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地火---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

二、钢铁斯大林  

  
 


   斯大林,俄语的意思是“钢”。斯大林以自己钢铁般的手腕和钢铁般的意志,给20世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世界政治烙下了解一个永久的印痕。1923年至1927年期间,为讨论中国革命问题,联共中央政治局共召开了122次会议,作出了738个决定,事无巨细地指导中国大革命的基本路线和方针政策。
   钢铁巨人斯大林深深关注着中国革命。他有一段铿锵有力的著名论断,被中国共产党人反复引用:“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这是中国革命的特点之一,也是中国革命的优点之一。”遗憾的是,斯大林讲这番话的时间是1926年底。“武装的革命”之所指并非当时还未诞生的中国工农红军,而是蒋总司令摩下的北伐大军。
   斯大林一直把中国革命成功的希望放在国民党和蒋介石身上。斯大林之所以看好蒋介石,因为他认定蒋是中国革命的雅各宾党我。在这位中国的罗伯斯庇尔的领导下,未来政权有可能过渡到社会主义。
   对国民党和蒋介石怀抱如此希望的斯大林,又是怎样看待中国共产党人的呢?斯大林发表的那篇《论中国革命的前途》演说中还有这样一段话:“有人说,中国共产党人应当退出国民党,同志们,这是不对的。中国共产党人现在退出国民党将是极大的错误。中国革命的全部进程、它的性质、它的前途都毫无疑问地说明中国共产党应当留在国民党内,并且在那里加强自己的工作。”
   孙中山认为“共产主义秩序,乃至苏维埃制度不能实际上引进中国,因为这里不存在成功地建立共产主义或苏维埃制度的条件”;斯大林也不相信,离开国民党,中国共产党能够独立存在;不相信中国共产党能够独立完成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任务。
   后来把王明推上台的米夫当时认为,应该提出在中国农村成立苏维埃的口号,为此受到斯大林的严肃批评。他说米夫在两个方面犯了错误:第一,不能撇开中国的工业中心而在农村建立苏维埃。第二,在中国工业中心组织苏维埃现在还不是迫切的任务。斯大林不相信农村能够成为中国革命的基地。更不用说什么“农村包围城市”。
   1927年4月6日,斯大林在莫斯科积极分子代表大会上发表演说:“蒋介石也许并不同情革命,但是他在领导着军队,他除了反帝以外,不可能有其他作为”;“因此,要充分利用他们,就像挤柠檬那样,挤干以后再扔掉”。6天以后,蒋介石便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托洛茨基嘲笑说,斯大林讲人们应利用中国资产阶级,然后像对待一个挤干的柠檬把它扔掉,几天以后这个被挤干的柠檬却夺取了政权和军队。
   对蒋介石的背叛,斯大林极其愤怒。1927年5月在代共产国际执行委员起草给中共中央的信中,斯大林斩钉截铁地说:“现在是开始行动的时候了,必须惩办那些坏蛋。如果国民党人不学会做革命的确雅各宾党人,那么他们是会被人民和革命所抛弃的。”当时的情况兢尴尬。莫斯科正在筹备五一节游行,刚刚制成一个蒋介石的大型模拟像;斯大林也刚把一张亲笔签名的相片寄给蒋介石。托洛茨基对这一叛变却异常冷静。他只说了一句:“他们叛变的不是自己的阶级,而是我们的幻想。”
   中国大革命的失败在苏联引起了激烈争论。但斯大林是不承认指导中国革命的方针有误的。1927年5月共产国际执委第八次全会上,斯大林还说中共中央正确执行了国际的路线,大革命失败后, 他又立即指责中共中央违背国际指示,犯了机会主义的错误。1927年7月9日,在给莫洛托夫和布哈林的信中,他以最严厉的口吻指责说:“我们在中国没有真正的共产党,或者可以说,没有实实在在的共产党”,“整整一年,中共中央靠国民党养活,享受着工作的自由和组织的自由,但它没有做任何工作”,这就是“共产国际的指示未能被执行的原因所在”。
   斯大林忘记了,1927年5月13日他还公开说:“在目前用新的军队,用红军来代替现在的军队是不可能的,原因很简单,就是暂时没有什么东西可以代替它。”5月30日,又对中共中央发出“紧急指示”,“立即开始建立由共产党员和工农组成的、有绝对可靠的指挥人员的八个师或十个师”,“组织一支可靠的军队”,来代替正在叛变的“现在的军队”,以惩办蒋介石。但当时中国共产党人连建立一个师的实力也没有。
   斯大林忘记了,当最初中国共产党人提出要求建立武装的时候,他是如此不以为然,而把援助的武器都给了国民党。
   1926年“三二0”中山舰事件后,陈独秀曾经产生“准备独立的军事势力和蒋介石对抗”的想法。当时正好有一批苏联军火到达广州港,陈独秀立即派代表到广州和国际代表面商,要求把供给蒋介石、李济深的这批军火匀出5000支枪武装广东农民,深得斯大林信任的苏联顾问鲍罗庭不同意,认为中共应将所有力量用于拥护蒋介石,巩固北伐计划。1927年2月25日,上海工人第二次武装暴动失败,在华国际代表向莫斯科报告,上海革命形势非常好,这场罢工也许是起义的信号,但没有钱、急需钱,有5万元就可以买到武器,但莫斯科仍然用什么也不提供的态度反对中国共产党继续举行武装暴动。
   对于蒋介石的背叛,斯大林比中国共产党人还要准备不足。1927年4月收到中共中央报告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的消息后,斯大林第一个反应,是立即回电询问蒋身边的苏联顾问鲍罗庭“是否属实”?是否可以“对蒋介石作出某些让步以保持统一和不让他完全倒向帝国主义者一边”?
   事到临头,要求共产党人立即拥有一支强大武装与国民党对抗,为时晚矣。当斯大林以最严厉的口吻指责“我们在中国没有真正的共产党,或者可以说,没有实实在在的共产党”的时候,难道把自己说过的话和作出的决定都忘记了?
   担任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的布哈林,更是通过6个“如果”、而且在每一个“如果”下面都加上着重号,把指导中国大革命失败的全部责任都归结给中国共产党人。他说:“如果共产国际的指示得到贯彻,如果土地革命没有受到阻挠,如果武装工农的工作大力进行,如果忠诚的军队团结一致,如果明确的、为群众所理解的政策得到实施,如果关于国民党民主化的指示正确执行了,那么武汉的形势就不至于如此危急了。”
   文过饰非,功劳归自己,错误归别人,斯大林领导的联共中央和共产国际这种作风由此开始。
   应该承认,在对待蒋介石的问题上,是托洛茨基最先发出的警告。当苏联与共产国际领导人普遍将蒋介石当做代表中小资产阶级的“雅各宾党人”之时,托洛茨基已经在提出要警惕大资产阶级、蒋介石是“波拿巴式的人物”了。他较早认识了蒋介石。中共党史出版社2002年新版《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中,有这样的表述:“托洛茨基对大革命后期蒋介石、汪精卫两个集团的阶级实质的认识,对他们将要叛变革命的判断,对斯大林在指导中国革命中的错误的批评,有些是正确的或基本正确的”,“托洛茨基认为斯大林应对中国大革命的失败负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