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人发现蒋介石  


   很多人原以为蒋介石是孙中山选定的接班人,于是就说,接班人选错了。蒋介石也常以“总理唯一的接班人”自居。原因据说是孙中山临终时口中直呼“介石”,情之深切,意之难舍,痛于言表。可惜此说来自蒋介石自己修订的《蒋公介石年谱初稿》。
   当年寸步不离孙中山病榻的床前侍卫李荣的回忆是:“至晚8时30分钟止,孙绝终语不及私。12日晨一时,即噤口不能言。4时隐时现0分,仅呼‘达龄’的一声,6时30分又呼‘精卫’一声,延至上午9时30分,一代伟人,竟魂归天国。”临终的孙中山呼唤了宋庆龄,呼唤了汪精卫,却没有呼唤蒋介石。
   孙中山1925年3月去世。该年7月1日,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在广州成立。所谓“总理唯一的接班人”蒋介石却既不是其中的常务委员会委员、国民政府委员,也不是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甚至连候补委员也不是,还只是一个没有多大影响力的人物。孙中山至其临终,也没有指定自己的接班人。
   孙中山依靠的不是蒋介石。所以很长一段时间内,他未委派蒋重要的军事职务。孙委任给蒋介石的,多为参谋长、参军一类不掌握实际权力的职务。蒋先后担任过居正的参谋长、孙中山总统府参军、陈炯明的作战科主任、许崇智的参谋长和孙中山大元帅行营参谋长。
   最先欣赏蒋介石的倒是陈炯明。他发现此人的才能绝非限参谋方面。蒋介石在陈部干了一段作战科主任,要辞职,陈炯明竭力挽留,向蒋表示“粤军可百败而不可无兄一人”。陈炯明说对了。最后他果真败于蒋介石之手。
   蒋介石与陈炯明关系不错。1922年4月,陈炯明准备叛变,向孙中山辞粤军总司令和广东省长之职。孙中山照准,蒋介石不知陈意,还想找孙中山为陈说情。不成,便也辞职。但陈炯明一叛变,蒋立即抛弃与陈的友谊,站到孙中山一边。孙中山正是因为陈炯明的叛变,第一次对蒋介石留下了深刻印象。
   孙中山对蒋介石的性格及处事方式却甚感头痛。蒋脾气暴躁,经常与周围人关系紧张;动辄辞职不干,未获批准也拂袖而去,谁去电报也召他不回。
   1922年10月,孙中山任蒋为许崇智参谋长,仅月余,蒋便以“军事无进展”为由离职回家,孙中山派廖仲恺持其手谕都无法挽留。1923年6月,孙中山命蒋为大元帅行营参谋长,蒋到任不到一月,又以不受“倾轧之祸“为由,辞职返回溪口。1924年初,孙中山委派蒋为黄埔军校筹备委员长,刚一个月,蒋就以”经费无着落“为由辞职。9月,再辞军校校长之职。自1918年7月辞陈炯明部作战科主任,至1924年9月辞黄埔军校校长,6年时间中,蒋介石先后辞而复职竟达14次之多。
   孙中山容忍了蒋介石历次辞职,独对其辞黄埔军校之职不能接受。孙中山革命奋斗几十年,吃尽了无自己武装的亏,梦寐以求想建立这一武装。直至晚年刚有实现的可能,蒋介石又动辄撂挑子不干,确实大大伤了他的心,他对蒋介石深感失望。
   历来极重兵权的蒋介石又何尝不知黄埔军校的重要。他真正不满的,并非仅仅“经费无着落”,而是在1924年1月国民党召开“一大”上,孙中山没有指派他为代表,各省党部也没有推选他,国民党党史上极其重要的这次大会,他连一张入场券都未弄到。
   1924年11月13日,孙中山起程北上。北上前两天,孙令黄埔新军改称党军,任蒋中正为军事秘书。这是孙中山给蒋介石的最后一个职务。孙中山北上至去世4个月时间内,再未给蒋介石任何信函和指令。
   孙中山不曾派蒋任何公开而高超的职位,何人派蒋任何公开而高超的职位呢?蒋介石上台就其必然性来说,将是一部现代史著作。就其偶然性来说,则该归于苏联顾问鲍罗庭。他第一个把蒋介石推上权力高峰。
   鲍罗庭也是一个谜。被派到中国来的共产国际或苏俄革命者,没有一人能如他那样,富有创造性地执行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指示;也没有一人能如他那样,对中国革命的进程发挥如此巨大的影响。他是老资格的革命党人,出生于拉脱维亚,先后投身俄国、西班牙、墨西哥、美国、英国和中国革命运动。他的一生就是一部传奇。
   见过鲍罗庭的人都对他印象深刻。他目光敏锐,思想深刻,而且极富个人吸引力。他讲话时手不离烟斗,对任何事物都极其敏感,不管面对什么样的记者,都能以自己的远见卓识将他们征服。只要他一出现,就能够控制住在场的人,成为他们的中心。苏联顾问切列潘诺夫回忆说,鲍罗庭能够看到局部现象的历史意义,能够从一系列广泛的、相互交错关联的事件中综合出局势的发展趋向,而别人在这些事件面前却只能感到眼花缭乱。
   如此精明的一位鲍罗庭,在孙中山去世后却被蒋介石弄花了眼。
   当时蒋介石要想成为强有力的人物,面前至少有三个障碍:军事部长许崇智、外交部长胡汉民、财政部长廖仲恺。从一般规律上看,他是不可能越过这些障碍的。但不可能发生的事情在几个月内却发生了。
   1925年8月20日,廖仲恺被刺于国民党中央党部。当天,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国民政府委员会和军事委员会召开紧急会议,众人的目光都集中向鲍罗庭。孙中山死后几个月里,鲍罗庭成了广州主要的掌权人物。他在这个至关重要的会议上,提出了一条至关重要的建议:以汪精卫、许崇智、蒋介石三个组成特别委员会。授以政治、军事和警察全权。这三人中,汪精卫本身是国民政府主席,许崇智是政府军事部长,唯有蒋介石未任过高于粤军参谋长和黄埔军校校长以上的职务,他第一次获得如此大的权力。
   斯大林对蒋介石的信任,很大一部分就是受鲍罗庭的影响。
   鲍罗庭看重蒋介石,与他轻看中国共产党同时发生,而且互为因果。他曾经十分轻蔑地说,中国共产党“总共只有40人,研究翻译成中文的共产国际提纲是他们的全部活动”。他在中国工作三年,不仅把“国共合作”变成了“国苏合作”,更热衷于把这种合作推向与孙中山、汪精卫、蒋介石个人之间的合作,中国共产党反而成为他与国民党要人讨价还价的筹码。孙中山召开国民党一届二中全会,讨论“容共问题”,鲍罗庭竟然向孙中山建议成立一个“国际联络委员会”来控制中国共产党。陈独秀闻讯怒不可遏,立即召开紧急会议通过决定,并毫不客气地致电鲍:一、禁止在国民党会议上进行任何有关共产党问题的辩论,并对此辩论不予承认;二、中共中央拒绝承认国民党下属的、为解决两党间问题而设立的国际联络委员会;三、责成我们的同志在全会上对反革命分子采取进攻态势,从防御转入进攻时机已经到来。
   但是这个决定传到广州为时已晚。会议上鲍罗庭和瞿秋白为共产党党团问题进行了象征性辩解之后,赞同成立国际委员会监督共产国际和共产党关系的决议。该决议要求共产党将自身活动中与国民党有关者,全部公开通报给国民党。陈独秀得知此结果后极为愤怒,接连几次上书共产国际,表示坚决拒绝国民党全会决议,强烈谴责并抵制鲍罗庭的妥协政策,特别是对其不同中共中央讨论“单独行事”,表示“非常不满”,要求共产国际警告鲍罗庭,并告知其无权领导广东地区中共党组织的工作。
   埋葬了廖仲凯,赶走了胡汉民、许崇智后,蒋介石还剩下最后三个障碍:前台的国民政府主席汪精卫、后台的国民政府政治顾问鲍罗庭和心目中的死敌中国共产党。
   下一个将是中山舰事件,又是一石三鸟。这回打击的重点变成了中国共产党、苏联顾问团、还有汪精卫。鲍罗庭恰巧不在。苏联顾问皆被软禁。再用“整理党务案”把鲍罗庭架空。
   共产党人也在“整理党务案”后被迫退出国民党中央和第一军。中山舰事件后共产党员退出第一军和苏联总顾问季山嘉被驱逐,长期以来人们一直说是陈独秀对蒋让步的“妥协政策”的恶果,但真相是事件发生后,当时正在广州的联共政治局使团长布勃诺夫在鲍罗庭的协助下亲自处理,妥协让步政策是他们强加给陈独秀的。布勃诺夫的高参当然就是鲍罗庭。
布勃诺夫回国经过上海时,把他的态度告诉了陈独秀。陈独秀对事变情况一无所知,匆忙表态,以中共中央名义发出指令,认为蒋受右派挑拨中,“行动是极其错误的,但是,事情不能用简单的惩罚蒋的办法来解决”,应该“将他从陷入的深渊中拔出来”。
   共产党人退出国民党中央和第一军,竟然成了帮助蒋“从深渊中拔出来”。
   蒋介石的回报只是赶走吴铁城、孙科等人,虽然这是蒋追求个人独裁所需要的,鲍罗庭却在1926年5月30日写给加拉罕的信中,十分得意地说这样的交换“使右派蒙受了比共产党人更大的损失,从右派手里夺走了他们用来反对我们的武器。”
   蒋介石打击的三方之中,只有汪精卫对“三二0”中山舰事件保持着明白和清醒。他斥责蒋介石的行动是“造反”。但斥责完之后,他也只有闭门谢客,悄然隐藏起来。4月初, 汪精卫以就医为名,由广州而香港,由香港而马赛,远走高飞。蒋介石就是指汪精卫与中共串通,想用中山舰劫他去海参崴,所以发动“三二0”事变,汪精卫倒不用蒋介石劫他,自己老老实实就上了远走他乡的外轮。
   自此,没有人能够阻挡他攫取国民党的军政大权了。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
   5月5日,斯大林在联共政治局会议上提出“在广州组建新的可靠部队”,为此还作出了向广州派遣200人的教官团和提供50万卢布的决定。但让谁去组建?共产党还是国民党?斯大林语焉不详。5月13日斯大林讲了另一段话:“在目前用新的军队,用红军来代替现在的军队是不可能的,原因很简单,就是暂时没有什么东西可以代替它。”。所以5月5日的决定很快不了了之,转而实行大力加强对“国民党将领”提供军事援助的方针,令共产党到国民党军队中去“保持领导”。
   5月21日,许克祥在长沙发动“马日事变”。
   斯大林得知此讯坐不住了,于5月30日给鲍罗庭等人发出“紧急指示”:1、动员2万共产党员,加上5万革命工农,编成几个新军,“组建自己可靠的军队”。2、成立以著名国民党人和非共产党人为首的革命军事法庭,惩办叛乱的反动军官。
   斯大林不会不知道,4年来联共政治局推行的“只武装国民党不武装共产党”的政策,根本无法通过一份“紧急指示”改变。而权谋大师鲍罗庭从一开始就根本不是执行武装工农政策的人。他鼓动陈独秀出面结莫斯科一个模棱两可的回复:“命令收到,一旦可行,立即照办。”本来这个紧急指示是发给鲍罗庭等三个俄国人的,本应由他们回复莫斯科。但是他们都十分清楚向斯大林说“不”会带来怎样的后果,于是推给了书生气十足的陈独秀,让陈一人独自承担了违抗斯大林指示的责任。
   局面已经完全无法靠鲍罗庭的权谋来收拾了。7月15日,汪精卫在武汉决议“分共”,大革命完全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