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地火---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

三、谁人看中毛泽东

 

  有人翻遍历史得出结论,在中国欲成大事者,实践上必须具备三个条件:其一爱才如命,其二挥金如土,其三杀人如麻。近代中国恐怕没有哪一个比蒋介石更加具备这些要求了。就江山改姓、王朝更迭来说,普天之下,也只有姓蒋。
   从1926年“三二0”中山舰事件到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事变;从1941年1月皖南事变到1946年6月26日大举进攻中原解放区,蒋介石每每突然间向中国共产党人举起屠刀。仅1927年4月到1928年上半年,死难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工农群众和其他革命人士,就达337000人;至1932年以前,达100万以上。罗亦农、赵世炎、陈延年、李启汉、萧楚女、邓培、向警予、熊雄、彭湃、张太雷、瞿秋白、恽代英、方志敏等大批中共的优秀领导者皆被杀害。
   周恩来曾经万分痛心地说过:“敌人可以在几分钟内毁灭了我们革命的领袖,我们却不能在几分钟内锻炼出我们的领袖。”大批领导人的被害,曾使中国共产党处境艰难。
   如此腾腾杀气,为何共产党人终剿不灭?是什么力量使中国的红色政权能够存在,中国共产党人能够一次又一次揩干净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体,又继续战斗?
   人人想破解这道近代中国之谜。
   汪精卫认为,共匪之发生,原因在于中国农民破产,为中国历史上农民失业之结果。蒋介石则在回答“为什么赤匪能有现在的猖獗”时,列了五点理由:第一,历年军阀叛变,散军溃卒,枪支遗失多;第二,赤色帝国主义者想暗中并吞中国;第三,白色帝国主义经济侵略,以至农村濒于破产,增加了解农村失业人数,为生活所迫;第四,教育制度不良,青年缺少德的修养;第五,由于中国社会组织的松懈。五条理由中,第一、四、五条原因在内部,执政的国民党难脱干系;第三条“白色帝国主义”即英美日等,只限于经济侵略,后果仅为农村破产。
   唯独对第二条“赤色帝国主义”用语最狠。于是,共产党组织所以屡禁不止,红色政权所以屡教不改扑不灭,根子全在苏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便不过是一场子“雇佣革命”了。这是国民党人用了几十年的武器。最常用的武器却缺乏最基本的常识。十月革命后的苏俄和共产国际不仅给中国共产党,而且给中国各革命团体都提供了广泛的援助。颇富讽刺意味的是:其中绝大部分给了国民党。蒋介石标榜的黄埔建军本钱却来自苏俄。正是有了苏俄资助的200万卢布作为开办经费,加上提供的大批枪械,才使国民党获得了建军的基础。除了经费和武器,苏俄还派来大批军事顾问,他们指导军事、政治训练工作,编订了典、范、令和战术、兵器、筑城、地形与交通通信五大教程,成为黄埔党军后来坚强战斗力的基础。
   第二次东征大捷后,蒋介石在汕头曾说:“我们军队的组织方法是从哪里来的呢?各位恐怕不知道,我们老实说,我们军队的制度实在从俄国共产党红军仿照来的。”“苏俄同志不来指导我们革命的方法,恐怕国民革命军至今还不能发生。”蒋介石深知,黄埔党军的胜利,很大部分应归于苏俄武器装备和军事顾问。为此,国民党也曾面临“卢布党”的指责。
   当蒋介石和冯玉祥先后叛变革命,被解职通缉的国民党政治顾问鲍罗庭途经郑州时,曾对冯玉祥感叹说:“苏俄用了三千万巨款,我个人费了多少心血精神,国民革命才有今日成功。”可见苏俄对国民党和国民革命的援助之巨大。
   相形之下,苏俄及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党的援助就十分有限了。中国共产党人接受这一援助与国民党比较起来,也谨慎得多了。1920年4月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来华后,陈独秀就不同意接受共产国际的经济支援,也不愿意向其汇报工作,受其领导。共产国际代表马林来华不久,在与当时主持上海小组工作的李汉俊、李达会晤时,表示共产国际将给予经济援助,但必须先交出工作计划和预算。两李当场表示:共产国际如果支援我们,我们愿意接受,但须由我们支配。否则并不期望依靠共产国际的津贴来开展工作。
张国焘则采取另一态度。他是最先认为应该接受国际经济援助的中共早期领导人,并以很快的速度向马林提交了一份成立劳动组合书记部的报告,还有每月约需一千余元的工作计划和经费预算。但陈独秀一回上海立即批评了张国焘。他说,这么做等于雇佣革命,中国革命一切要我们自己负责,所有党员都应该无报酬地为党服务,这是我们要坚持的立场。
   本着这种立场,陈独秀与马林谈成僵局。马林按照第三国际当时的体制,认为第三国际是全世界共产主义的总部,各国共产党都是第三国际的支部,中共的工作方针、计划应在第三国际的统一领导下进行。陈独秀不同意马林的意见,认为中共“尚在幼年时期,一切工作尚未开展,似无必要戴上第三国际的帽子。中国是个生产事业落后的国家,我们要保留独立自主的权利,要有独立自主的做法,我们有多大的能力干多大的事,决不让任何人牵着鼻子走。”
要不要向共产国际汇报工作并接受其经费受其领导,这是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成立后要解决的第一个难题。
   与共产国际的关系出现转机是因为陈独秀的被捕。1921年10月4日下午,陈独秀正在家中与杨明斋、包惠僧、柯庆施等5人聚会时,被法租办当局逮捕。对陈被捕的消息各大报纸纷纷登载,闹得满城风雨。李达通报各地的组织派人到上海来,设法营救,并电请孙中山先生帮忙;孙中山立即打电话给上海法租界的领事,要求通融。起关键作用的还是共产国际代表马林。他用重金聘请法国律师承办此案。10月26日,法庭宣判陈独秀释放,罚100元了事。陈独秀原来估计,这回自己要坐上七八年牢了。出狱后才知道,马林为了营救他们几人,花了很多钱,费了解很多力,打通了会审公堂的各个关节,方才顺利结案。
   这次遭遇留给陈独秀的印象极深。他感悟到:不光是开展活动、发展组织需要钱,就是从监狱里和敌人枪口下营救自己同志的性命,也离不开一定数量的经费。陈独秀本人极重感情,一番波折,无形中增进了他对马林的感情和理解。李达回忆说:“他们和谐地会谈了两次,一切问题都得到适当的解决。”
   建立一个党,巩固一个党,发展一个党,需要理解,需要主义,也不需要经费,富于理想的中国共产党人,争论了很长时间才承认了这个现实。据包惠僧回忆,当时陈独秀与马林达成的大体共识是:1、全世界的共运总部设在莫斯科,各共产党都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2、赤色职工国际与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是有经济联系的组织。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的工作计划和预算,每年都要赤色职工国际批准施行;3、中共中央不受第三国际的经济援助。如确有必要时开支,由劳动组合书记部调拨。
   虽然只承认“赤色职工国际与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是有经济联系的组织”,用中共中央的下设组织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绕了个弯,缓和了陈独秀一直坚持“中共中央不受第三国际的经济援助”的观点。但从此,中国共产党还是接受了共产国际的领导和经济的支援。中共二大正式通过了《加入第三国际决议案》。
   但是,共产国际给中国共产党人提供的援助,与国民党接受的援助比较起来,相去甚远。苏联和共产国际的援助主要都转到了国民党方面。尽管经费援助十分有限,但对早期另人来说,这依然异常重要。据陈独秀统计,建党初期党的经费约94%来自共产国际,党又将其中的60%用于工人运动。1927年1月至7月,党员交纳的党费仍不足3000元,而同期党务支出已达18万元;若再将这一年共产国际、赤色职工国际、少共国际、农民国际、济难国际等提供的党费、工运费、团费、农运费等总算起来,有近一百万元之多。比较起来,党的经费自筹数额实际不足千分之三,所以,尽管这一数量远远少于国民党接受的数量,但必须承认,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党人提供了重要支援。
   共产国际的援助给早期毫无经济来源的中国共产党人提供了巨大帮助。但又正是通过有限的援助形成的对共产国际的依赖关系,给中国共产党人造成了相当的损害。中共党史上,有三位领袖人物皆着力于让中共独立于共产国际。
   首先是陈独秀。他说,拿人家钱就要跟人家走,我们一定要独立自主地干,不能受制于人。但连从监狱里解救你的钱都要别人支付,还怎么独立于人。尤其是在接受援助,成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以后,还想保持与联共和共产国际的“兄弟关系”,只能是书生意气的一厢情愿了。
   1922年春,马林提出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以实现国共合作的建议,陈独秀强烈反对。他认为,共产党与国民党革命之宗旨及所据之基础不同,国民党政策和共产主义太不相容,人民视国民党仍是一争权夺利之政党,共产党倘加入该党,则在社会上信仰全失,永无发展之机会。而马林看到当时中共仅是几十个知识分子组成的小党,与五四以后蓬勃发展的革命形势不相适应,加上孙中山也不同意党外联合,因此提出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的建议,用国民党在全国的组织机构和政治影响,使共产党迅速走向工农大众、迅速发展成长壮大起来,可以说是革命党人战略和策略的高度融合。
   也应该说,马林的建议颇含风险。虽然皆以个人身份加入,但弱小的共产党进入到庞大的国民党里去,怎样保持独立性而不被吞并?怎样坚持自己的主义而不变成别人的尾巴?再好的革命策略弄得不好,也会因丧失原则而变成坏的机会主义战略。马林的建议中还隐含着一些错误估计。他认为中国革命只有两个前途,或者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或者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终止,把是否加入国民党看做决定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生死存亡的问题,认为中国政治生活完全为外国势力所控制,目前时期没有一个发展了的阶级能够负担政治领导,同样是一种不正确的判断。
   创见、风险、谬误就这样奇妙地组合在了一起。马林在强调国共合作的好处,陈独秀在强调这种党内合作的坏处,一时间,双方再次出现僵局。在1922年8月马林亲自参加的中共中央杭州会议上,尽管多数中央委员思想不同,但组织上还是服从了,授受了共产国际关于中共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的决定。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今天回过头来看20世纪20年代中国的大革命实践,共产国际关于国共合作的决策基本上是正确的。说它正确,因为它种下了北伐革命成功的种子。而在正确前要加“基本”二字,因为它仅仅简单提了一下“不能以取消中国共产党独特的政治面貌为代价”,“毫无疑问,领导权应当归于工人阶级的政党”,却没有任何具体的安排和可行的措施,实际上是不相信中国共产党人的力量与能力,由此也埋下了大革命失败的种子。
下台后个人反省期间,陈独秀经常念叨的一句话就是:“中国革命应由中国人自己来领导。”
陈独秀之后,第二个想独立自主大干一番的是李立三。但他也以与共产国际关系破裂、停发经费、受到中共自建党以来最严厉制裁而告终。被停发了经费的李立三,便只剩下台一途了。
   正反两方面的经验都证明,一个政党、一个社团独立与否,并不在其领导人的主观意念如何,而在是否具备客观条件。中国共产党人要想改变这种对共产国际的依存关系,不仅有赖于政治上、军事上斗争经验的日益成熟,更有赖于经济上找到立足之地。后一条更为关键。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最终给中国革命开辟独立发展道路的,是毛泽东。
   毛泽东在最严厉的白色恐怖下,在各个实行白色恐怖的政权连年混战中,为中国共产党人找到了最广阔的发展天地。这块天地不但摆脱了敌人,也独立于友人。红色根据地和农村革命政权的广泛建立,在政治上开辟了中国共产党人自己独特的理论领域,军事上建立了中国共产党人自己的武装力量----工农红军,经济上也摆脱了对共产国际的依赖。“打土豪、分田地”既是红色政权政治动员的基础,也是中国共产党人经济独立的基础。

  如果共产党人没有自己的军队,没有自己的政权,不创造出巩固的根据地,不开辟出自己独立的经费来源,与共产国际和苏联的依存关系便无法根本改变。不走毛泽东开辟的武装斗争、农村包围城市之路,中国革命不但不能独立于敌人,也不能独立于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