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场与战将

   对蒋介石屠杀政策的武装反抗中,走出来一大批威震华夏的红军战将。第一枪1927年8月1日在南昌城头打响。第一枪打得如此响亮。1955年授衔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十位元帅和十位大将中,八位元帅和六位大将与南昌起义紧紧相连。八位元帅是:朱德、贺龙、刘伯承、聂荣臻、林彪、陈毅、叶剑英、徐向前;六位大将是:陈赓、粟裕、许光达、张云逸、谭政、罗瑞卿。
   八一南昌起义的主力,是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的部队。中国共产党人在大革命时期所能掌握或影响的武装力量,主要集中在这支部队里。该方面军下辖第四军、第十一军、第十二军、第十三军、暂编第二十军。共产党所能掌握和影响的,是叶挺兼任师长的第十一军二十四师,以原叶挺独立团为骨干扩编成的第四军二十五师以及贺龙任军长的暂编第二十军,共两万余人。颇值得历史记载的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十位元帅中的五位、十位大将中的六位,1927年都集中在第二方面军内。五位元帅是:第二方面军暂编第二十军军长贺龙;第二方面军第四军参谋长叶剑英;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上尉徐向前;第二方面军第四军二十五师七十三团三营七连中尉连长林彪;第二方面军教导团特务连准尉文书陈毅。六位大将是:第二方面军第四军二十五师参谋长张云逸;第二方面军第四军直属炮兵营见习排长许光达;第二方面军第十一军二十四师教导队学员班长粟裕;第二方面军第四军十二师三十四团少尉排长徐海东;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特务营文书谭政;第二方面军教导团二连副班长罗瑞卿。
   一支旧式军队内,竟然集中如此众多未来新型军队的高级将领,无论古今中外,都是一种罕见现象。它在一定程度上说明,虽然共产党人当时还未能直接掌握军队,但对武装斗争并非毫无准备。
   8月1日起义当天,在南昌城头指挥战斗的有后来人民解放军的三位元帅:起义代总指挥、暂编第二十军军长贺龙;暂编十五军军长、协助贺龙实施指挥的刘伯承;第三军军官教育团团长兼南昌市公安局局长朱德。
1927年7月是中国共产党最困难的时刻。继蒋介石发动“四一二”事变后,汪精卫又发动了“七一五”事变,共产党人到处被通缉、被屠杀、被囚禁。就在这样的时刻,贺龙作出了自己的选择。7月23日,贺龙率部到达九江。谭平山找贺龙谈话:“共产党人要在南昌举行武装暴动,希望率二十军一起行动。”贺龙当即表示:“感谢党中央对我的信任。我只有一句话,赞成!”在天空最为黑暗、共产党人最为困难的时候,共产党找到了贺龙,贺龙也找到了共产党。起义部队南下途中,由周逸群、谭平山介绍,贺龙在瑞金加入中国共产党。
   刘伯承在南昌起义中协助贺龙实施指挥。这位老军人对共产党的寻找与认识,经历了与贺龙不同的过程。1923年秋,在吴玉章、杨暗公等人指引下,刘伯承的思想开始转向马克思主义。这时,有人劝他加入中国共产党,他回答说:“当今中国向何处去?哪一种主义最合乎中国国情?还应当深思熟虑才稳妥;如果一见旗帜就拜倒,我觉得太不对了。准备极力深研,将来才能确定自己的道路。”1926年5月,刘伯承完成了自己的选择。经杨暗公、吴玉章两人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当时他已是有“军神”之称的川中著名战将。刘伯承不负众望。他首先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到二十军军部协助贺龙拟制起义计划,并协助指挥二十军攻占朱培德的第五方面军总指挥部。起义成功后,他又出任参谋团参谋长,直接指挥策划起义部队随后的行军作战行动。在起义部队南下、连日行军作战的情况下,参谋团实际成为起义军的指挥核心和领导中枢,刘伯承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8月2日拂晓,从马回岭又赶来了后来人民解放军的两位元帅:前委军委书记聂荣臻;第四军二十五师七十三团三营七连连长林彪。聂荣臻、林彪两人没有赶上8月1日南昌城的起义。因为第四军第二十五师当时未驻南昌城,而驻在南昌以北靠近九江的马回岭。为使这部分力量加入南昌起义队伍,起义发动前,周恩来派聂荣臻去马回岭,任务是向第二十五师周士第等人传达前委武装起义的决定,并领导该部起义。8月1日中午,马回岭地区第二十五师的两个团又一连计3000人,在聂荣臻、七十三团团长周士第、七十五团副营长孙一中率领下,脱离张发奎的控制,向南昌开拔,参加起义。这支队伍的行动坚决果断。当第一方面军总指挥张发奎、二十五师师长李汉魄率领卫队营乘火车追赶上来,想把队伍拉回去的时候,担任殿后任务的七十三团立即猛烈射击,张发奎、李汉魄跳车狼狈逃走,张发奎的卫队营也全部被缴械。北伐作战中初露锋芒的林彪,当时就在担任殿后的队伍之内,任七十三团三营七连连长。
   陈毅加入南昌起义队伍,比聂荣臻、林彪费了更大周折。8月1日南昌暴动当天,陈毅在武汉。他当时表面的职务是第二方面军教导团准尉文书,实际是该团内中共党团的负责人。教导团奉命东征讨蒋,正准备开拔。乘船东进的教导团到九江后被张发奎包围缴械。全体徒手上岸,分别站队,清理共产党人。陈毅就在这天晚上决然脱离教导团,星夜追赶南昌起义军。8月10日,终于在抚州追上起义队伍。
   叶剑英在南昌起义中的重要作用,相当一段时间内不为人知。他当时任张发奎第二方面军第四军参谋长。1927年上旬,被中共中央特批为正式党员。为了保密和特殊的工作需要,党组织让他保持秘密身份,只与少数党员保持联系。起义发动前,叶剑英利用与张发奎等人的关系,探知贺龙、叶挺等第二方面军将领要被扣留,解除兵权。他立即连夜找到叶挺告之此讯,并约叶、贺、廖乾吾、高语罕四人到甘棠湖划船,共商对策。他们迅速作出三项决定:一、贺、叶不上庐山;二、不接受张发奎调贺、叶部队到德安集中的命令,部队开往南昌;三、叶挺部队先行,贺龙部队随后。起义发生后,张发奎的不少亲信将领主张派兵前后夹击起义军,一举将暴动扑灭。叶剑英又以第四军参谋长的身份站出来反对。他利用张发奎一直想重回广东的意图,对张发奎说:“我们原来商量好的,到广东重新做起,如果尾随贺、叶,徒耗兵力,我军仍无立足之地。”他向张发奎建议:跟随叶、贺部队进入广东,以“援师讨逆”旗号夺占广东地盘。张发奎采纳了叶剑英的建议,使南昌起义军减少了尾追,得以迅速打开南下广东的通道。国民党方面编辑的《国民革命军战史初稿》这样描写张发奎当年的追击行动:“叶、贺等遂东去抚州。张发奎率师追之。嗣忽分途,叶、贺等由闽粤边境趋潮汕,张发奎部则改由南雄入粤。”一个“嗣忽分途”、“改由南雄入粤”,活脱脱再现了叶剑英当年的作用。如果张张奎当时率部追击起义军,起义军必将面临前后夹击的危险,后果难以设想。
   1927年入党的徐向前,未能赶上南昌起义。他当时在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任上尉参谋。1927年7月底,徐向前随方面军总指挥张发奎一起移驻九江,在新地点没能和组织接上头。但正是南昌起义爆发的消息,使他于茫茫黑夜中看到了一线希望和光明。起义爆发后,张发奎集合方面军指挥部全体军官,宣布:“CP分子三天以内保护,三天以外不负责任!”徐向前当时虽然并未暴露身份,但决意离去。他当天晚上就悄悄离开九江去寻找党组织,从此脱离旧军队,结束了在国民革命军中的生涯。南昌起义的发生成为徐向前革命生涯中的一个重要转折,他后来参加了广州起义。
中国人民解放军与南昌起义紧紧相连的六位大将中,三位大将直接参加了南昌起义;一位大将以隐蔽的身份从旁协助起义;两位大将因南昌起义影响从此走上革命道路。
   直接参加南昌起义的三位大将是陈赓、粟裕、许光达。在起义中陈赓负责政治保卫工作,南下途中出任贺龙第二十军三师六团一营营长。粟裕大将当时是第十一军二十四师教导队学员班长,南昌起义中所在中队负责警卫设在江西大旅社的革命委员会。徐光达大将当时是第四军直属炮兵营见习排长。他在宁都加入南昌起义部队,任起义军第二十五师七十五团十一连排长、代理连长。
   以隐蔽身份协助南昌起义的大将是张云逸。他当时任第四军李汉魂二十五师的参谋长,根据组织要求,未暴露身份公开参加起义,却做了两件极为重要的工作。一件是说服第二方面军总指挥张发奎,让共产党人卢德铭出任第二方面军警卫团团长;该团未赶上参加南昌起义,遂转入湖南,成为了秋收起义的主力,卢德铭本人还担任了秋收起义部队的总指挥。第二件是8月1日当天,在马回岭二十五师师部掩护七十三团团长周士第不被师长李汉魂扣留,使二十五师两个多团部队顺利加入南昌起义队伍。
   因南昌起义而走上革命道路的另外两位大将是谭政、罗瑞卿。谭政当时在第二方面军警卫团特务营任文书。南昌起义第二天,警卫团根据党的指示,乘船离开武汉东下,准备与南昌起义大军会合。张发奎当时已经封锁了九江口。为防备张发奎在九江截击,警卫团于行驶途中在湖北阳新弃船上岸,改由陆路奔赴南昌,追赶起义部队。因起义部队已大踏步南撤,谭政所在的警卫团未能赶上,便根据党的指示留了下来,后来成为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中的主力。罗瑞卿所在的方面军教导团在九江被张发奎截获。张发奎向他认为问题很大的教导团训话,要大家不要跟共产党走,跟他走。罗瑞卿没有跟张发奎走,他断然离队,返回武汉寻找党。南昌起义的发生成为他脱离旧军队的起点。
   如此众多的未来高级将领会聚于南昌起义,决不仅仅是历史的巧合。“文化大革命”中,造反的红卫兵提出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节不应该是8月1日,而应该是秋收起义的9月9日,或三湾改编的9月30日。这些初出茅庐便以为历史是自己写就的红卫兵,轻率在根本不清楚南昌暴动是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武装斗争的开始,不清楚中国人民解放军如此多的高级将领与这场暴动紧紧相连。
   与国民党军队鏖战中打出来的红军将领,首推朱德。1927年9月初,南昌起义军在三河坝兵分两路。主力由周恩来、贺龙、叶挺、刘伯承等率领直奔潮汕;朱德率领部分兵力留守当地,阻敌抄袭起义军主力后路。这就是著名的“三河坝分兵”。当时朱德率十一军二十五师和九军教育团,共计4000余人。三天三夜的阻击伤亡很大,撤出三河坝只剩下2000余人。路遇溃败下来的二十军教导团参谋长周邦采带领的200多人(粟裕就在这支队伍里),才得知起义军主力已经在潮汕失败。
   八一南昌起义仅仅是朱德威望和地位起始的低点。起义部队对朱德的认识,经历了一个不短的过程。不论是起义之前还是起义进行中,组织指挥起义的核心领导成员中没有朱德。起义当天晚上,前敌委员会分派给朱德的任务,是用宴请、打牌和闲谈的方式,拖住滇军的两个团长,以保证起义顺利进行。陈毅说,朱德在南昌暴动的时候,地位并不重要。也没人听他的话,大家只不过尊重他是个老同志罢了。朱德没有基本部队。起义军主力十一军辖8个团,由叶挺指挥。二十军辖6个团,是贺龙部队。朱德是九军副军长,九军当时就是个空架子,没有军长,参加起义的只有军官教育团3个连和南昌公安局2个保安队,500人不到,只能算1个营。
   在三河坝完成阻击任务时,真正是他从九军带出来的人员,已经没有几个人了。基本力量是周士第的二十五师,还有周邦带回来的部分二十四师人员。三河坝这个摊子,已经是个损兵过半、四面都是敌人、与上下左右皆失去联系的烂摊子,思想上和组织上都相当混乱。到底怎么办,只能由临时负责的朱德作出决断,这时朱德表现出了坚强的领导能力。在商量下一步行动方针的会议上,一些同志觉得主力部队都在潮汕散掉了,起义领导人也都撤离了,三河坝这点力量难以保存,提出散伙。朱德坚决反对解散队伍。他提出隐蔽北上,穿山西进,去湘南。茫然四顾的人们听了他的话。
   但在穿行的过程中,部队思想一片混乱,各级干部纷纷离队。一些高级领导干部,有的先辞后别,有的不辞而别。在天心圩不仅师长周士第、党代表李硕勋离队,七十三团团长黄浩声、七十五团团长张启图也离开了部队。师团级军事干部只剩一个七十四团参谋长王尔琢。剩下来的便要求分散活动。林彪带着几个黄埔四期毕业的连长找陈毅,说:“现在部队不行了,一碰就垮;与其等部队垮了当俘虏,不如现在穿便衣,到上海另外去搞。”后来人们把这段话作为林彪在关键时刻对革命动摇、想当逃兵的证据,其实言之过重了。在当时那种局面下,地位比林彪高且不打招呼就脱离队伍的人比比皆是。若说都对革命前途悲观失望也许太重,起码对这支行将溃散的武装能有多大作为不抱信心。
   部队面临顷刻瓦解、一哄而散之势。南昌起义留下的这点革命火种,有立即熄灭的可能。关键时刻,站出来的还是朱德。陈毅后来说:“朱总司令在最黑暗的日子里,在群众情绪低到零度、灰心丧气的时候,指出了光明的前途,增加群众的革命信念,这是总司令的伟大。”西方领导科学认为领导力的形成依赖三大要素,一是恐惧,二是利益,三是信仰。朱德在关键时刻向即将崩溃的队伍树立起高山一样的信仰。通过信仰认识利益,再通过信仰和利益驱散恐惧。
   火种保留了下来,再也没有熄灭。为了反抗国民党的屠杀政策,从1927年4月中旬的海陆丰农民起义开始,中国共产党人先后发动了八十余次武装起义。历次起义,包括规模最大、影响最大的南昌起义都失败了。但因为保留下来了革命火种,它们又没有失败。保留火种的工作,首推朱德。在最困难、最无望因而也最容易动摇的时刻表现出磐石一般的革命坚定性,使朱德成为这支部队无可争议的领袖。仅存的两位团职干部---团级政治指导员陈毅,团参谋长王尔琢成为他的主要助手。
   部队被改编为一个纵队。朱德任纵队司令员,陈毅任纵队政治指导员,王尔琢任纵队参谋长。下编一个士兵支队,辖三个步兵大队;还有一个特务大队。剩下一门82迫击炮,两挺手提机关枪,两挺重机关枪合编为一个机炮大队。多余下来的军官编成一个教导队,直属纵队部,共计800人。这就是全部家底。这支部队后来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的重要基础。蒋介石兵败大陆,其军事力量主要被歼于东北战场和华东战场。指挥东野的林彪,指挥华野的粟裕,1927年10皆站在天心圩被朱德稳定下来的800人队伍中。
   1955年人民解放军授衔,朱德名列十大元帅之首。天心圩离队的师长周士第授衔上将,他手下的七十三团三营七连连长林彪名列十大元帅之三,七十三团政治指导员陈毅名列十大元帅之六,七十四团班长粟裕名列十大将之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