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地火---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

孙中山的困惑  

 

  十月革命使中国奔腾运行的地火终于找到了突破口。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被那场
俄国革命所促发的历史合力推向一起。但当时,国民党和共产党,对中国革命的未来走向的判断却截然不同,包括孙中山本人。
  孙中山对中国革命走向的估计判断,集中体现于1923年初的《孙文越飞宣言》。
  越飞是老资格革命党人,1917年十月革命时是彼得格勒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1922年8月,他以副外交人民委员的身份来华担任全权大使,肩负两个方向的使命。在北方,与吴佩孚的北京政府建立外交关系,实际解决两国间悬而未决的中东路和外蒙古问题。如果北方受挫,就在南方帮助孙中山的南方革命政府。结果吴佩孚在中东路和外蒙古问题上毫不松口。越飞在北京半年工作毫进展。于是他重点转向发展与南方政府的关系,实行以南压北的方针。
  1月26日,《孙文越飞宣言》公开发表。产生重大影响的是宣言第一条:“孙中山认为,共产主义秩序,乃至苏维埃制度不能实际上引进中国,因为在这里不存在成功地建立共产主义或苏维埃制度的条件。越飞先生完全同意这一看法,并且进一步认为,中国当前最重要最迫切的问题是实现国家统一和充分的民族独立。
  孙中山的不信,一半出于对三民主义的信念,一半出于对当时刚刚成立的中国共产党的担心,所以他一定要用宣言的形式肯定“苏维埃制度不能实际上引进中国”。越飞的不信,则全部出自苏联国家利益的考虑,为了换取孙中山对中东路和外蒙古问题的承诺,以实现以孙压吴、以南压北。
  所以又有了宣言的第三条、第四条:双方认为要以谅解的态度解决中东路纠纷,以双方实际之利益与权利解决现行铁路管理法;苏俄声明无意使外蒙古与中国分立,孙中山表示苏俄红军不必立时由外蒙古撤退。孙中山的主要兴趣在第一条。这是越飞的让步。越飞的兴趣在第三、四条,这是孙中山的让步。
  《孙文越飞宣言》是中国现代史上一份非常重要的文件。没有这份宣言,就没有后来的国民党改造,就没有国共合作,也就不会有黄埔军校和北伐战争。它既是孙中山对中国革命走向的判断和规定,也是新生的苏联将其斗争中心由世界革命中心转向苏联利益中心的启端。通过这份宣言,苏联在中国第一次完成了用意识形态与国家利益的交换。
  初生的中国共产党人被蒙在鼓里。当时没有任何人想到要拿这份宣言去征求他们的意见。
孙中山早年向往社会主义,1896年旅居伦敦时就知道了马克思。社会主义对他产生了极大的吸引力,纯真的孙中山自信而又自愿地以社会主义者自许。1905年初,他专程前往设在比利时布鲁塞尔的第二国际书记处,要求接纳他为“党的成员”。孙中山当时大胆预言:中国将从中世纪的生产方式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生产阶段,而工人不必经受被资本家剥削的痛苦。
  当时的孙中山还是个小人物。小人物孙中山热衷于社会主义。变成大人物,就认为中国不能搞社会主义了。倒不是因为曾经被第二国际拒之门外,他认为他的三民主义更符合中国国情。
认为中国不能搞社会主义,并不妨碍他们崇敬列宁。1917年,孙中山就通过中间媒介给列宁一信,代表国民党向布尔什维克党我表示高度敬意,希望中俄两国革命党人团结在一起,共同斗争。列宁称这封信是“东方的曙光”。外交人民委员齐契林代表列宁回信:“我们的胜利就是你们的胜利,我们的失败就是你们的失败,为了无产阶级的共同利益,在这伟大的斗争中团结起来。”
1920年11月,他见到了列宁的第一个使者维经斯基。维经斯1920年3月来华,后来有人认为他是来帮助建立中国共产党的,但维经斯基向共产国际报告说,他的首要任务是“立足于日美中三国利益发生冲突,要采取一切手段来加剧这种冲突”;首先要考虑的是苏俄在远东的安全,在这个基础上才考虑如何联合中国的革命力量,支援中国革命。
  列宁的第二个使者是马林。马林对初生的中国共产党颇不以为然,他在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中评价说,中国共产党人是一些“不懂马克思主义,缺乏社会主义实践”、“倾向社会主义的学生”,他们“从来不曾同工人阶级有过密切的联系”。对国民党马林倒充满乐观和希望,认为它是由“知识分子、华侨资产阶级、南方士兵和工人组成的各阶级联盟”。他的结论是:“在上海(共产党所在地)我对中国的运动及其发展的可能性获得一种十分悲观的观点;我在南方才发现工作大有可为,而且能够成功。”
  所以,马林很快从举行中共“一大”的上海南下。1921年12月,马林在广西桂林对孙中山提出了三条建议:第一,改组国民党,广泛联合工农大众;第二,创办军官学校,建立革命武装;第三,与中国共产党合作。这三条建议成为后来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起源。
  列宁把对中国革命的希望主要放在了孙中山身上。三大政策中最无问题的就是联俄。孙中山联俄决心异常坚定,来源于他一生经历的无数次失败。先败于他认准的敌人清朝政府、袁世凯及北洋军阀;后败于他认为的友人英、美、日政府及国内官僚政客;到1922年6月陈炯明叛变,竟开始败于跟随他十余年的部属了。趁火打劫的不仅是陈炯明。国民党内李石曾、吴稚晖等49人借机联名通电,劝孙中山下野。在此紧急时刻,仍然毫不动摇地支持他的,只有列宁领导的苏俄。他叫陈友仁转告苏俄政府全权代表马林:“中国革命的唯一实际的真诚朋友是苏俄。”
  三大政策中问题最大的就是联共。孙中山钦佩共产党人,共产党人组织能力和气势给他以极深刻的印象。由此更感到已经腐朽的、无战斗力的国民党急需改造。宋庆龄问他,为何需要共产党加入国民党,他回答说:“国民党正在堕落中死亡,因此要要救活它就需要新血液。”他要新鲜血液救活国民党,但不是要新鲜血液取代国民党。笃信三民主义、笃信一个国家只能有一个党、一个领袖的孙中山,不想看到国民党外又出现一支政治力量。不想有任何力量与国民党分庭抗礼。
  1923年1月《孙文越飞宣言》发表,他召集核心干部征询意见。联俄大家都无问题,因为不论在道义、在财政还是在武器、在顾问上,都需要苏俄提供强有力的支援。争论的焦点在联共。汪精卫同意联俄,反对联共;廖仲恺则赞成联俄联共,认为既联俄,就必须联共;胡汉民介于汪、廖之间。胡汉民的论点十分奇特:“无政府主义者离我们比较共产党员更要远些,对待无政府主义者尚且如此,容纳共产党员入党有什么可怕的呢?”他向孙中山建议,先对共产党人有条件地收容。条件是“真正信仰本党的主义,共同努力于国民革命”;收容以后再有依据地淘汰。依据是“发现了他们有足以危害本党的旁的作用,或旁的行动”。
  胡汉民的观点对孙中山影响很大,后来孙中山采纳有条件联共的主张,不同意实行党外合作,坚持让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实行“党内合作”,主要就是出自胡汉民。孙中山认为最理想的,是先用共产党人的力量改造国民党,再用国民党人的纪律约束共产党。他既联俄,又不相信中国可以走俄国人的道路。既联共,又不相信红色政权可以在中国建立、生存和发展。伟大的民主革命先行者在这里陷入了两难。第一次国共合作,就在这种复杂的心理因素和组织因素之下开始了。
  1924年1月,由孙中山主持,国民党在广州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共产党员李大钊、谭平山、毛泽东、林祖涵、瞿秋白等十人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或候补执行委员,几乎占委员总数的1/4。谭平山出任组织部长,林祖涵出任农民部长;在国民党最强大的一个执行部---上海执行部,毛泽东当了组织部长胡汉民的秘书;恽代英则当了宣传部长汪精卫的秘书。在共产党人表面获得的成功之中,国民党“一大”新设立的一个组织却被共产党人忽略了。或者更为准确地说,把共产党人忽略了。这就是国民党的中央监察委员会。
  国民党组织松散,历史上从来没有专设监察机构。国民党一大通过的党章,却专门设了第十一章《纪律》。胡汉民专门作了说明:“党中遇有党员破坏纪律,或违背主义,当加以最严厉之制裁。”这一章专对共产党人而来,执行纪律的操刀者,即中央监察委员会。10名中央监察委员会中无一名共产党人。孙中山想通过中央监委执行纪律对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有所防范。
  从实质上看,国民党的联共政策是联俄政策不得已的产物。孙中山希望随着时间流逝,把为数不多的共产党员逐渐消化在国民党内。孙中山对与共产党人的破裂并非毫无准备。他认为只有置共产党人于国民党领导之下,才可防止其制造阶级斗争。而北伐军事一旦胜利,纵使共产党人想破坏国民革命,也是的不能了。“若共产党而有纷乱我党之阴谋,则只有断然绝其提携,而一扫之于国民党以外而已。”不注言者姓名,你敢相信这是孙中山说的吗?
  国民党的这些底数,当时连共产党人的领袖陈独秀都一无所知。陈独秀加入国民党后,便以国民党员的身份在《向导》报上批评孙中山与奉第、皖系军阀建立反直系军阀的“三角联盟”,认为这是走老路,希望他回到依靠工农革命的道路上来。孙中山对陈独秀的批评十分恼火,他只要求新加入者对他绝对的服从,不能容纳他们所谓的意见。他几次对马林说:“共产党若不服从国民党,我便要开除他们。苏俄罗斯若袒护中国共产党,我便要反对苏俄。”事情甚至发展到了孙中山想把陈独秀开除出国民党的地步。后来虽然没有采取这种极端措施,但还是通过召开中央全会讨论对共产党的弹劾案这一方式,压迫和警告了陈独秀。
  陈独秀深感意外。深思之后,1924年7月14日,他给维经斯基写信说:“我们不应该没有任何条件和限制地支持国民党,只应当支持左派所掌握的某些活动方式,否则,我们就是在帮助我们的敌人,为自己制造反对派。”陈独秀的这些话当时看偏激、后来看尖锐、今天看深刻。伟大的民主先行者并不等于共产主义者。孙中山的最终目标是三民主义的中国,不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中国。今天我们很多作品把这位国民党总理描写成几乎是共产党的一员,实在是对历史的曲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