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立三惊醒了蒋介石   

  
  

 

   中国革命中最惊心动魄的搏击,莫过于蒋介石的“围剿”与毛泽东的反“围剿”。1927年4月12日得手之后,蒋介石没有想到对付共产党人还需要“围剿”。而且是一而再、再而三、三而四、四而五的“围剿”。后三次不得不亲任总司令。连“九一八”事变、“一二八”事变都无暇顾及。最后一次不得不动用其所能动用的全部力量。直到被张学良“兵谏”于西安了,闹到如此大之不可收拾的局面,还感叹最后就差两个星期。“剿共”不成,对蒋来说确实是痛惜之情溢于言表。
   与共产党的对抗最初却颇为顺利。从1926年“三二0”中山舰事件到1027年“四一二”反革命事变,他屡屡得手,没有费多大的心思。“中山舰事件”后,共产党人被迫退出第一军、退出国民党中央,接受“整理党务案”,全面退让。“四一二”,“清党”,“宁可错杀,不可错放”,共产党人更是尸横遍野、血流成河。
蒋介石几乎是不加怀疑地认为,共产党垮掉了。那是蒋总司令空前成功的一年。紧接着海陆丰起义、南昌起义、秋收起义、黄麻起义、广州起义又相继被镇压,他更认为共产党作为一支有组织的力量基本被消灭,剩下钻山为“匪”的小股队伍已不足为患了。
   于是他腾出手来,1927年下半年到1930年下半年,收拾张作霖、张宗昌,收拾唐生智、李宗仁,收拾冯玉祥、阎锡山,三年时间用于军阀混战。蒋介石万万想不到,在其军事力量空前壮大、政治权势空前膨胀的这三年,那些被他驱赶到偏远山区的星星之火,却成为他真正的、最终的掘墓人。
   最先惊醒他的,是计划“会师武汉,饮马长江”的李立三。
   李立三领导的安源罢工的胜利对全国工人运动影响巨大。京汉铁路罢工失败后,各地工会组织全遭封闭,被迫转入地下,唯有组织严密的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工人阶级势力强大,反动当局不敢贸然镇压。邓中夏在《中国职工运动简史》中说,安源路矿是硕果仅存的世外桃源。成功的安源煤矿大罢工使党的组织得到很大发展1924年末中国共产党只有党员900人,其中安源煤矿的党员就达300人。
   这员猛将对中国革命贡献决不仅仅止于工人运动。打响武装反抗国民党第一枪的八一南昌起义,李立三决不仅仅只是个参加者,更是这一起义的最早提出者。大革命失败后,他坚决主张用革命暴力回击反革命暴力。
   1927年7月12日,中共中央根据共产国际指示改组,陈独秀停职,鲍罗庭指定张国焘、张太雷、李维汉、李立三、周恩来五人组成中央常委,代行政治局职权。开始并没有南昌起义计划。临时中央的主要工作是部署党组织转入地下和中央机关经九江撤退到上海。为此李立三和中央秘书长邓中夏被先期派去九江,部署中央撤退的同时,考察利用张发奎的“回粤运动”打回广东以图再举的可能性。
   李立三到九江后,三下两下把筹划撤退的任务变成了组织武装起义。7月20日,他与谭平山、邓中夏等在九江举行会议,认为依靠张发奎的“回粤运动”很少有成功的可能。即使回粤成功,也由于我党开始实行土地革命的总方针,同张发奎的破裂同样不可避免。因此应该搞一个自己的独立的军事行动,“在军事上赶快集中南昌,运动二十军与我们一致,实行在南昌暴动,解决三、六、九军在南昌之武装。在政治上反对武汉、南京两政府,建立新的政府来号召”。
   这是举行南昌起义的最早建议。第一次九江会议举行前,中央已经确定了武装反抗国民党的总方针。但如何武装反抗,在何时、何地举行何种起义,没有进一步的计划。李立三在这次会议上果断提出南昌暴动,是一个不可抹杀的重大历史功绩。
会议一结束,李立三、邓中夏立即上庐山,向刚刚到达的鲍罗庭、瞿秋白、张太雷汇报。鲍罗庭沉默不表态。瞿秋白、张太雷则完全赞成。此时共产国际新任代表罗明那兹到汉口,汉口传来要召开紧急会议的消息,李立三立即请准备去汉口开会的瞿秋白将此意见面告中央,请中央速作决定。
   中央指示未到,李立三照样行动。他7月24日下山后立即搞了第二次九江会议,决定叶、贺部队于28日以前集中南昌,28日晚举行暴动。今天回过头来看,如果没有第二次九江会议,不但起义时间很难说,起义地点也很可能不在南昌。
   周恩来在武汉首先得到李立三的报告。中共中央两次召开会议讨论南昌起义问题。最后同意举行暴动,但对暴动地点提出另一种意见。认为可将地点选在南浔,而不是南昌。7月25日周恩来来到九江,召集第三次九江会议。在会上传达:中央常委和国际代表同意在南浔一带发动暴动,然后由江西东部进入广东会合东江农军。李立三不同意把暴动地点选在南浔。认为九江地区军阀部队聚集,于我不利;同时叶、贺部队已经陆续开往南昌,南昌起义势在必行。周恩来最终同意了李立三在南昌而不是在南浔举行暴动的意见。
   至此,南昌起义被最后确定下来。周恩来、李立三等从九江出发奔赴南昌成立前敌委员会。前敌委员会决定7月30日晚上举行暴动。
   一波刚平一波又起。排在第一号的中央常委张国焘于7月27日到达九江,带来中央最新意见,要起义推迟。30日晨,前敌委员会在南昌举行紧急会议,由张国焘传达中央精神,要求对起义重新讨论。张话音未落,李立三第一个站起来,兴奋地说:“一切都准备好了,为什么我们还要重新讨论?”周恩来接着说:“国际代表和中央给我的任务是叫我来主持这个运动,你的这种意见与中央派我来的意思不符。不准起义,我辞职不干了!”无奈的张国焘最后只得服从多数。起义时间定到8月1日凌晨举行。
   敢于一意孤行的李立三,后来却一意孤行出一个“立三路线”来。1928年冬到1930年秋,李立三成为中共中央主要领导之一。他不同意毛泽东实施工农武装割据,建立广大农村根据地的做法,认为毛泽东“现在完全反映农民意识,在政治上表现出来的机会主义错误”。他看不起毛泽东的农村根据地,认为“乡村是统治阶级的四肢,城市才是他们的头脑与心腹,单只斩断他的四肢,而没有斩断他头脑,炸裂他的心腹,还不能制他的最后死命。这一斩断统治阶级的头脑,炸裂他的心腹的残酷的争斗主要是靠工人阶级的最后的激烈争斗---武装暴动”。
   当时正值蒋、阎、冯展开中原大战,31岁的李立三认为“空前的世界大事变与世界大革命的时机,都在逼近到我们面前了”,中国革命已经到了一蹴而就的时刻。他一面部署中心城市武装暴动,一面重新编组全国红军,攻打大城市。李立三的计划是:以红四军、红十二军、红三军编为红一军团,由朱德、毛泽东指挥,攻打南昌、九江,切断长江,掩护武汉的胜利;以红五军、红八军、红十六军编为红三军团,由彭德怀、黄公略、滕代远指挥,占领大冶,切断武汉长沙铁路,进迫武汉;以湘鄂西地区红军编成红二军团,由贺龙、周逸群指挥,帮助地方暴动,进迫武汉;鄂豫皖地区红一军由许继慎、徐向前指挥,切断京汉铁路,进迫武汉;广西的红七军、红八军由邓小平、张云逸指挥攻击柳州、桂林,进逼广州,然后北上合攻长沙。
   各路红军的攻击箭头,最后皆指向中国的心脏,“会师武汉,饮马长江”。
   1930年7月27日,彭德怀率红三军团袭占长沙。十年土地革命战争中,这是工农红军攻下省会的唯一战例。挨了李立三代表中央的批评的毛泽东和朱德,只有率领红一军团进攻南昌。他们在南昌周围示威而退,并未真正攻城,也误传成南昌被红军占领。
   真真假假的消息和压力掺和一起,极大地震动了蒋介石。就在李立三沉湎于“会师武汉、饮马长江”之时,蒋介石从河南前线向南京发出密电,要求立即任命武汉行营主任何应钦为“鄂、湘、赣三省剿匪总指挥”。中原在战尚未结束,蒋介石开始准备“剿匪”战争了。对苏区旷日持久的“围剿”,由此拉开帷幕。
   帷幕还未找开,“立三路线”已经宣告结束。共产国际和斯大林对这位要求苏联停止五年计划准备支援中国的革命战争、要求外蒙古回归中国的的李立三进行了快速而坚决的反击。蒋介石不知道这些,也不需要知道。在中共中央忙于清理“立三路线”之时,他开始了他的围剿。一发而不可收。
   第一次围剿,兴兵10万,以江西省主席鲁涤平为总指挥,长驱直入,分进合击;第二次围剿,以军政部长何应钦为总指挥,兴兵20万,稳扎稳打,步步为营;第三次围剿,用兵30万,蒋亲任总司令,分路围攻,长驱直入;第四次围剿,蒋亲任总司令,先以30万兵力围攻鄂豫皖苏区,10万兵力围攻湘鄂西苏区,得手之后再集中50万进攻中央苏区,军政并进,逐步清剿;第五次围剿,则集兵百万,几乎倾全国之兵,蒋自任总司令,三分军事,七分政治,以静制动,以守为攻。
   面对武装割据的工农红军,前三次围剿均以失败而告终,无损朱、毛一根毫毛。国民党人虽然不情愿,也不得不开始直面星火燎原的中国革命局面。所以第五次围剿便倾巢而出。堡垒封锁,公路切割。远探密垒,薄守后援。层层巩固,节节进逼。对峙则守,得隙则攻。眼看得手,将红军压向一块狭小地域围而歼之了,共产党人又有了长征。一条红色铁流,蜿蜒逶迤二万五千里。任围剿堵截,始终不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