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四渡赤水中的两次败仗和用兵如神(下)  

 

   毛泽东1956年在八大预备会议上讲自己打过的4次败仗,第四次“茅台那次打仗”,即指三渡赤水前的鲁班扬战斗。这场战斗的影响远比今人想象的大。战前毛泽东差一点丢掉前敌总指挥职务,遵义会议成果成为泡影。鲁班扬是毛泽东的街亭。说鲁班扬战斗,必须谈林彪的打鼓新场战斗。
    3月5日,前敌总指挥毛泽东决定各军团集中鸭溪,“突击周敌”。具体部署以红九军团在桐梓、遵义地区吸引川敌向东,集中主力一、三、五军团及军委干部团由遵义地区西进遵、仁中,寻歼周浑元部,未果。3月6日,毛泽东又准备在白腊坎以西迎击周浑元。决定以林彪的一军团由北向南打抄后路,彭德怀的三军团由南向北打堵迎头,五军团在白腊坎为预备队,九军团警戒大渡口;先以猛烈动作解决周浑元部萧致平九十六师、谢溥福第五师,7日再解决周部万耀煌第十三师。
   但周浑元根本没有进入我预伏地域。两次诱周决战未果,林彪按捺不住了。3月10日,林彪、聂荣臻联名向中革军委主席朱德发出一封急电,建议以主力向打鼓新场、三重堰前进,消灭西安寨、新场、三重堰之敌。西安寨、新场之敌为黔敌犹国才旅。林彪提出该作战计划,核心是不想打周敌,想打黔敌。但成立前敌司令部就是为了打周浑元。林彪突然站出来说不打周浑元而转攻黔敌,给毛泽东带来了遵义会议以来最大的危机。当天中央政治局在鸭溪召开扩大会议,讨论林彪提出的打鼓新场战斗。会议由张闻天主持,毛泽东认为红军两天以后才能赶到打鼓新场,届时滇军将与那里的黔军会合,旁边还有川军和中央军周浑元部的侧击,一打又会碰硬。
   但大多数人支持林彪的意见,主张打。毛泽东只能苦口婆心地一再阐述不能打的理由,却未能说服众人。最后毛泽东急了,提出如果要打,他就辞去前敌总指挥的职务,未料想坚持打的人也针锋相对:“少数服从多数,不干就不干。”现场一表决,毛泽东当然是少数,于是会议通过了攻打打鼓新场的决定。毛泽东刚刚担任了6天的前敌总指挥职务被撤销,所遗空缺由彭德怀暂代。遵义会议成果眼看将毁于一旦。
   挽救局面的是周恩来,更是毛泽东自己。失去总指挥职务的毛泽东理出一个办法:找周恩来。周恩来仍是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而这个“最后决心”还没有下。毛周二人在屋里作了一番讨论,周恩来采纳了毛泽东的意见,第二天一早又开会讨论,到底把大家说服了。取消了打鼓新场战斗,毛泽东的前敌总指挥地位便自然恢复。
   这回争论后,为使军事指挥真正机动灵活、不再出现会议讨论行动方针、争论不休以致举手表决局面,毛泽东向张闻天提议成立“三人军事领导小组”,全权指挥军事,成员为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这便是与博古、李德、周恩来“老三人团”相对应的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新三人团”,团长是周恩来。毛泽东从遵义会议后就成为“周恩来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到二渡赤水后前敌司令部总指挥、“新三人团”的实际指挥者,用了将近两个月时间,终于进入最高军事决策机构并掌握了决策权。
   掌握了决策权的毛泽东,还是要打周浑元。3月11-14日,周浑元率第二纵队三个师先后进至鲁班场,在周围山上修工事、挖战壕、筑碉堡,布成一道道障碍,以阻止红军进攻。面对这些不利条件,红军指挥员中提出了不同意见。彭德怀向前敌司令部提出:时间局促,地形对我不利,敌人阵地工事坚固,我们考虑无攻破周敌的可能;建议迅速脱离当面之敌,控制仁怀、茅台西渡,以吸引滇、川两敌向西,来寻求机动。但这个建议当时未被采纳。
   攻击周浑元的具体部署是:以一、三军团及干部团为右翼队,统由林彪、聂荣臻指挥,由北向南突击鲁班场之敌左侧背及左正面;以五军团和三军团之第十、第十三团为左翼队,由董振堂、李卓然指挥,协同一军团突击鲁班场之敌。
   15日拂晓,战斗打响。红军向周纵队第五师阵地正面进攻,遭到猛烈反击。10时许,向敌3个师的阵地全面进攻,屡攻不克。黄昏,红军以密集队形实施连续冲击,仍不能得手。19时许,周敌开始向红军右侧迂回。黔军两个团也尾追红军至鲁班场东南永安寺附近。为避免受敌夹击,红军遂撤出战斗,于15日夜转移到茅台、仁怀地域。鲁班场战斗失利。鲁班场战斗的失败,红军又不得不放弃赤化贵州的战略方针。
   3月16日晚,红军放弃在黔北建立根据地的计划,于茅台县开始三渡赤水,向古蔺、叙永方向前进,一副北渡长江的姿态。很多描写这段历史的书籍都认为,三渡赤水使蒋介石十分恐慌,以为红军又要北渡长江,所以急令川军防堵于西,黔军沿赤水河防堵于东与南,滇军向赤水河靠近,中央军周浑元、吴奇伟实行尾追。其实蒋介石没有那么惊慌。他当时的确摸不清红军的战略动向,但鲁班场战斗红军啃不动周浑元部,他感到红军已经没有很强的战斗力了。红军突然间三渡赤水,他就判断红军很可能要分散游击、化整为零了。这个时候,他已经基本不相信红军还有北渡长江的实力了。
   在蒋介石一系列命令下,湘军李韫行部东开,在遵义城周围修筑碉堡;上官云相第九军在桐梓、遵义间修碉筑路;刘湘进至长江以南叙永、赤水城、土城一带修碉封锁;龙云以孙渡部进至毕节以东地区修筑碉堡。红军再次面临千钧一发的时刻。
   三渡赤水预定进至的古蔺、叙永地区已三面受敌,回旋余地十分狭小;若敌人碉堡封锁线形成,又将出现第五次反“围剿”局面,红军再去打破将十分困难。紧急关头,以毛泽东为首的红军前敌司令部于20日17时当机立断,决定四渡赤水,在赤水河东岸寻求机动。3月21日,中央红军分别经二郎滩、九溪口、太平渡四渡赤水河。
   3月24日,蒋介石自重庆飞抵贵阳。他满以为红军将在川、黔、滇一带分散游击,所以要“先求稳定”,用碉堡将红军封死。毛泽东偏不求“稳定”。碉堡封锁来不及形成,红军21日又东渡赤水,以古蔺地区为核心用碉堡围死红军的设想遂不能实现。但蒋见红军并未化整为零,便认为聚而歼之的大好时机仍在。遂立即改碉堡战法为碉堡封锁与重点进攻相结合。他严令各路军队向遵义地区开进,实行南北夹击,不顾一切迫使红军于遵义地区决战,围歼红军于遵义、鸭溪地区。但关键时刻,薛岳找不着红军主力了。
   红军也在进行紧张的调整变化。25日,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三人团以中革军委主席朱德名义致电各军团负责人,提出首先钳制周浑元、吴奇伟部,消灭王家烈部,由此扩大机动区域转向西南,然后在运动战中消灭追击或截击之敌一部或大部,以扭转战局。此方针还是胃口太大。红军当时连续奔波,已相当疲惫,粮食等给养十分困难。一渡赤水在扎西、二渡赤水在遵义一带扩大的兵员逃亡严重。要先吃掉王家烈再吃掉其余敌人一部或大部,已无可能。接到这封电报后,晚上22时三军团彭德怀、杨尚昆回电,认为目前向西南机动很困难,因为首先要突破敌之包围;建议转向东南之乌江流域比较有利。
   关键时刻,彭、杨再次提出重要建议。虽然没有明确提出南渡乌江,但意思已很明显。毛泽东决定,以红九军团伪装主力向长干山、枫香坝佯攻,引敌北上;一、三、五军团及军委纵队乘机改由枫香坝以东穿过敌人封锁线,向南急进,抢渡乌江。
   抢渡乌江,要点在“抢渡”,关键不能让敌人察觉意图。但前线敌军发现了红军的企图。28日,土城冠军侯汉佑电薛岳:红军停止西进,一部有回转模样。薛岳未加重视,认为遵义以西封锁线已完成,红军向何处回转,不足为虑。30日周浑元急电薛岳:长干山、枫香坝、鲁班场附近防线遭红军袭击,红军已经南移,有偷渡乌江模样。薛岳这才大惊,急忙请示蒋介石。这回轮到蒋介石不以为然了。认为是红军的战术行动,不要上当。28日侯汉佑致电薛岳时,红军主力已由鸭溪、白腊坎之间突破敌军封锁。30日周浑元急电薛岳时,红军主力到达乌江边。
   3月31日,中央红军除九军团继续伪装主力在乌江北岸迷惑敌人外,其余全部南渡乌江,跳出敌人的包围圈,蒋介石几十万追兵和一大群碉堡封锁线都被抛在身后。4月1日,蒋介石才知道红军渡过乌江的消息。
   红军完成了四渡赤水。从1月20日中革军委下达《关于渡江的作战计划》,到3月31日红军主力南渡乌江,70天时间红军在黔北川南徘徊不去。一渡赤水前土城失利,被迫放弃赤化四川。三渡赤水前鲁班场失利,又被迫放弃赤化贵州。一次次寻找,又一次次失去,就因为失去根据地的红军,迫切需要找到新的落脚点。皆未能实现。
   原因不仅在敌我力量悬殊,也在蒋介石对西南早就志在必得。蒋介石一直视半独立的西南为最大隐患,常思拔除。他曾说:“川、滇、黔三省各自为政,共军入黔我们就可以跟进去,比我们专为图黔用兵还好。川滇为自救也不能不欢迎我们去,更无借口阻止我们去,此政治上最好的机会。今后只要我们军事、政治、人事、经济调配适宜,必可造成统一局面。”对蒋来说,入黔追剿红军无疑是“一石二鸟”。不仅如此,还可进一步形成既可扼桂,又可图滇的态势。所以不惜使用重兵,大筑碉堡,长期据守,与红军反复较量,绝不允许红军在贵州立足。
   中央红军对这些情况基本不清楚。长征前中共上海局被破坏,红军失去了与共产国际的联系,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红军领导人的战略视野。主要领导人对蒋介石的整体战略意图和西南军阀各自的算盘均不甚了解,于是便连续出现决策与实际不符的情况。
   虽然战略目标未能实现,但四渡赤水的光辉地位永存。毛泽东说,四渡赤水作战是他一生中得意之笔。得意在哪里?不在神机妙算,也没有神机妙算。只有根据实际情况迅速对决策作出修订,方能一次又一次化险为夷。四渡赤水期间,红军战略决策的变化是令人眼花缭乱的。脚踏实地实事求是,决策变化的灵活与快速,令我们今天叹为观止。所有变化的目的都是一个,为了打破敌人的围追堵截。毛泽东在红军中领导地位的恢复,由四渡赤水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