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于太湖流域距今5300年至4300年左右的良渚文化是中华“文明的曙光”，亦是南方地区史前文化的代表，其规模宏大的宫城、王城、外郭等构成的古城遗址是世界上已经发现的结构保存最完整的早期都城系统，堪称“中华第一城”。墓葬中出土的文物，证明早在5000年前中国就已经有了成熟的史前文明。

1936年11月3日下午两点钟，这是一个日后载入史册的时刻。在西湖博物馆从事地质矿产工作的良渚人施昕更在良渚镇附近的棋盘坟一个狭长形的干涸池底发现了几片“黑色有光的陶片”，其釉色胎质都有新异。他将其带回西湖博物馆，交给馆长董聿茂先生，董馆长也说不出是哪个时代的东西（他是生物学家，新中国成立后任杭州大学生物系教授）。不过，董聿茂还是意识到了这些东西的研究价值，遂根据国民政府颁布的《古物保存法》规定，由博物馆出面报请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批准，在良渚一带进行考古发掘，并由施昕更主持。

从1936年12月至1937年3月，良渚的考古发掘共进行了三次。一些村民认为施昕更的发掘是“借此自肥”，从中加以阻拦，在发掘现场更有“莠民”夜中盗墓，所以不得不借助乡警进行阻止。施昕更本打算深入持久地进行考古发掘，但因上述原因，野外发掘只好草草收场，今后再作打算。尽管如此，施昕更毕竟通过三次田野考察获得了大量的石器、陶片、陶器等实物资料，从科学发掘的角度确认了良渚一带存在着远古文化遗存。

有了这些第一手材料，施昕更集中精力将出土文物进行整理研究写成考古发掘报告。这份调查报告日后被认为“中国考古学史上具有代表性和划时代意义的考古报告之一”，定名为《良渚》，副题是《杭县第二区黑陶文化遗址初步报告》，共计5万字，除正文外，附图100余张。这就是“良渚文化”的发端。遗憾的是，正当《良渚》付梓之际，七七事变爆发，日寇大举侵华，不久杭州沦陷，《良渚》报告的印刷被迫中断，直到1938年才告出版。1939年5月，施昕更因病逝世，年仅27岁。细算下来，施昕更这一生真正属于实地考古的时间，不过一年而已。这位民国青年生命恰如流星一般，成为良渚文化考古发现的第一缕曙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