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东方之梦

领袖,思想,意志  

    中国有句老话,叫时势造英雄。还应补充一句:“英雄仍须识时势”。
    1911年10月10日,孙中山乘火车,在从美国西海岸前往中部东部募捐途中。行前收到黄兴从香港拍发的一封电报。因为密码本已经放在行李中,无法取出译电,所以直到在丹佛下车取出行李后,才知道电报内容。黄兴告知,武昌革命党人吕志伊向香港报告:“新军必动,请速汇款应急,并前往主持。”
    疲惫的孙中山把电报轻轻撂到一旁。他一生不知领导了多少次革命党人的武装暴动和起义,但无一成功。眼下他正四处筹款,无任何感官使他意识到:数十年来牺牲奋斗所追求的目标已近在眼前。既无款可汇,更无法前往主持,这是他看完电报后的第一个念头。本想立即回电黄兴,要武昌新军暂时勿动,因夜已深,旅途又十分劳累,便决定次日晨再回。
第二天却一觉睡到11点,起床去餐厅用膳,在走廊上购报一份准备入餐室阅看。随走随手展开,立见到一则令他浑身血液停止流动的醒目黑体大字专电:“革命党我占领武昌”。辛亥革命爆发。延续两千余年的中国封建王朝从此坍塌。
   虽然正是他用坚持不懈的努力为推翻清王朝奠定了基础,但最具决定性且唯一成功的武昌暴动,他不但事前未能参与,还几乎去电阻止。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但颇让党史遗憾、颇让后人遗憾、也颇让革命博物院内那些大幅“一大”代表照片遗憾的是,“南陈北李”这两个中共建党的中坚人物,一个也未出席。陈独秀当时在陈炯明手下任广东政府教育委员会委员长、大学预科校长,未出席的理由是正在争取一笔款子修建校舍,人一走,款子就不好办了。李大钊时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未出席的理由是北大正值学年终结期,校务纷繁,难以抽身前往。
   两人当时都忙。但他们的理由与中共“一大”的历史地位相较,无疑是芝麻与西瓜相较。什么是历史?这就是历史。并非理想,却是真实的历史。
   所以孙中山有面对辛亥革命的遗憾。陈独秀、李大钊也有面对中共“一大”的遗憾。
也有例外。
   1917年,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在一千多名代表中,布尔什维克在代表中连10%都不到,人数最少。孟什维克党人、临时政府邮电部长策烈铁里在会上高声宣称,在俄国,没有哪一个政党敢于单独掌握全部政权,并对国家今后的命运负责。代表席上一个身材不高、目光锐利的人站起来,大声回答:“有这样的党!”回答者是布尔什维克党人的领袖,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俄国敢如此回答的,只有列宁一人。
   中国有毛泽东。或许蒋介石觉得自己也算一个。
   1924年7月30日,蒋介石对黄埔军校第一期学生演讲。他说:“试问有谁能想出一个主义来救中国?除了本党总理的三民主义之外,还有第二个主义可以救中国吗?”
   1930年1月5日,毛泽东给红四军第一纵队司令员林彪写信:“我所说的中国革命高潮快要到来,决不是如有些人所谓‘有到来之可能’那样完全没有行动意义的、可望而不可即的一种空的东西。它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这就是预见中国革命未来的名篇:《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俄国的列宁,中国的毛泽东,皆对自己从事的事业、自己担负的使命,表现出一种果敢和不可抑制的自信。都全身心地寻找真理。又都十分自信,手中握有的就是真理。都不乏对历史的深刻领悟,不乏对未来的精心安排。就各自的政党来说,都是非凡的领袖。
   自从人类被划分为阶级以后,阶级的核心就是政党。政党的核心是领袖。领袖的核心则是意志与思想。有的领袖提供意志,有的领袖提供思想。所以列宁说,需要一个领袖集团。但列宁本人,既提供了意志,又提供的思想。毛泽东也是如此。蒋介石却仅为他的党提供了意志。提供思想的是孙中山。仅就此点来说,蒋也不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