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六章 我们总算赢了（6）

十二月七日凌晨四时三十分，日本海军舰队在瓦胡岛以北约二百三十海里的海域展开。六时，第一波一百八十三架舰载机起飞，从瓦胡岛西部进入，七时五十五分开始攻击；七时十五分，第二波一百七十一架舰载机起飞，从瓦胡岛东部进入，八时五十五分开始攻击。在持续两个小时的偷袭中，日军以损失二十八架战机的轻微代价，击毁击伤美国太平洋舰队停泊在珍珠港内的二十四艘各类舰船以及三百架战机，美军伤亡三千五百余人。所幸的是，美军的航空母舰未在珍珠港内，油库和其他主要军事设施也未被击中。但是，美国海军太平洋舰队依旧受到了有史以来最大的重创。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上午十一时四十分，日本天皇发布宣战诏书。得到珍珠港被偷袭的消息后，美国陆军部部长史汀生写道：现在由于日本在珍珠港对我们进攻，所有问题一下子都解决了。我的第一感觉是得救了，优柔寡断就此完结了。危机使我全国人民团结起来的方式到来了。事到如今，国民的团结用不着担心了。过去在不爱国的人民中表现的冷淡和分裂状态，令人非常担忧，现在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了。与美国陆军部部长有同样感觉的，还有英国首相丘吉尔。当他得到日本偷袭珍珠港的消息后，不禁欢呼道：“好了，我们总算赢了！”

    世界上最大的工业强国加入了同盟国的行列。战争的最终结果已经毋庸置疑。尽管战争的时日可能会持续很长。十二月八日凌晨，太平洋战争爆发的消息传到了重庆。蒋介石的第一个反应是：美国卷入战争，将使中国摆脱长期孤立地与日军作战的局面，日本的彻底失败只是时间问题了。同时，国民政府也无需再顾忌宣战者的责任，中国可以公开地正式地对日本宣战了。----从“九一八事变算起，日本入侵中国已十年之久，中国方面至今尚未向日本正式宣战。

    蒋介石在军事委员会礼堂主持召开了国民党中央常委特别会议。绝大多数与会者建议中国立即向德、意、日宣战。蒋介石认为，宣战是必须的，前提是与美、英、苏协商立场，中国方面的三个条件应该得到满足：一、太平洋反侵略各国成立正式同盟，由美国领导推举同盟国联军总司令；二、美、英、苏、中一致对德、意、日宣战；三、在战争胜利之前，谁也不能与日本单独媾和。这一天的黄昏时分，国民政府外交部部长郭泰祺举行中外记者招待会，对外宣布：中国决定对德、意、日宣战，自即日起中国与上述三国进入正式战争状态。

九日，中国共产党发布《中国共产党为太平洋战争的宣言》，认为日本策动太平洋战争，是非正义性的掠夺战争，而美英等各国的抵抗，是保卫独立自由与民主的正义的解放战争。全世界的反法西斯阵线已经最后地明朗化，在美英等国的丰富资源和强大军力支持下，在中国人民英勇不屈作战的情况下，日本侵略者最后的失败已经注定。为此，中国共产党人提出了八项任务。十二月九日，中国国民政府颁布对日宣战文。同日，中国国民政府还发布了『对德、意宣告立于战争地位文』。

中国提出的建立军事同盟的建议，得到美国方面的积极答复。十二月二十三日，应罗斯福总统的请求，蒋介石邀请美、英荷三国军事代表团到重庆，商讨建立联合军事机关事宜。与此同时，英美两国也在华盛顿召开首脑会议，商讨如何把世界上的反法西斯国家团结起来。二十五日，双方拟定了《联合国家共同宣言》。当时，无论是罗斯福还是丘吉尔都没有意识到，这一文件的签署将是未来的国际组织“联合国”成立的先声。美国的幕僚们在给罗斯福准备备忘录时明确建议：“要打破按字母编排的次序，把像中国和苏联这样的国家提到同我国和联合王国并列的地位。区别的办法可以是：那些在自己的国土上积极作战的国家为一类，另外则是已经被轴心国征服了的国家。”《联合国家共同宣言》迅速电传中国并报呈蒋介石，蒋介石当即首肯，并授权常驻纽约负责外援事务的宋子文代表中国政府签字。蒋介石致电罗斯福：“针对我们新的共同战争，我们誓言竭尽全力，与贵国并肩作战，直到太平洋及全世界脱离残暴力量及无尽的不义之诅咒。”

一九四二年一月一日，联合起来共同对德、意、日法西斯国家作战的二十六个国家在华盛顿签订了这份宣言。因此，这份宣言又被称作《二十六国共同宣言》。《宣言》的内容简单到只有两条正文：一、保证运用军事和经济的全部资源同与之处于战争状态的轴心国及其仆从国作战；二、相互合作，不与敌国单独缔结统战协定和和约。在签名顺序上，罗斯福想把中国排在仅次于美国的第二位，下面是苏联和英国。但是，丘吉尔坚决反对。于是改成了中国第四。在正式签字仪式上，首先是美、英、苏、中四国签字；然后，其他二十二个国家按照字母排序依次签字。

战后，当这个联合组织演变成“联合国”的时候，中国不但成为联合国创始国之一，而且按照当时的规定，理所应当地成为当然的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对于近代以来衰败不堪的中国来说，居然与美、英、苏并列成为世界四强，这令中国人有点不知所措。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我国签字于共同宣言，罗斯福特别对子文表示：欢迎中国列为四强之一。此言闻之，但有惭惶而已。”蒋介石的感受是真实的，因为他很清楚中国的现状。当时的中国，无论国力和军力，还是政治与社会的文明程度，与世界强国相距甚远。罗斯福之所以这样做，自有他的目的。从现实来讲，没人知道与日本的战争要打多久，中国的抗日战场牵制着大量的日军，中国是世界反法西斯对日作战的主战场，所以必须有其正式的地位；从长远来讲，战争胜利之后，只有作为亚洲大国的中国，才能填补日本出局后的空白。

珍珠港事件的第二天，蒋介石专门给全国各行营主任和各战区司令长官发去一封电报，告诚他们，珍珠港事件的爆发，确实能使中国抗战最深重的危机得到缓解，但是必须清醒地认识到，这样的时局“皆我军民先烈牺牲生命所造成，决非凭空而悻致”。中国抗战的路还很长，战斗还会依旧残酷。所以，无论是官吏还是将领，绝不能腐败堕落、走私贩私、吃喝嫖赌、精神堕落。中国抗战部队虽然番号很多，貌似兵力不少，但往往“平时领一师之饷，临战不能作半师之用”。导致这一现象，皆因部队长官虚报伤亡以及吃空饷十分严重。

一九四二年来临了。政治上，国民党政权对全国的控制力进一步下降。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前，国民政府至少有效地控制着长江下游的几个最富饶的省份。而珍珠港事件爆发时，国民政府的权力机构早已被日军从富饶之地赶走。从国民政府的版图上看，其控制的国土连一半都不到，且多数是贫穷落后的省份。即使在名义上控制的西南部，由于历史的原因，国民政府也被半独立的地方权力系统所制约着，“国家统一”这句话早已名存实亡。

山西是阎锡山的地盘，为了自己的地盘利益，阎锡山始终游移在国民党、汪伪政权与日本人之间，蒋介石的军队依旧不能进入山西一兵一卒。在更为遥远的甘肃、青海、宁夏和绥远，地方政权被民族首领或远离中央系的军人控制着。新疆的盛世才与苏联的关系，西藏的达赖喇嘛与英国的关系，都远比与重庆的关系密切得多。云南的龙云和蒋介石始终关系紧张，广东和广西仍是粤系和桂系的天下。即使是陪都所在地四川，国民政府的权力也受到川系军阀势力的掣肘----对于一个处在战争状态中的政府，征税、征兵、发展经济和部署军队都是至关重要的，没有强有力的政权控制力来应对大规模作战是难以想象的。可是，国民政府的权力似乎就在重庆附近的小范围有效，政令和军令一旦出了重庆就很难发挥效力，在各地权力机构沿袭甚久的半割据状态的种种陋规面前，除了折中屈服之外蒋介石政府似乎别无他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