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五章-纵使天崩地裂，民族绵延不绝（3） 

日军占领武汉后，第十师团、第九师团、第六师团第十一旅团兵分三路南下攻占岳阳。至此，与中国第九战区部队隔着赣西北之修水、湘东北之新墙河形成对峙。武汉会战历时四个半月。为了攻取中国武汉，日本动用了当时能够集结的最大兵力，初期投入作战的兵力约为二十五万，会战期间又数次补充，最后投入的总兵力约为三十万。日军最大限度地发挥了其海陆空装备上的优势，苦战数月，最终却没能达到围歼中国军队主力的预期目的，自身却损失严重。日本陆军第十一军战后统计，武汉会战期间该军“战死四千五百零六人（内将校一百七十二），负伤一万七千三百八十人（内将校五百二十六），伤亡合计二万一千八百八十六人（内将校六百九十八）”；日本陆军第二军战后统计，武汉会战期间该军“战死约二千三百人，负伤约七千三百人”，连同海军和航空兵的伤亡，总计约为三万五千五百人。——尽管中国军队战斗详报的数字偏高，但日本方面的统计数字却明显偏低。白崇禧的记述是：日军在武汉会战期间，陆军伤亡人数当在五万左右。如果再加上海军和航空兵、加上在酷热中患病以及失踪官兵的人数，日军损伤兵力约计九万。

    在武汉会战中，武器装备低劣的中国军队于酷暑中苦战大别山麓和江汉平原，在日军飞机、大炮和毒气等大杀伤性武器的杀戮之下，后勤供给不足，伤员难以转运，加上热带疾病流行，官兵付出了巨大的!牺牲。日军第十一军的统计是：中国军队“遗弃尸体约十四万三千四百九十三具，俘虏约九千五百八十一人”。日军第二军的统计是：中国军队“遗弃尸体约五万二千具，俘虏约二千三百人”。——综合各方史料估算，武汉会战期间，中国军队阵亡、负伤、染病、失踪的官兵人数约在十八万以上。早在武汉会战开始前，中国方面便确定：用顽强的外围作战逐渐消耗日本的国力和军力，以求达到在抗战初期的某一阶段，将日本国力和军力消耗到无法发动更大规模战役的目的。可以说，武汉会战基本上达成了这一作战目的。

    武汉会战后，为调整战略部署并总结作战经验教训，十一月二十五日至二十八日，蒋介石在南岳主持召开了第三、第九战区司令长官、军团长、军长、师长等百余人参加的军事会议。中国共产党方面周恩来和叶剑英也出席了会议。会上，蒋介石连续作了五次重要讲话，阐述了他期，即武汉藏适和岳阳失守前为抗战第一期、之后为抗战第二期。虽然在蒋介石所说的第一期作战中，中国军民以巨大的牺牲消耗着日本侵略者的国力和军力，并使中国持久抗战的战略布局得以基本完成。但是，武汉会战还是再次暴露了中国军队存在的种种问题。

    在战略战术的指导原则上，尽管强调了“积极的运动防御”，甚至把这一原则写进了作战指导，但大多的中国军队既没有真正领会，也不会具体实施。武汉会战期间，国民政府苏联总顾问亚·伊·切列潘诺夫曾向军事委员会建议，迅速调集军队分别从江南、江北不断地袭击进攻中的日军，采取以攻为守的战术保卫武汉。但是——从整个形势来讲，日本军队是用突破法，中国军均是用阻截法，一个是积极的进攻，一个是消极的防守，遭受日军进攻的中国军队自然是要拼命抵抗，积极地去防卫，但是其余未受到攻击的军队自然是没有战斗，在那里消极等待。  中国军队利用阻截式的利用工事做阵地防御是可以的，但不应该让未受到攻击的部队停留在那里不动，而应该积极行动起来，找机会，从佣翼、从后方随时突击日军、牵制日军，使其疲于奔命，无法集中兵力攻击中国军队的阵地。

    《孙子兵法》言：“善攻者，敌不知其所守；善守者，敌不知其所攻。”这也就是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所说的：“攻击变为防御，防御变为攻击。”而在武汉会战中，中国军队的高级将领在指挥作战时，依旧是连绵不断的一线阵地式防御，实力薄弱的兵力被分散在各条防御线上，既缺乏有力的预备兵团，也少有在防御中的协同攻击。“战略上既取守势，战术上又难取攻势”，以至于作战基本上处于被动状态，每每都在应对日军主动发起的进攻，采取的措施除“剜肉补疮”外似乎没有他法。其结果是“备前则后寡，备后则前寡；备左则右寡，备右则左寡；无所不备，则无所不寡”。

    蒋介石要求参加南岳军事会议的所有将领“明责任、知耻辱、识时势、知彼此”，完成整理军队、建立军队之任务，提高军队作战素能，增强军队的作战能力，从而“确立第二期抗战胜利的基础”。

    日军占领岳阳后，并没有显出继续南下攻占长沙的迹象。但是，十一月十三日凌晨时分，长沙城内突然不明原因地燃起大火一不是个别地方失火，而是全城一片火海：“市民从睡梦中惊醒，面对熊熊烈火，上天无路，入地无门，老少妇孺的哭喊声和火烧房屋发出的爆炸声汇成一片，构成一幅极端悲惨的残酷景象。…市内机关、团体、学校、医院、银行、工厂等建筑物均付一炬，民房除车站路及城外一部未全毁外，其余全部烧毁，尤以长沙最繁盛之八角亭、红牌楼、中山路、南正街、北正街一带焚烧最烈。长沙的大火烧了三天三夜。市民被烧死达两万余人，房屋被焚毁五万余栋，原有四十二万人口的长沙城成为一片废墟。令人不解的是，长沙遭此浩劫，原因竟然不明。

    长沙属于中国第九战区，战区司令长官为陈诚，而湖南省政府主席是张治中。军事和行政最高长官对于长沙大火起因说法不一。张治中说，这是一个“意外的、突发的灾变”；而陈诚则说：“寇军于十一月十二日晚，侵入岳阳南方之新墙河畔，适于此时，汨罗与长沙间之电话一时中断，张治中心里先就慌了。后来又听错敌抵新墙河之情报为敌抵新河——新墙河属岳阳，新河属长沙，两者南北相距二百余里……”陈诚认为，正是这一字之差，导致了张治中判断失误。只是，没有任何史据证明陈诚所说是真。

    中国军队放弃武汉后，日军南下进入湖南北部。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预计日军会攻占长沙，遂决定以南岳衡山为防御中心，并吸取武汉撤退时破坏不彻底的教训，先期制订了“焦土抗战”的原则，以备放弃长沙时不留一草一木资敌。为此，从十一月一日开始，张治中便开始动员市民疏散，并决定将省府迁至沅陵、市府迁至邵阳。七日，蒋介石在长沙召集军事会议，检讨了放弃武汉时没有做到将城市彻底破坏的原因和后果，同时强调一旦日军兵临长沙要不惜一切将全城焚毁。军事会议结束后，张治中召集秘密会议，商讨了长沙如何焚城事宜。

    十一日晚，日军占领岳阳的消息传来，长沙城内一片恐慌。十二日上午九时，张治中接到委员长侍从室副主任林蔚的电话，说“我们对长沙要用焦土政策”，紧跟着蒋介石的电报就到了：限一小时到。长沙张主席。密。长沙如失陷，务将全城焚毁，望事前妥密准备，勿误！  中正文侍参。张治中立即决定：焚城事宜由长沙警备司令酆悌负责，省保安处长徐权协助。中午，陈诚来到省府会晤张治中，两人在焚城一事上统一了意见。下午四时，警备司令酆悌拿出制订好的焚城方案，张治中嘱咐：待中国军队自汨罗江撤退后再下达焚城命令，届时先放空袭警报再放紧急警报，以利还没撤离的市民紧急躲避。

    但是，到了晚上，张治中发现，不但逃难的人流充斥于出城大道，而且警察局里竟然也没人了，街上所有的岗位都没了警察的踪影。张治中立刻给警察局局长文重孚打电话，限他两个小时内恢复所有的岗位职守。可是，凌晨时分，当张治中想叫上文局长一起去城内巡查时，发现警察局的电话断了，副官告诉他，警察局的大门已经用竹板钉起来了。十三日凌晨两点，张治中刚躺下，副官就来报告说，城内很多地方起火了，然后各处电话都断了——“四点酆悌报告：‘各处起火，电话已断，文局长找不着。究竟放火者何人？看这样子，似为一大规模有组织的行动，外面人都传说火是由警察局开始烧的。张治中的紧急处置是：手令酆悌、徐权严拿放火者，准予就地处决；派员调查外侨有无损害；派出保安团上街维持秩序；对伤兵难民加以救济；维持秩序，恢复交通；设法恢复电讯交通；电呈委员长蒋介石及参谋总长何应钦。

    既然不是偶然失火，那么，长沙大火是谁放的？从大火中逃出来的目击者说：“确有佩戴放火臂章的武装自卫队，后边有枪兵督率，挨家沿户点燃起来的。——一后来证实，放火的是负责焚城的警备二团。当夜该团分为二十四个队，散布于长沙市各区，带着火油汽油若干箱，先从省政府和警察局点燃，然后各处同时动作。——这显然是有计划、有步骤的大规模纵火。事后，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和军事委员会政治部联合发表了长沙大火调查说明，从官方认定起火原因是“出于民族义愤”。对于造成如此重大伤亡的事件，这一结论显得简陋不堪。十六日，蒋介石从南岳来到大火刚刚熄灭的长沙城，一个星期后，长沙警备司令酆悌、警备二团团长徐昆和警察局局长文重孚均被判处死刑，于二十二日上午执行枪决。不久，张治中被革职留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