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八事变及发生背景

  
   谈“九一八”事变,必谈三个日军军官:板垣征四郎、石原莞尔、土肥原贤二。三个人没有一个是部队的主官,都是参谋。人们若不知道这些参谋有多么巨大的能量,就很理解日本军队为何如此凶残与如此疯狂。该三人被称为“关东军三羽乌”。
  板垣身材矮小,经常给人一个温文尔雅的印象,他早年的职务几乎都与中国有关。1916年陆军大学毕业后任参谋本部中国课课员,1919年任中国驻军参谋,之后任云南、汉口、奉天等处日军特务机关长和使馆武官。长期对中国的研究观察,使他成为日军中著名的“中国通”。他政治上胆大妄为,一意孤行,具有少壮军阀的一切特点。他虽然身份不过一个参谋,但连内阁首相也不放在眼里。军事上则深思细虑,尤其重视地形。他的理论是:“在对俄作战上,满蒙是主要战场,在对美作战上,满蒙是补给的源泉。从而,实际上,满蒙在对美、俄、中的作战上,都有最大的关系。”他主张把中国东北变为日本的领土,并对整个中国“能立于致其于死命的地位”。
   板垣的特点是大刀阔斧,而石原莞尔的特点是深谋远虑。一个是关东军的干将,别一个则是关东军的头脑。
   石原长着一副小孩脸,面孔常带忧郁。一旦陷入深思,周围便没有人敢上来打扰他。他还有一个“天不怕地不怕”的名声,对部下温和,对升官尖刻,石原给所有上司都起了浑名,而且敢当他们的面使用。这在极讲资历和官阶的日军内部,确实十分反常。到中国不满一年,石原进行了三次“参谋旅行”。在哈尔滨乘汽车实地侦察,作攻占前的地形判断;研究了松花江渡江作战和占领哈尔滨后的前进阵地。齐齐哈尔、海拉尔等地的进攻与防御、兴安岭东侧地区可能发生遭遇战等问题,都在他那个不知疲倦的脑子中理出了头绪。
   完整的事变蓝图绘制出来了。石原提出的要点是:1、解决满蒙问题是日本生存的唯一途径。只有对外扩张才能消除国内的不安定局面。为了正义,日本应该果断地行动。即便从历史的关系上来看,满蒙与其说是属于汉民族,莫如说是属于日本民族。2、解决满蒙问题的关键由帝国军队掌握。只有日本占领满蒙,才能完全解决满蒙问题。西方人在战后评论说,石原莞尔是日本陆军少壮派中最有创见的战略家。石原毕业于陆军大学,1922年留学德国,研究过拿破仑军事思想和第一次世界大战情势,全部兴趣和爱好都集中在如何完全日本的扩张方面。
   关东军“三羽乌”的最后一头鸟:土肥原贤二,后面会专门谈及。这里只提一句:1931年8月18日,“九一八”事变的30天前,这个玩弄阴谋就像主持正义一样庄重的土肥贤二大佐,由天津特务机关长调任为奉天特务机关长。“九一八”事变后第三天,他就公开出任奉天市长。
   回到先前那个问题:为什么等级极为森严的日本军队中,竟然出现下级军官左右大局、最后甚至越级指挥的现象呢?对日本统治者来说,有一种更深层次的考虑。首先是那个直接培植、间接支持少壮军官们的裕仁天皇。从河本大作到板恒征四郎、石原莞尔,无法无天的少壮军官们不是参加过宫内的大学寮,就是反长州藩的驻外武官集团,基本都是一夕会或樱会的成员。天皇乐意与他年龄相仿的这些年轻军官在前面打头阵,却不用承担他们失误的责任。所以表面上一切都由参谋们越权直接指挥部队进行,实际一切早已规定停当了。
   事变的准备,是早就开始且有条不紊的。但临门一脚到来时,为准备好失败和随后推卸责任,日本也是慌张混乱的。毕竟是要吞并一个数倍于自己领土的地方,而且日本本身的力量也不是很充沛,又处于各种势力的夹缝之中。
   1931年6月出现一个机会,关东军中村震太郎大尉隐瞒身份冒充“农业技师”,前往兴安岭、索伦山一带进行地形侦察活动,被东北军关玉衡部逮捕处决。石原莞尔立即致信陆军省军事课长、一夕会核心人物永田铁山,称最好机会已到,应立即行动。因准备不足,日本决策层没有敢利用这个机会。于是板恒征四郎把下一个行动日期定在9月28日。如果不是消息走漏,“九一八”事变应该是“九二八”事变了。
   关东军准备炸掉铁路采取战争行动的秘密计划传到了东京。9月15日,军部召开三长官会议,陆相、参谋总长、教育总监所谓“陆军三长官”全部出席。考虑到国内外形势尚不成熟,会议决定泊作战部长寻川美次少将去中国东北,“要他们再隐忍自重一年”。
   此消息再次走漏。三封电报、两个特使涌向关东军总部。第一封电报是作战部长建川美次发给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的正式电函:9月18日晚7点5分乘火车到达奉天;第二封是参谋本部中国课课长发给板垣征四郎的非正式电函,通告建川行程和目的:“其任务是阻止事变。”;第三封电报至关重要。它参谋本部俄国课课长、樱会头目桥本欣五郎发给石原莞尔助手的,电文简明又十分要害:“事机已露,请在建川到达前行动。”
   旅顺的关东军总部9月16日收到这三封电报,电文内容引起恐慌。本庄司令官在沈阳视察,留下板垣征四郎和石原莞尔看家。这两人几乎被电文内容搞糊涂了,但还是决定立即行动。他们把电报扣下,板垣坐火车去找本庄,石原留下来草拟给军队的命令。两个特使解开了板垣和石原的疑团。与皇室关系密切的铃木庄六老将军,在作战部长建川拍电报的时候已经乘上了飞机。当板垣征四郎气急败坏地在辽阳找到本庄司令官时,本庄第一件来就是带板垣去见铃木,并对板垣说,多担负责任,细节自行处理。公开的特使建川美次却把时间花在路上,他坐着慢腾腾的火车,好让关东军有充分的动手时间。
   1931年9月18日夜10时20分,日本守备队制造中国士兵炸毁柳条湖铁路的借口,向东北军北大营开火。本庄听取了关东军三宅光治参谋长、石原莞尔参谋的意见后,犹豫片刻,断然作出了“惩罚中国军队”的决定。他的命令完全是多余的,部队早已在板垣征四郎的安排下行动了。
   震撼世界的“九一八”事变,就这样在板垣、石原等人的直接策动下发生了。西方称“九一八”事变为“一夜战争”。事变第二天,日本内阁召开会议,作出不扩大事态的决定。日本驻奉天总领事林久治郎还以为关东军少壮军官的行为是犯上。他给板垣打电话通知不要扩大事态,并通过外交途径处理善后。板垣给他一个硬邦邦的回答:“为国家和军部的威信,军部的方针是彻底干下去。”
   板垣不仅指挥了关东军部队,还以关东军司令官的名义给驻朝日军司令林铣十郎拍报,要求派遣部队增援。驻朝日军步兵第三十九旅团于9月21日下午渡过鸭绿江,进入中国东北。林铣十郎司令官连参谋本部的命令也未接到,凭板垣一个电报就采取了调动大部队的行动。板垣征四郎加上石原莞尔,一个大佐,一个中佐,竟然完成了应是参谋总长和陆军大臣职责的指挥关东军发动战争和驻朝日军的越境出动。
   当时日本内阁首相是若规礼次郎。军队留给内阁的事情只是办理手续、批准经费。在内阁会议上,有的成员反对支出军费,以作为对军部无视内阁的惩罚。但善揣天皇本意的若规礼次郎说:“可是,在未出兵期间,自当别论,如若出了兵还不给其军费,军队连一天也不能生存,因为军队还要吃饭。那么,如果把这些军队撤回,就有可能全军覆没,因为满洲军仅以一个师团的兵力进行冒险。于是,我不顾内阁成员反对与否,马上去觐见天皇,上奏说,政府正在考虑对朝鲜军派兵的问题支付经费。我退出后,参谋总长金谷来到天皇面前,得到了出兵的敕令。”
   得到充足经费的关东军,其势更难被内阁抑制。若规自己也说原先“满洲军进入铁路的西侧是为了要守护嫩江铁桥。本来认为到了嫩江总可以停止,不料敌军就在附近不得太平,于是又继续前进。既然如此,就说决不许越过中东铁路线。陆军大臣说,不会叫他们越过中东铁路线,而满洲军却已到达齐齐哈尔,进而直抵黑河。这样就发生了日本军队可以不听从日本政府命令这一令人奇怪的事情。”
  “九一八”事变乱子闹得不小,日本国内方方面面并没有准备好。国际社会也舆论沸腾,但板垣一干到底。他对身边人说:“外国的目光很讨厌,在上海搞出一些事来!”“把外国的目光引开,使满洲容易独立。”为转移各国对中国东北的注意力,他给日本驻上海公使馆武官田中隆吉拍电报:“满洲事变按预计发展,但中央有人因列强反对仍持怀疑态度,请利用当前中日间紧张局面进行你策划之事变,使列强目光转向上海。”田中隆吉不会白干,板垣特意给他送去了两万日元活动经费。田中隆吉设计了几个日本和尚在上海被打的事件,1932年初,挑起“一二八”事变。
此后,在日本已经没有任何势力能够阻止昭和军阀集团对军部的控制、军部对日本政府的控制了。中国成为这些军事狂人的头号目标。当中国统治者蒋介石一心对内,一步一步从动员地区力量到动员全国力量“围剿”各个苏区根据地红军的时候,日本陆海军像一部一次补充动力的军事机器,一步一步向侵略中国的目标迈进。一步一步完成了从滨口雄幸首相的文官政治到广田弘毅内阁法西斯统治的更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