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大考古发现( 概述)

中国科学考古学的兴起源自于近代以来的西学东渐。1921年瑞典人安特生在河南渑池县仰韶村的发掘拉开中国考古学的序幕。中国科学考古学不久之后便在安阳殷墟宣告诞生。

中国考古学经过20年的发展,取得了诸多成果,为后来的考古工作奠定了基础。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迎来了考古发展的黄金时代,除了在全国范围内新发现诸多遗址外,还对民国时期的考古有所继承和发展,对已经发掘的如殷墟等遗址作进一步深入发掘与研究,有一些遗址在民国时期就有零星发现(如良渚遗址、三星堆遗址),在新中国成立后进行了大规模科学考古发掘。这里选取了新中国成立70年来具有代表性的十大重要考古发现进行介绍。

中华文明起源的研究由来已久,早在17世纪国外学者就曾提出过埃及、巴比伦、印度、中亚等起源说。随着中国科学考古学的兴起和诸多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发现,中华文明本土起源说逐渐成为学术界普遍承认的定论。

山西襄汾县陶寺遗址被认为是尧时期的都城和最早的“中国”,遗址内发现的最早的文字、早期铜器、建筑群、墓葬群及丰富礼器等诸多文明要素,无不体现出陶寺已经一脚踏入文明阶段。时间上处于龙山时期至夏代的陕西神木县石峁遗址被称为“中国文明的前夜”,发现的城址是我国北方地区同时期最大的一座城址,对理解“文化、古城、古国”框架下的中国早期文明格局意义重大,显示出中国初期文明已经形成。

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与夏王朝的关系至今仍存在诸多争议,但二里头文化中存在夏文化是大部分学者的共识。“把夏文化看作准信史,已经在中国学者中取得广泛的心理认同”。青铜器、玉石器等诸多“中国之最”的发现,足以体现二里头作为中国1000多年青铜文明奠基者的地位。

河南安阳殷墟考古是中国科学考古学诞生的标志,在中国考古史上独一无二的地位毋庸置疑。同时,它也是中国持续发掘时间最长的遗址之一,见证了90年来中国科学考古学的发展与进步。位于陕西宝鸡扶风、岐山一带的周原遗址,是周人的发祥地和周文化的核心,亦有“青铜器之乡”的美誉。夏、商、周三代考古建立了该时期的文化分期体系,对三个王朝的起源与发展及其相互关系等方面研究有了很大进展,“夏、商、周三族的文化既各有起源,又前后衔接,吸收扬弃”,改变了传统史学“将夏、商、周、秦、汉视为一脉相承的改朝换代”的观念。

古国的发现,亦是先秦时期考古学受人关注的重要方面。湖北随州曾侯乙墓是南方楚地曾国文化的代表,墓葬中出土有中国数量最多、门类齐全的青铜礼器,包括迄今为上最为完整的一套65件编钟,既反映了先秦时期发达的礼乐文化,也体现了战国时期楚地高超的青铜冶炼和铸造水平。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丰富而又极具地域特色的青铜器文明,让我们对古蜀文明有了截然不同的认识,不得不重新审视中国古代文明的格局与体系。小河墓地则向我们展示了与中原王朝并立另一个独特的地域文明,反映了中华传统文化的多元性。

秦始皇陵作为中国最早、最大、结构最复杂、内涵极为丰富的皇帝陵墓,彰显了大一统王朝的恢宏气势。兵马俑被视为20世纪最为壮观的考古发现,为世界所罕见,并以“世界第八大奇迹”之名享誉全世界。河北保定满城汉墓是西汉中山靖王刘胜及其妻窦绾之墓,出土了金缕玉衣等奢华、珍贵的文物4000余件,为了解西汉时期王侯的丧葬制度和墓葬结构,以及汉代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江西南昌海昏侯墓拥有完整的墓葬陵园结构、种类丰富和制作精良的随葬品,体现了大汉王朝强盛的国家实力与发达的文明。长沙马王堆汉墓和广州南越王墓,则不断提升了我们对汉代文明高度与广度的认识。秦汉墓葬的发现,极大地丰富了我们对秦汉时期丧葬制度的认识,出土的文献和其他资料为秦汉史研究提供了丰富的史料。

唐代作为中国古代文明的另一个顶峰,长安城大明宫遗址展现了帝国中枢宫殿建筑艺术的辉煌和大唐盛世的繁荣景象。何家村遗宝见证了唐代各民族文化、丝绸之路东西方文化之间的交流与融合。陕西宝鸡的法门寺则反映了唐代佛教的兴盛。它拥有世界上年代最为久远的佛塔地宫,出土了极为珍贵的佛教圣物,其中最为著名的毫无疑问是震惊世界的佛教至宝---被宝函包裹得严严实实的现存唯一的佛指骨舍利。

左:秦陵将军俑;右:满城汉墓出土的错金博山炉

左:海昏侯墓出土的青铜编钟;右:法门寺地宫的鎏金真身菩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