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理裂痕:无法回避 

 

   写红军长征,人人多写遵义会议,人人少写会理会议。前者可任笔端纵横驰骋,怎么升华也不会过分;后者却是一词一句皆须反复斟酌,稍不留神便会立即翻船。于是就倾向于采取一种最统一最俭省的解释:会理会议起因于林彪的一封信。这封信纯情林彪的个人情绪和个人行为。如果凡遇棘手之处,就让个人去背负历史,前人给我们留下的东西还能够连续吗?
   5月1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会理县城附近的铁厂举行扩大会议,史称会理会议。会议是毛泽东提议的,为统一从遵义会议以来实行新的战略方针的认识和研究下一步军事行动。之所以要统一认识,是因为出现了分歧。直接起因是林彪。焦点集中在对四渡赤水作战的理解。毛泽东说,四渡赤水是他一生中的得意之笔。得意之笔也是后来得意,当时却差一点儿因四渡赤水丧失了领导权。而且发难者竟是毛泽东最为信任的林彪。
   四渡赤水在后人看是伟大的,但伟大从来以苦难为代价。中央红军几个月时东、时西、忽南、忽北,大踏步进退,无定向转移;从建立黔北根据地开始,到川西北、川滇黔边区根据地,几次预言的根据地都未建成。赤化四川、赤化贵州也未实现。每日不是渡河,就是爬山,走新路,也走老路、冤枉路、回头路;长时间行军,一路上不得休整,均感到极度疲劳。
   蒋介石形容红军行动“飘忽不定”,却不知道红军为此付出了多大代价。极度疲劳带来大量减员。病号和累垮的人数远远多于战斗中的死伤者。湘江之点使红军由江西出发时的8万6千人锐减为四万余人,损伤过半。四渡赤水期间虽然在扎西地区和遵义地区招募到几千新兵,但到过金沙江时,红军总人数已减到两万余人,又减了一半。
    中央的战略意图又不甚明确,长期以来不能找到战略立足点,部队中普遍出现牢骚和埋怨情绪,相当一部分人感到照这样下去,部队没有被打垮也要被拖垮。部队的情绪在影响指挥员的情绪,指挥员的情绪在影响决策圈的情绪。
   林彪过金沙江前已经牢骚满腹。他说红军净走弓背路,应该走弓弦,走捷径,否则部队要被拖垮。过金沙后进至会理地区,一到宿营地他就给彭德怀打电话。聂荣臻回忆,林彪在电话里说:“现在的领导不成了,你出来指挥吧。再这样下去就要失败。我们服从你的领导,你下命令,我们跟你走。”聂荣臻说林彪的要求被彭德怀拒绝了。林彪放下电话就给中革军委写信。写完信要聂荣臻签名,聂不签,林彪便签上自己的名字将信送了上去。
   毛泽东失去领导权之时,林彪坚定地维护和拥护毛泽东。为什么遵义会议后,历经千辛万苦的毛泽东刚刚取得领导权,他又突然站出来反对,而推荐彭德怀呢?林彪念念不忘毛泽东此期间指挥的两次败仗。一渡赤水前土城之败,损失很大,赤化四川顿成泡影;三渡赤水前鲁班场失利,红军只有离黔,赤化贵州又无可能。特别令林彪耿耿于怀的,是毛泽东否定了他的打鼓新场战斗。
   林彪的个人自尊心与自我尊严感极强。聂荣臻回忆,他有一个小本子随身不离,上面密密麻麻写满指挥过的历次战役及战役中歼敌、俘虏、缴获数字。这是林彪的命根。谈起这些数字,他立刻容光焕发,可以顺着小本子神采飞扬地一页一页念下去;平时无话可说、不苟笑的架势顿消。但四渡赤水期间,他的小本子上基本是空白。彭德怀统一指挥一、三军团取得遵义大捷。林彪也想统一指挥一、三军团搞一次大捷。但打鼓新场战斗被毛泽东否定了。毛泽东让他统一指挥一、三军团的鲁班场战斗,又是一场失利的作战。
   遵义会议后一渡赤水想赤化四川,轻视了四川军阀对四川志在必守;二渡赤水遵义大捷后又想赤化全贵州,轻视了蒋介石对贵州志在必得,这些在林彪眼中,无疑都是毛泽东之失。彭德怀则指挥一、三军团,一仗打出了第五次反“围剿”以来最大的胜利。而且彭德怀任指挥时,强攻、坚守这类硬骨头基本上都自己啃,迂回、包抄这类避开正面而且有速度就有便宜的好肉,总让他林彪吃,林彪倒也佩服彭德怀这一点。加上鲁班场战斗前两天彭德怀提出无攻破周浑元的可能,建议脱离战场,4月13日又向军委建议入滇,意见都提得十分关键。所以林彪再未多想,便提出应由彭德怀出来指挥。
   有这种情绪的绝非林彪一人。他又打电话又写信,五军团政委李卓然、一军团参谋长左权、政治部主任朱瑞、保卫局长罗瑞卿都在场,无一人劝阻。四渡赤水后怀疑毛泽东的指挥也是一种普遍情绪。4月26日红三军团彭、杨给中革军委拍报:“因我军行动错失争取盘县的良机,使战略已陷于不利地区”;建议“明日应继续向西北前进渡过东洪江,争取几天休息,解决一切刻不容缓的事件”。其中“解决一切刻不容缓的事件”用语,似也有检讨领导之嫌。
   彭德怀回忆,林彪信的大意如下:毛、朱、周随军主持大计,让彭德怀任前敌指挥,迅速北进与红四方面军会合。猛一看,林彪也不是对着毛泽东一人。两个月前关于打鼓新场战斗的争论中,毛泽东提出辞职,也有过让彭德怀暂代前敌总指挥的安排。所以林彪的提议不是完全无据,也并非十分唐突。
   这种普遍存在的不满情绪,早已引起毛泽东警觉。但解决的时机还不成熟。不成熟,毛泽东就不行动。成功地抢渡金沙江,使追敌被远远抛在后面,相距一个星期路程。遵义会议以来苦苦追求的渡江北上的战略方针已经实现。毛泽东觉得解决问题的时机成熟了。恰在这时林彪来信。毛泽东见其一贯信任、本身又擅长运动中歼敌的林彪也出来非议指挥,说明问题已相当严重,到了非解决不可的地步。
   毛泽东立即向张闻天提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虽是政治局扩大会议,但限制却很严,参加者不多:三人军事领导小组的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中革军委主席朱德,一军团的林彪,聂荣臻,三军团的彭德怀、杨尚昆,共8个人。会议有两个传看材料:一是一军团林彪来信,二是三军团刘少奇、杨尚昆的电报。
   张闻天主持会议并作报告。报告的大纲会前已经同毛泽东、王稼祥商定。他在报告中严厉批评林彪对毛泽东军事指挥的怀疑、动摇是右倾表现。毛泽东接过来发言。张闻天矛头对着林彪,毛泽东矛头却对着彭德怀。毛泽东说,我们几渡赤水,调动敌人,跑路虽苦,但胜利渡过金沙江,跑出了敌人的围追堵截,离最近的滇军也有两三天路程,一过江我们同四方面军会合的日子便指日可待了。可是现在却有人对穿插、迂回的作战方针有意见、发牢骚,甚至给中央写信,要求换领导,这是动摇的表现,是右倾机会主义行为。
   大家都以为他在说林彪。彭德怀发言时,刚说到渡过金沙江进入会理地区是个很大的胜利,发言就被毛泽东打断。毛泽东大声说,彭德怀同志你对失去中央苏区不满,在困难中动摇,这是右倾;林彪写的信,是你鼓动起来的;你向中央隐瞒三军团指战员对作战方针的不满情绪,少奇向中央反映,你不签字;杨尚昆是彭德怀的尾巴,是什么政治委员。话说得很重,而且突如其来,与会者无不震惊。
   彭德怀也毫无思想准备。他进入会场才看到用复写纸复写的林彪的信。看完信后并未介意,以为前敌指挥就是战场指挥。一、三军团在战斗中早就形成了这种关系:有时红一军团指挥红三军团,有时反过来,有时自动配合;完全未想到这里面有多少奥妙。至于林彪,见到自己的信被作为了会议材料,便觉得情况不妙。现在毛泽东发这样大的火,他赶紧申辩了几句,说给中央写信是因为老跑路,心里烦闷;还没说完,毛泽东一句“你是个娃娃,懂得什么?”就把他打断了。也把他解脱了。
   毛泽东还有一些话在会上没有讲出来。他之所以把林彪的信看得很重,因为怀疑林彪背后有彭德怀,彭德怀的背后有张闻天。其实彭德怀对林彪写信之事毫不知晓。1959年庐山会议,毛泽东旧事重提,被紧急召山庐山批彭的林彪出来说明:会理会议写信给中央,要毛、朱、周离开军事领导岗位,由彭德怀指挥作战,事前并没有同彭德怀商量过,与彭德怀无关。
   作为会议主持者,张闻天在会上代表中央批评下面,本身没有受到明显的批评。但当时毛泽东已经听信了个别人的汇报,认为张闻天煽动林、彭反对三人团,要林、彭代替三人团指挥,张闻天到三军团去是与彭德怀勾结等等。会理会议上从毛泽东话语里也听得出来,他怀疑张闻天参与其事,是与彭德怀结合在一起的。彭德怀觉得难过,张闻天感到委屈。大敌当前,团结要紧,两人在会上会下都没有争辩。会议开了两三天,最后由会议主持者张闻天代表中央作结论,批评反对机动作战、怀疑军事领导的思想,肯定毛泽东的军事指挥,维护遵义会议确立的政治领导的军事领导的团结,克服右倾思想。会议决定红军立即北上,同四方面军会合。
   彭德怀说,对会理会议,在此后的24年内毛泽东提了4次。1959年庐山会议毛泽东第四次提此事时,林彪站出来申明,信是他自己决定写的,与彭无关,一桩公案才终于了清。这件事成为彭德怀在自己被彻底打倒的庐山会议上,唯一可聊以自慰的事。彭德怀后来总结道:“从现在的经验教训来看,还是应当谈清楚得好,以免积累算总账,同时也避免挑拨者利用。”
   对张闻天的误解,毛泽东到延安整风才完全挑明。1941年六七月小型谈话会上说一次,1943年9月的政治局会议上又说一次。张闻天只有认真对待了。他利用许多同志在延安的机会搞了一些调查,最后在《1943年延安整风笔记》中作澄清说:“现在大致可以判明,说我曾经煽动林、彭反对三人团的话,是某某某同志的造谣”。张闻天还对会理会议评价说:“会理会议基本上是正确的,同当时干部中离心倾向及一些动摇情绪作斗争是必要的。但我以为斗争方式还是过火的。因为这些同志的错误,实质上不过是个别的错误,只要加以适当的批评与解释,错误就会改正的,不必用机会主义的大帽子去压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