牺牲叛变肃反  

   共产党人的队伍曾经出现过两次大的动摇与叛变。一次是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事变,一次就是1934年红军长征。
    “四一二”“清党”,“宁可错杀,不可错放”,共产党人横尸遍野、血流成河,李大钊、罗亦农、赵世炎、肖楚女、夏明翰、张太雷等多名领导人相继遇害。严酷的白色恐怖中,组织被打散,党员同党组织失去联系;彷徨动摇者纷纷脱党,有的公开在报纸上刊登反共启事,并带人捉拿搜捕自己的同志。
   1934年中央红军长征后,共产党再次面临着这样的局面。红十军团军政委员会主席方志敏、红十军团长刘伯坚等人,被敌人捕获枪杀。中华苏维埃工农检察人民委员何叔衡、中央军区政治部主任贺昌等人,在战场上牺牲。国民党南昌行营有如下记载:“截止1935年3月底,江西清剿军先后在于都、会昌俘红军六千余人,在瑞金俘红军三千余人。”
   比牺牲更加严重的是叛变。最先是被蒋介石称为“红军瓦解先声”的孔荷宠叛变。孔荷宠是湖南平江人,1926年入党,先是搞农民运动,后组织农民武装,任游击队大队长、湘赣边游击纵队司令。参加平江起义后任红五军第一纵队队长,红军独立第一师师长、红十六军军长。1932年 因犯盲动主义错误受到朱德批评,被撤销职务,入红军大学学习。1933年调中央动员部工作。1934年7月利用去外地巡视工作之机叛逃。叛逃后他供出了湘鄂赣边区中共、红军和苏维埃政权组织情况,帮助国民党军制订“围剿”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的计划,特别是他提供的中央机关在瑞金驻地,为国民党空军轰炸提供了准确情报。1935年-1937年间,组织便衣别动队,专门袭击红军游击队。
   中央红军长征后,苏区先后出现闽北分区司令员李德胜叛变,瑞金红军游击司令部政委杨世珠叛变,闽赣分区司令员宋清泉叛变,湘赣省委书记兼湘赣分区政委陈洪时叛变,闽浙赣省委书记兼闽浙赣分区司令员曾洪易叛变,赣粤分区参谋长向湘林叛变,闽赣分区政治部主任彭祜叛变,红十军副军长倪宝树叛变。这些叛徒在叛变前,虽各有各的方式和嘴脸,但往往都很“左”。孔荷宠对让他去红大学习非常不满,他说谁还不会打仗,用几挺机关枪就能坚持到底,什么正规训练和战略战术,都是一派胡言。向湘林则常对周围人说:“中央苏区失败了,我们在这山里打埋伏可耻,不如出去拼个痛快,拼掉他几个算几个。”他在游击区还搞正规化,恢复分区司令部和各科室,搞沙盘作业,每天早上吹号集合出操,晚上吹号集合点名。这一套马上引起敌人注意,派来重兵清剿,弄得部队天天转移。陈毅找他谈话,他还振振有词:“红军主力说不定明天就会打回来,我们应该集中兵力与国民党决一死战。”敌人真的来,他没有决一死战。很左的人一瞬间突然变得很右,中国革命中至今不乏此例。
   所有叛变中,最为严重的还是中央军区参谋长龚楚的叛变。龚楚是广东乐昌人,1924年在广州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5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比孔荷宠资格更老。龚楚还可以与彭湃、毛泽东相比,是中国共产党内最早从事农民运动的领导者之一。井冈山斗争时期,又有军民运动经验,又有军事工作经验的龚楚,成为红四军前委委员,其威望和地位在红军中也算屈指可数。有一段时期,中央和湖南省委给红四军前委的信都是称“朱毛龚”的。龚楚在井冈山时期与毛泽东、朱德建立了很深的关系,百色起义时又与邓小平建立了很深的关系。1929年5月龚楚被任命为中共广西前委委员,1929年12月参加广西百色起义,起义后即宣布成立红七军,军长张云逸,政治委员邓小平,参谋长龚楚。红七军辖十九、二十、二十一三个师,十九师战斗力最强。龚楚兼任师长,邓小平兼任政委。龚楚后来担任的职务也闪闪发光:继李明瑞之后任红七军军长,然后是粤赣军区司令员、红军总部代总参谋长、赣南军区司令员。红军主力长征后,陈毅起初连个明确的职务都没有,龚楚却出任了中央军区参谋长。
   这样一个人物的叛变,对红军长征后中央苏区留守力量的严重影响也可想而知。龚楚的叛变出现得很突然。1935年2月,他奉命率一部分红军去湖南开展济南战争。5月在湖南郴县黄茅地区遭到粤军袭击,就叛变投敌。陈济棠给他一个少将“剿共游击司令”,调一支四十多人的卫队归他指挥,要他到赣粤边去诱捕项英、陈毅。
龚楚将自己的叛变隐蔽得很巧。10月中旬,他把卫队扮成红军游击队,在北山龙西石地区和粤军余汉谋一支部队假打一阵,“击溃”了“敌人”,在龙西石出了名。贺子珍的哥哥、北山游击大队大队长贺敏学原来是中央军区司令部的科长,听说老首长龚楚参谋长拉起了游击队伍,便赶紧派人去联系。龚楚说,他需要马上见到项英、陈毅,接他们去湘南加强领导。中共赣粤边特委机关后方主任何长林等人热情帮忙,建议龚楚写一封信给项、陈。特委秘密交通员很快把信送到了项英、陈毅手里。
   项英看过信后非常高兴。他不太了解龚楚,但这是第一次和其他游击区取得联系,有足够的理由感到振奋。陈毅却没有那么乐观。他对龚楚是非常了解的。龚楚自恃资格老,井冈山斗争时期骄傲自大,除了毛泽东、彭德怀,便目中无人。今天,他怎么变得谦虚起来,要项英、陈毅去“加强领导”呢?陈毅告诉项英,斗争残酷,人心难测,还是过一段时间再去见龚楚。就是“过一段时间”,使龚楚现了原形。只见信走不见人来,他害怕夜长梦多,决意先下手为强,把北山游击队一网打尽。
   又是那位特委机关后方主任何长林帮忙,召集游击队员和干部在龙西石开会,贺敏学等重要干部都参加。待他们发觉情况不妙时,龚楚的伏兵已经将会场包围,这位中央军区参谋长开始撕下脸面,赤裸裸地劝他原先的部属们投降了。贺敏学第一个跳起来,举枪边打边往外冲,他身中三弹,硬是翻滚下山,冲出包围。其余的只有八九个人带伤冲出会场。五十多名游击队员和干部当场牺牲。特委机关后方主任何长林一看大势不好,马上叛变。
   这就是长征留下来的队部突围到赣粤边后,损失最大、性质最严重的“北山事件”。就是这个“朱毛龚”的“龚”,虽然在红军队伍中作出过一些贡献,一旦叛变这支队伍,竟然对敌人作出了更大“贡献”。所以人们能够理解,为什么共产党人最恨叛徒。从“四一二”反革命屠杀中过来的人们,深知在危难时刻叛变现象的不可避免和巨大危害。预见到这一刻的来临,他们便自觉不自觉地运用起最后往往伤及自身的铁腕:肃反。
   肃反扩大化最典型的事例是富田事变。富田事变的情况如下:赣西南苏区在1929年冬开始肃反,原先的目标是肃清混入红军和地方党组织、苏维埃政权的地富豪绅分子及其他反革命分子,后扩大到AB团分子的斗争。1930年初,吉安城被认为是"赣西AB团大本营"。"赣西各县都有他们的组织活动,尤其以吉安、吉水、安福、万安等县为最活跃"。接着,红四军前委根据"二•七"陂头会议精神,于2月16日发布第1号通告,其中特别提出:"联席会议指出,赣西南党内有一严重危机,即地主富农充塞党的各级地方指导机关,党的政策完全是机会主义的政策……"。提出"打倒机会主义政策,开除地主富农出党"。矛头逐渐对准地富出身的党员和干部。6月间,赣西南党团特委、西路行委联合印发了根据前委1号通告精神写的《反改组派AB团宣传大纲》,提出"AB团是江西豪绅地主的封建组织,是江西豪绅地主的集合场"、"工农群众必须认清这些阶级敌人,我们的刺刀和枪炮应该对准改组派AB团勇猛杀去"。
   1930年10月有,攻克吉安时,传说在缴获的敌军文件中发现一张所谓江西省行委书记李文林的父亲借活动经费给"AB团"组织的收据,因此,李文林马上被怀疑为"AB团"分子。同时,总前委认为"赣西南党、团特委机关,赣西南苏维埃政府,红军学校发现大批"AB"分子,各级指导机关,无论内外,多数为"AB团"富农所充塞……是一非常严重的危机。"11月,江西省行委书记李文林及西路行委书记龙超清等人被以"AB团"的罪名而关押,经刑审后,供出省行委常委段良弼、秘书长李白芳、红二十军政治部主任谢汉昌等均为"AB团"首在分子。
   12月7日,红一方面军前委肃反委员会主任李韶九持前委面交省行委的绝密信并带一连士兵到省行委驻地富田,指导地方和红二十军的肃反工作。根据绝密信指示,立即捕捉了段良弼、李白芳、谢汉昌等人,经过严刑逼供,供出金万邦、丛允中、刘敌、刘经化、周冕、马铭、段起凤等一大批"AB团"分子。至12月8日是,在省行委、省苏两个机关捉押了"AB团"分子100多人,9日,李韶九押着谢汉昌等"要犯"来到红二十军驻地东固。11日是,李韶九在东固与红二十军军长刘铁超商议,要抓谢汉昌等人供出红二十军内的所谓"AB团"分子,并派人捉174团长和政委。这时,174团政委兼独立营营长的刘敌奉命从藤田赶回东固,很快被扣押。因李韶九与刘敌是同乡,没有立即逮捕刘敌,但李与刘谈话时,采取威胁和拉拢的办法,企图诱供,暗示说只要刘敌能把红二十的"AB团"分子供出来,就可以不受刑罚和杀害。并说这不是一个"AB团"的问题,而是一个政治问题。刘敌听得,联想到过去很多问题,于是,利用同乡关系,应付李韶九,而回到独立营营地,并与营长周兴、梁学贴秘密开会,采取对策,决定逮捕李韶九和刘铁超等人,迅速救出被关押的同志。12日是,刘敌等带着独立营全体官兵,来到二十军军部,质问李韶九和刘铁超,不见效果,立即包围军部,捆绑了刘铁超、李韶九(后逃走),放出了谢汉昌等人,率营直奔富田。天黑时部队赶到富田,包围了了省苏驻于,缴了省苏警队排的枪械,抓了几个人,释放了段良弼等40多人。正在开会的省行委负责人发现情况,在混乱中借夜幕逃脱。
  "事变"发生后,谢汉昌、李白芳、刘敌等率省行委和红二十军渡赣江开往永阳,在赣江以西地区开展游击活动,并提出分裂红一方面军领导的错误口号。1931年元月在永新、安福等县打土豪。4月有,在横江、永阳等地同国民党军几次交战,均获胜利。这时,以项英为代理书记的苏区中央局,一方面指出发动富田事变是严重错误,另一方面采取解决党内矛盾的方法,动员红二十军回到赣江以东。但是,1931年4月中共中央代表团到达中央根据地后,根据同年3月《中央政治局关于富田事变的决议》,认定富田事变是"AB团"所进行的"反革命行动"。于7月中旬在于都坪头寨对红二十军进行整编,将副排以上干部统统扣压,大部以"AB团要犯"、"反革命"罪而杀害。余部被分别编入红三、四、十二军,二十军番号被取消。
   对富田事变,毛泽东在《总前委答辩的一封信》中很肯定地说:“此次红军中破获AB团4400人以上,AB团已在红军中设置了AB团的总指挥、总司令、军师团长,5次定期暴动,制好了暴动旗,如不严厉捕灭,恐红军早已不存在了。”项英却持不同看法。   1931年1月16日中央局成立的第二天,他以中央局第二号通告下发《对富田事变的决议》,虽然不得不讲“打AB团取消派是十二分的正确”,但不认为富田事变是AB团领导的反革命暴动;而只在“客观上”是反党的反革命行动。它批评了反AB团之错误所在:“第一,是非群众的路线”;第二,赤色恐怖不是群众造成的去恐怖反动派,而是机关造成的反恐怖了群众“。今天的党史工作者说,这是第一个对富田事变说了公道话的文件。这是项英一个重要的历史功绩,他为此受到中央代表团严厉批评,宣布“项英因解决富田事变完全错误”,被解除苏区中央局书记职务。
   项英,这样一位对肃反保持清醒头脑的人,红军长征以后也失去了清醒,大刀阔斧地搞起肃反扩大化来。项英说,地主、富农、反革命,我们不杀他,他就会杀我们。宁都起义的一部分五军团干部,红军长征后留在中央分局机关和各单位工作,项英觉得这些人在国民党军队干过,不保险。项英以开会为名,派通信员将五军团的十几人,一个一个地通知他们前来开会。项英就说他们犯了错误,随后不由分说便将他们一个个捆起来,当晚就把他们杀掉了。第二天,部分被杀害人的家属来询问亲人下落,回答是调其他地方工作了。
  毫不留情地解决“靠不住”分子的项英,其革命坚定性是无可置疑的,所以能在极其艰难条件下坚持三年游击斗争,直到抗日战争爆发。但要总结出这些血的经验教训、真正准确判断出谁“靠得住”谁“靠不住”,项英已经没有时间了。1941年1月皖南事变中他本已突围脱险,却在睡梦中死于叛徒的子弹。打死他的贴身警卫刘厚总,恰恰是他认为最靠得住的人。这是项英的悲剧,也是那个时代肃反手段与方式的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