御敌部署,实际上还是中国军队在第一次长沙会战中形成的战法:以小部队阻击正面的日军,迟满其推进速度;另派部队向日军的背后迂回,骚扰甚至截断日军的后路;主力部队则迅速向日军进攻方向的两翼撤退,以待时机合适时实施两面夹击的围攻。这样的战法,中国军队在长沙会战后的枣宜会战中也曾使用。令人不解的是,日军将领们非但没有警觉,且固执地认为这是因为中国军队战斗力低下而不敢正面作战。在正面战场上,中国军队不主动发动攻势可以说是一种消极,而一旦日军发动进攻,双方混战在一起,消极与否的问题就会瞬间转化为战术问题——正面硬拼不敌对手,移动一下便可创造战机,至少在长沙战场上这一战术令日军吃亏不小,此次日军何以还能满不在乎地多路并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