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于成都平原西北的广汉，毗邻成都，古称汉州。在离城区西7华里处有一个三星堆村。这个名字来源于当地有三个长约两三百米，呈圆丘状的黄土堆，突兀地矗立在当地平原之上，远望如夜空中一字排列的三颗星，故而得名三星堆。在三星堆的背面，隔河相望的月亮湾（今真武村）另有一个月牙状台地，两处恰好形成“三星拌月”状，被当地人誉为“汉州八景”之一。

1929年春，家住月亮湾附近的农民燕首诚因为天旱，打算和儿子一起将自己田地附近的一条淤塞的小溪淘浚一下。正当父子俩在这小溪之中掏挖淤泥时，突然挖到一个坚硬的石环，大吃一惊的父子俩费力揭开石环，发现下面是一个土坑，里面装满了各种玉器。

自觉掘到宝藏的燕家人在惊喜之余不敢声张，将其掩埋回去，等到夜深人静之际才全家老小一起出动，将这一坑玉石全部运回家中。尝到甜头的燕道诚在随后一两年间又在附近四处挖掘，试图再撞到好运挖出财宝。

不过，燕道诚的好运显然是用完了，不久，父子两人大病一场，差点死去。这场大病让燕家人深信是因为他们挖走地中宝藏，触犯了风水宝地的报应，便不敢再进行挖掘，还抱着“破财消灾”的想法将玉器广为分送。

不过，也正是因为他们这种迷信的行为，使得三星堆没有遭到破坏性挖掘，更让广汉有大量玉器出土的消息不胫而走，引起当地古董商的注意。经过一番炒作，“广汉玉器”成为成都古董市场的新宠，在社会上炒得沸沸扬扬，由此也引起了学界的注意。

最先对三星堆玉器产生学术方面兴趣的，是一个正在当地传教的英国牧师董笃宜。他托当地驻军军官借来5件玉石器带回成都，交由华西协合大学美籍教授、地质学家戴谦和鉴定。戴谦和看过之后，认为很有价值，立即亲赴广汉对出土遗物的地点进行了初步考察。

不过由于时局动荡，直到1934年，才由时任华西协合大学博物馆馆长的美籍教授葛维汉出面，会同当地县长罗雨苍对三星堆进行了第一次考古挖掘工作。由于当地匪患严重，因此整个挖掘工作只进行了十天便匆匆结束。葛维汉等人这次考察发现了一些陶器、玉器和石器，并没有发现那些埋藏三星堆下古蜀文明重宝，使得这些国宝借此逃过了战乱和流失海外的风险。

虽然此次考古工作时间短暂，却是三星堆乃至整个古蜀文明考古挖掘的先声。事后，葛维汉在《汉州发掘简报》中富有先见之明地认为：“我们考虑广汉文化下限系周代初期，大约公元前1100年，但更多的证据可以把它提前一个时期”。与此同时，参与此次三星堆考古工作的林名均特地给旅居日本的著名历史、考古学家，同样是蜀人的郭沫若寄去全套资料。

郭沫若在研究之后，兴奋地回信指出：“如果将来四川其他地方又有新的发现，它们将展现出这个文化分布的广阔区域，并且肯定会提供更多的可靠的依据。”毫无疑问，此时这些考古大家们都已经预感到，三星堆就是他们一直等待的，揭露古蜀文明真相的关键所在。只待时机成熟，他们就能将这座宝库从沉睡中唤醒，让世人一览上古蜀地的风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