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次围剿中蒋介石遇险及福建事变 

 

   第五次“围剿”中蒋介石三遇其险:一遇于彭德怀,二遇于蔡廷锴,三遇于宋美龄。
   当时蒋介石的侍从秘书邓文仪回忆:“在福建叛变行动才发生的时候,江西的共匪,以彭德怀为指挥,发动了一次空前的大兵团钻隙远袭,围攻蒋委员长在江西临川的前进指挥所的冒险的战争。当时剿匪的部队,都分散在赣西南及赣东北,与匪军对峙,时有或大或小的战斗,在赣中临川委员长前进指挥所附近,几乎没有成团的军队防守,只有不到一营或二营的警卫部队。因为是南昌委员长行营的中心地带,一般认为是安全的军事区域,想不到共匪竟能实行这样一次的奇袭作战,当时的情况,危急万分,如果共匪奇袭成功,整个大局就将面目全非。”“彭德怀以其指挥的第一集团军,加上第三、第五集团军的大部,在很短的时间内,绕道山岭昼伏夜行,一支十万人以上的匪军,竟在不知不觉中,出人意料地到达了江西中部的临川附近。他以一部部署在赣东北黎川方面,阻击我汤恩伯兵团救援,而以主力包围攻击临川委员长前进指挥所。一天晚上,临川附近发生枪声,经过短期的侦察,便知道了共匪有很大的部队到达赣东北与赣中,抚州空虚,危急万状,南昌后方没有军队增援。幸赖蒋委员长指挥若定,沉着应战,一面命令赣东北的汤恩伯兵团攻击当面匪军主力,同时要他迅速派兵,到抚州附近增援解围。他们接到命令,听到委员长指挥所被围的消息,都是英勇奋进,冒一切恶战苦斗的行动,以劣势的兵力和共匪作战,幸赖将士用命,他们竟把彭德怀的主力囊括住了,而且节节胜利。经过不到一周之恶战,彭德怀部脱离战场。这场战争,可谓有惊无险,胜得很轻松。”
   邓文仪所讲的是红军的浒湾、八角亭战斗。当时一定极为惊慌的邓文仪连着搞错了几件事。红军进攻发生的时间并不在福建事变中,而在事变之前。彭德怀的兵力也不是十万,而是不足两万。蒋军以九十八师防守临川,以第四师、三十六师、八十五师参加战斗,兵力不但不处于“劣势”,且两倍于红军。但邓文仪也说出一些真情。当年幸存下来的浒湾战斗参加者,也不知道后来被指责为李德式硬拼仗的浒湾战斗,竟然差点儿端掉了蒋介石的老窠。
   对红军来说,奔袭浒湾确实是一个大胆的战役行动。但行动的目的不像邓文仪所述“围攻蒋委员长在江西临川的前进指挥所”。红军并不知道蒋介石在临川指挥作战。中革军委的设想是以红七军团深入抚州地区活动,牵动围攻苏区的南进之敌回援,然后运用主力一、三军团与回援之敌在运动中决战。
   11月11日,红七军团发起浒湾战斗,攻击未能奏效,敌向浒湾方向紧急增援。12日,红三军团投入战斗,攻击也未能奏效。13日凌晨发动总攻,攻击动作也不一致,天明以后敌机12架前来支援地面部队,低空猛烈轰炸扫射。浒湾、八角亭战斗历时3天,毙伤敌人520多人,红军伤亡和失踪合计1095人,伤亡重大。蒋介石却受刺激重大。这一几乎击中国民党军神经中枢之举,令蒋介石沮丧不已。
   更令蒋沮丧的事情来了:“闽变。”对第五次“围剿”准备极为精心、极为充分的蒋介石,几乎将一切都考虑到了,就是没有考虑到彭德怀奔袭浒湾,没有考虑到“闽变”---1933年11月20日,十九路军将领蒋光鼎、蔡廷锴发动抗日反蒋的福建事变。
   十九路军本来是“围剿”的东路力量,负责扼守闽西及闽西北地区,阻止红军向东发展。东部防线的突然崩塌,精心策划的第五次“围剿”几乎全盘泡汤。侍从室主任晏道刚回忆,蒋介石在抚州得知“闽变”消息,神色异常紧张,深恐红军与十九路军联合。如果蔡廷锴的5万军队与江西10万红军合股,第五次“围剿”计划将破产不说,闽赣结为一体后凭借中共与共产国际联系,加上十九路军掌握控制的福建出海诸口,外来援助直接进入,后果不堪设想。他必须转过头来,首先收拾蔡廷锴。
   第五次“围剿”中,蒋介石最紧张的就是这次事变。对苏区的“围剿”几乎全部中断。“围剿”主力北路军不得不抽出九个师,加上宁沪杭地区抽调的两个师共计十一个师,由蒋鼎文指挥分别从江西和浙江进入福建,进攻十九路军。蒋介石不担心他压不垮蔡廷锴,他担心红军与十九路军联合。每天晚餐后,他都要找侍从室主任晏道刚和参谋本部第二厅厅长林蔚,问题就一个:是否有红军与十九路军联系的情报。他叮嘱晏、林二人,要密切注意双方动向,每日派飞机空中侦察。一直未发现红军与十九路军联系的征候,蒋这才慢慢放下心来,决定亲自飞往建瓯,指挥收拾十九路军。
   红军错过了利用福建事变的大好时机。
   本来倒是作好了利用这个机会的准备。10月26日,由周恩来主持、红军全权代表潘汉年与十九路军全权代表徐名鸿在瑞金签订了《反日反蒋的初步协定》。张闻天、毛泽东、朱德也会见了徐名鸿和陪同前来的十九路军参议陈公培,博古虽未见十九路军代表,但与李德一样,都对这一合作表示支持。10月30日,中共中央给福州市委和福建全体同志发出一封指示信,说:党在福建的总方针之一应该是尽可能造成民族的反帝统一战线,来共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国民党南京政府,而不要简单地提出与反对南京政府和蒋介石一样的口号来反对当时正采取着左的策略的福建统治阶级与其他派别。要不调和地、不容情地反对那种关门主义的、不估计客观事实与脱离当时群众的、不愿意去建立革命的反帝统一战线的左倾思潮。这个颇为清醒的指示,与在中共中央负总责的博古关系不小。
   但11月18日又发出一封指示信:十九路军中若干领袖和政客正在蓄意开始一个大的武断宣传的阴谋,企图集合更多的力量来树立较坚强的障碍阻止革命的怒潮;这些“左”的民族改良主义政党的力量的任何增加是在中国革命的进步上放了新而非常可怕的障碍物;必须彻底明了十九路军领袖们政治阴谋的特征,必须在下层革命统一战线的基础上竭力同这些政党斗争,来争取现在仍然附和他们的劳苦群众和士兵。
   10月30日信的正确观点被统统推倒。十几天时间,换成另一种观点、另一种态度,甚至是另一种风格的语言。发出不同指示的却是同一个中共中央。11月18日大转向的指示信发出两天之后,福建事变发生。机会还未抓住,便已经错过了。
   博古等人态度剧变的理由,来自共产国际。11月18日指示信,完全是根据国际指示电拟就的。当时苏联已同蒋介石南京政府改善了关系。苏联的态度决定着共产国际的态度,国际便不支持红军同十九路军联合反蒋。国际执委会第十三次全会文件说:“福建政府宣布的一系列激进口号,是十九路军高级将领的权宜之计和左倾词句”;“是军阀和政客为了保证自己的成功而提出的蛊惑人心的诺言”;“蒋介石集团和国民党所有派系都是帝国主义奴役中国人民的代理人和工具”。
   共产国际的态度又决定了一系列态度。11月28日,莫斯科《消息报》称福建政府与真正革命运动毫无关联。《真理报》说福建事变将引起日英美在中国斗争,暗示蔡廷锴背后有帝国主义支持。国际派来的正式军事顾问费雷德向苏区提出计划:一旦蒋蔡开战,红军就在西北一线突破敌阵地,越过赣江,从敌人背后向南昌挺进。认为蔡廷锴等人是“一些不可靠的家伙”的,还不仅仅是上海的费雷德,不少红军领导干部对南昌起义叛变、在高兴圩与红军血战的蔡廷锴怀疑很大,好感不多。
   蒋军大举进攻十九路军的时候,中革军委却将我军主力从东线调到西线永丰地区,不去配合十九路军,反去进攻敌人的堡垒阵地。粉碎第五次“围剿”的有利时机,就这样丧失了。
   蒋介石平息“闽变”之后,入闽蒋军11个师加上被改编的十九路军部队共计14个师组成东路军,以蒋鼎文为总指挥,开始从东面向苏区进攻。中央苏区真正陷敌四面合围,在军事上被完全封锁,处于更加困难和不利的地位。苏区首府现金,最后就是被从福建打过来的东路军攻占的。
   处理福建事变的失误,外部有苏联的国家利益因素和共产国际的立场,内部也有我们自己丰沃的极左土壤。政治上、军事上的关门主义只是表象。打破第五次“围剿”这一重要机会的丧失,有着某种主观客观上的必然性。仅仅指责一个博古,或再归罪一个李德,远不能说就总结出了教训的全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