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八章 为自己国家的命运而战（1）

英国，一个靠最早对外扩张、掠夺海外殖民地而发家的岛国，近代以来在工业化、宪政制度和殖民政策的推动下积累起大量财富，是最先崛起的老牌资本主义国家，曾被全世界称为大不列颠帝国。自晚清以来，英国始终以在华利益居于列强之首的姿态出现。因此，日本入侵中国后，日本人的每一个动作都与英国的在华利益发生着冲突。但是，面对日本的咄咄逼人，限于自身国力不再强悍，更限于欧洲形势的不断恶化，英国人在远东处于一种弱势状态，列强之首的地位荡然无存，对日本人所能做的只是妥协、忍让乃至取悦。

在中国，最令日本人垂涎的，是英国人拥有的大量金钱以及具有特权的租界。英国人在中国储存的金钱数量惊人，由英国人掌握的海关税收同样数量惊人。卢沟桥事变爆发后，一九三七年十月二十二日，英国在日本的压力下，同意把中国政府存放在天津和秦皇岛两处中央银行的海关税款，全部改存到日本人于天津开设的正金银行里。十一月，日军攻占上海后，日本人又要求英国按照天津之例，把存放在中央银行的上海海关税款存放在日本银行里。当时，上海是中国最大的通商口岸，海关税收占全国的一半以上。

英国迫于中国政府的压力，与日本人进行了半年的讨价还价，最终还把中国政府排斥在外，与日本签订了《关于中国海关之协定》。根据此《协定》，英国同意把中国沧陷区各海关税款乃至现已存放在英国汇丰银行的全部税教，改存在日本银行里。英国人声称此举对中国有利，并威胁中国方面不得反对。---中国国士上中国人的权益，竟然由一个老牌的帝国主义国家和一个新生的军国主义国家一起支配，而中国人连说一个“不字的权利都没有，这就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中国。懦弱的英国人不断地向以武力逞凶的日本低头，使大英帝国在远东蒙受了“第一次耻辱”，同时使中国的海关税收被拿去“供敌人置办弹火之需”。

    鸦片战争结束后，中国的国土上遍布着列强的租界，其中以英国租界历史最久、权益最大。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占领了中国的一座又一座城市，而城市里的租界却是日军无法有效实施统辖的“飞地”，因此也就成为沦陷区里中国抗日力量的聚集地。中国的爱国人士利用租界创办报纸刊物，宣传抗日主张，购买抗日物资，设立秘密电台和情报网络，实施惩办汉奸等活动。当时的外国租界里依旧允许流行国民政府发行的法币，租界当局也与重庆保持着联系，甚至曾拒绝日方进入租界抓人。由此，日本不断地向英国施加压力，英国租界当局只有采取退让态度，宣布禁止在租界内进行抗日活动。

在日本人与列强就租界问题发生的冲突中，以日方突然宣布封锁天津英法租界而酿成的“天津事件”影响最大。天津租界占地达六千多亩，列强在租界内开设了银行、洋行和数百家工厂，天津租界成为英国在中国华北地区的经济中心。一九三九年四月，伪联合储备银行天津支行经理兼海关监督、大汉奸程锡庚在租界里被抗日力量暗杀，英国租界当局逮捕了四名“嫌疑犯”，但又不愿意把这四个人引渡给日本人。日本人立即采取了一系列严厉措施，包括封锁租界并对往来的英国人进行人身检查等等。双方多次交涉未果。六月十九日，日本人在天津英租界四周拉起电网，并通上了电。

电网通电的当天，英国内阁召开紧急会议，认为英国没有力量对付远东的日本，必须与日本人达成妥协。日本人设定的先决条件是：要求英国承认日本侵略中国的既成事实。七月二十四日，双方分别在伦敦和东京公布达成的一份协议，这就是被称为另一个《慕尼黑协定》的《有田一克莱琪协定》---英国人竟然向全世界宣布，日本侵略中国是合法的。《协定》引起国际舆论的大哗和中国政府的强烈反对。蒋介石致电伦敦《新闻纪事报》指出，在日本侵略者称霸亚洲的野心暴露无遗之时，英国政府的懦弱“无异于以血肉喂猛虎”。

英国人很快就会尝到对日本懦弱的后果。日本人变本加厉起来：要求英国在其租界内禁止法币的流通而发行伪“联银券”，并把中国政府存在租界内的价值五千三百五十万元的银锭交出来。当时，中国的法币正在发生危机，一旦英国禁止法币在租界内流通，势必会令法币的信誉雪上加霜，甚至可能导致中国货币金融体系的崩溃，这对在中国拥有投资利益的英国来讲也是无法估量的损失。同时，将中国政府暂时存放在租界中立银行里的白银交给日本人，势必会严重地伤害中国，自然也会严重地损害英国在世界上的商业信背。

一九四 0 年六月，欧洲战局开始恶化，法国贝当政府投降，英伦兰岛危在且夕，心惊胆战的英国人出于对德国盟友日本的惧怕，竟然全盘答应了日本人的要求，不但在租界里开始流通伪“联银券”，且将中国政府存放的白银最终加上了日本人的盖印铅封。更有甚者，英国人在把中国的财富奉献出来之后，又答应了日本人的另一个要求：封锁滇缅公路。这一条，对于仍在独自抗战的中国几乎是致命的。因为随着日本占领法属越南北方，滇缅公路已成为中国抗战大后方唯一的国际外援交通动脉。

中国的云南地处边陲，大江纵横，高山耸立，峡谷幽深。虽然云南向南至印度洋的孟加拉湾，从地理上看是中国内陆通往太平洋和印度洋的必经之地，但直至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云南境内还没有一条通往省外的公路。一九二一年，云南当局开始修建昆明至下关的公路，但工程进度极其缓慢。“九一八”事变后，为应对可能的意外事件，云南成立了省公路总局，由省府主席龙云亲自任督办，以加紧公路的建设。一九三五年，滇西线的土路建成通车。中国全面抗战爆发后，龙云向蒋介石建议修建滇缅公路，理由是东南沿海港口丢失后，滇缅公路可成为日军鞭长莫及的直通印度洋的可靠通道。在国民政府的全力支持下，滇缅公路建设于一九三七年十二月至一九三八年二月陆续开工。

无论从哪方面讲，滇缅公路都是世界上的险峻公路之一。公路要翻越横断山系的云岭怒山、高黎贡山等巨大山脉，还要横跨过漾濞江、澜沧江和怒江等深谷激流，高山对峙，江水怒号，地形复杂，气候恶劣。令人难以置信的是，修建如此艰险的公路，国民政府的补贴和云南自筹的资金极其有限，最为严重的是缺乏必要的筑路设备，以至于滇缅公路几乎完全靠云南数十万各族民工以无偿的劳作和近乎原始的施工方式修筑完成。在与高山大河的搏斗中，民工们使用的仅是农耕的锄头、扁担和箩筐，还有一双勤于劳作的手。过劳、疾病、落崖、坠江、土石掩埋等等恶况，使得这条通往云南省外的八百余公里的普通公路，竟然夺走了三千多人的生命，平均每修建一公里就死亡三人以上，而伤残者竞达数万。美国驻华大使詹森考察滇缅公路的修建时，作出过这样惊人的评价：这种精神全世界任何民族所不及！

    就地处边陲的普通中国民众未必懂得什么是国际交通线，也未必懂得一条公路对于抗战中国之生死攸关，他们只知道日本人要打过来了，修建这条公路是为了国家最后的抵抗。云南人为抗战中国流的血与泪，将永远印刻在中华民族的史册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