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树增:《抗日战争》

  第二十四章 抗战史上最大之耻辱 (1)

 

中条山之战,中国抗战史上最耻辱的一战。当重庆的军政大员为庆祝上高会战的胜利而推杯换盏之时,蒋介石认为:在军事上,一场小胜不足以证明中国军队素质低劣的现状得到了根本改变;而在政治上,国民党作为执政党的危机正在日趋加重,因为中国的民众根本不信任国民党,信任危机源自执掌权力的军政大员们的精神堕落。

一九四一年四月一日,中国国民党五届八中全会召开了每月例行的“国民月讲会”。军政大员尚未完全落座,蒋介石便突然进入会场。他没说任何开场白,直接把他亲自制订的《国民精神总动员纲领》朗诵了一遍,然后说他很惭愧,因为本党同志的“精神基础”仍未树立起来,所以“要完成抗战建国,实行三民主义,前途还很渺茫”。接着,蒋介石列举了一系列本党的“精神问题”,其核心是前方在流血打仗,后方在醉生梦死。

蒋介石的话音未落,巨大的耻辱接踵而至。中国山西省的南部地区,位于黄河由南北走向转为东西走向的巨大弯曲处的北岸。此处的黄河成为三省的界河:黄河转弯之前,河西为陕西,河东为山西;黄河转弯之后,河南是河南,河北是山西。三条著名的山脉高耸其间:太行山在东,吕梁山在西,中条山在南。东西走向的中条山,横亘在黄河北岸,东西长约一百七十公里,南北宽约五十公里,与太行山、吕梁山形成一个箕形山地,贯穿山西的汾河在此注入黄河,其下游河谷就是箕形山地的箕底。三省交界处向东控制豫北,向南控制洛阳,向西控制潼关,是正面战场上中国军队在华北的战略支撑点。

中国第一战区的二十万大军驻守在中条山一线。一九四一年五月,华北日军向中条山地区实施了大规模的突击作战。这次突击作战造成中国军队自抗战以来罕见的巨大损失。日军的战场统计是:中国军队“被俘三万五千名,遗弃尸体四万二千具”。而日军的损失微乎其微:“战死六百七十三名,负伤二千二百九十二名。”日军没有对中国军队的负伤人数进行估算。按照之前作战的常’规计,中国军队每战负伤人数要比阵亡人数多出近二倍。无法想象在日军士兵的刺刀下,三万多被俘的中国官兵组成的将是怎样一支冗长的悲惨人流;更无法想象在并不开阔的战场上横陈数万具尸体,会是怎样一种令人惊悚骇然的景象。

中国第一战区的二十万人马伤亡殆尽。中条山战略要地尽失。蒋介石所说的“前途渺茫”顿成现实。中条山扼守着中原的战略中枢,在战场划分上,被列为中国抗战诸战区之首,即第一战区。第一战区部队在卫立煌的指挥下,在这片至关重要的地区已经驻扎三年。三年来战区内没有发生大战,主要原因是这一地域内交叉驻防着卫立煌军、阎锡山军以及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特别是八路军创建的太行、太岳抗日根据地,成为拱卫第一战区的重要前沿屏障。毫无疑问,中条山是华北日军的心腹之患。但是,日军也知道,只要不断壮大的共产党武装仍在苦战不休,只要国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仍然牢不可破,进攻并占领这一地区仅仅是设想而已。

进入一九四一年,日军终于等来了良机,那就是:国共似乎要彻底分裂了,中国的抗日统一战线也许会随之瓦解。除了不断爆发的国共间政治和军事的剧烈摩擦外,让日军作出这一判断的最重要的原因,是一九四一年初发生在距此千里之遥的安徽大山里的一个惊人事件。这一事件,史称“皖南事变”。

一九四o年七月间,国民党内部妥协和投敌之风盛行,国民党军队与共产党武装的摩擦日渐频繁。特别是当新四军为开辟苏北抗日根据地进驻黄桥地区后,鲁苏战区副总司令韩德勤先是严密封锁新四军的粮食来源,后又调集重兵企图趁新四军立足未稳将其歼灭。新四军一再呼吁韩德勤团结抗日,甚至为了避免冲突主动退出姜堰地区。但韩德勤自恃兵多粮多,妄想与新四军在黄桥决战。中共中央决定后发制人,在黄桥歼灭韩德勤的部队,以彻底解决苏北的问题。新四军苏北指挥部指挥第一、第二、第三纵队,正面阻击诱敌,两翼设伏夹击,歼灭韩德勤部第三十三师师长以下一万余人,其中国民党军的一个整团向新四军缴械投降。

黄桥战斗的胜利,使新四军得以坚持苏北敌后抗战,苏北抗日根据地也得以发展。新四军的凌厉的战斗力,令重庆方面很是不安。蒋介石以避免发生冲突为借口,指派参谋总长何应钦和副参谋总长白崇禧,向共产党方面提出“八路军、新四军的作战区域”问题,并附带着一个命令式的要求:八路军和新四军之各部队,限时全部开到河北、察哈尔两省以及河北与山西北部地区,“并将新四军加入第十八集团军战斗序列”。并规定无论是八路军还是新四军,“非奉军事委员会命令”不得擅自越出“规定之地区”;除“军事委员会别有军事命令规定外,在其他战区以及任何地方,一律不得再有十八集团军及新四军名义之部队”。“十八集团军除编为三军六个师三个补充团外,再加两个补充团,不准有支队(师之编制为整理师,两旅四团制)”;“新四军编为两个师(师之编制为整理师,两旅四团制)”,等等。

命令在敌后已经形成有利作战局面的抗日部队后撤,放弃艰苦作战和付出巨大牺牲开辟的敌后抗日根据地,从军事上讲与助敌为虐无异,因为这等于解除了日军在敌后战场上的军事压力。蒋介石的这一命令连日军都感到意外。日军华北方面军参谋部在惊讶之余,努力判别蒋介石这一命令的深意。日本方面的判断,仅仅窥视到了蒋介石命令内涵的局部。让新四军移驻华北不是蒋介石的根本目的,蒋介石是要寻找借口将新四军彻底消灭。至于怎样寻找借口,那就是,只要共产党方面表示不执行命令,他就可以中国军队最高统帅执行军法的名义,对新四军进行军事制裁。位于第五战区的国民党军部队曾接到过蒋介石这样的电报:“该地区战斗序列无新编第四军或第十八集团军部队。如有上项部队或该战区无案之游击队在该战区活动时,即系匪伪潜入冒充,仰自即日起,由该战区长官指定部队,分区剿办,彻底肃清,以遏乱萌,并克日部署实施具报。”

归根结底,蒋介石所进行的是政治设防。就执政的国民党而言,无论如何不能让共产党武装不断壮大,因为这种壮大的后果几乎可以预见,即直接威胁国民党政权。此时,蒋介石已调动部队包围了共产党中枢所在地陕甘宁地区,兵力达四十万以上;又密令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从浙赣前线抽调部队,包围位于皖南的新四军军部和所属部队;同时密令第三十一集团军汤恩伯部和第二十一集团军李品仙部,分别由豫西和鄂东同时向东移动,配合鲁苏战区韩德勤部,准备向华中的八路军和新四军发动进攻。

鉴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大局,更为重要的是鉴于国民党军已有围攻皖南新四军的迹象,中共中央命令新四军皖南部队须于一九四o年十二月底之前全部北移。新四军军长叶挺专门前往江西上饶,与顾祝同当面商谈新四军移动问题。新四军谋求移至皖北,其次是移至苏南,特别要求顾祝同保证新四军在移动中不受国民党军的袭击。就在这时候,共产党方面突然发现,位于豫西的汤恩伯部的九个师正在东进。毛泽东立即致电新四军军部,请叶挺当面质询顾祝同,“一面苏北言和,皖南令我北移,一面派二十万大军东进,是何用意,是否彼方已准备决裂”?毛泽东嘱咐叶挺,在与顾祝同谈判时,“应以此项大局为第一位问题,其余都是第二位问题”。叶挺与顾祝同的会商没能解决任何具体问题。顾祝同同意新四军北移经过苏南,但不准驻扎停留;至于汤恩伯部的东进,顾祝同说他不知此情。

叶挺和项英致电中共中央,表示,“皖南部队开动需相当时间”,要求中央同意目前“暂留皖南”,同时积极部署北移之事。一天之后,毛泽东、朱德、王稼祥致电叶挺、项英,语气和措辞已经没有商量的余地:(一)你们必须准备于十二月底全部开动完毕。(二)希夷率一部分须立即出发。(三)一切问题须于二十天内处理完毕。同一天,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再次致电叶挺、项英:“立即开始分批转移,否则一有战斗发生,非战斗人员及资财势必被打散。”延安方面之所以一再催促,是因为有关皖南方向的所有情报均显示,十二月底之前各路国民党军将完成对新四军的合围。

十二月九日,蒋介石发出最后通牒式的命令:长江以南之新四军,全部限于本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开到长江以北地区,明年一月三十日以前开到黄河以北地区作战。现在黄河以南之第十八集团军所有部队,限本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开到黄河以北地区。距离蒋介石的最后时限,已经没有多少时间了。新四军皖南部队,包括军部、一个教导团、一个特务团以及第一、第二、第三纵队各两个团,总计九千余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