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围,是苦难也是辉煌  

  
 

 

  中共党史上最为重要的一步,莫过于出发长征。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工农红军最深重的苦难与最耀眼的辉煌,皆出自于此。被誉为里程碑的遵义会议,也是长征路上的里程碑,是长征的产物。四渡赤水、突破金沙江、强渡大渡河、爬雪山、过草地,这些史诗般的壮举皆是长征一步一步的过程。甚至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很大程度上也是红军长征的结果。
  第一步是怎么迈出去的?红军长征是一次精心筹划的战略行动,还是一场惊慌失措的退却逃跑?已经进入了21世纪,仍然在争论不休。原因之一,是这一行动的最初规划者据说竟然是李德。果真如此吗?
  福建事变的良机错失,广昌战斗又严重失败,中央苏区的被迫放弃,已成定局。在此之前,项英曾经最早提出放弃中央苏区的意见。1931年4月反第二次“围剿”,项英到苏区时间不长,认为20万敌军压境,3万红军难于应付,只有离开江西苏区才是出路。退到哪里去呢?退到四川去。斯大林讲过,“四川是中国最理想的根据地。”但毛泽东当时坚决反对项英的意见,以“诱敌深入”粉碎了敌人“围剿”,将赣南闽西变成了中国最好的根据地。而最好的根据地在李德到来之后,就不是那么好了,一个挫折接着一个挫折。
  第五次反“围剿”的挫折之中,彭德怀最先提出脱离苏区,外线作战。1933年10月23日至25日,彭德怀、滕代远连续三次向军委建议,改变战略方针与作战部署,主力离开敌人堡垒区向外线出击,机动作战,迫敌回援。但如此,部队有可能被敌人切断不能返回苏区,苏区北部也可能失去主力掩护,建议被迅速否决。彭、滕仍然坚持,恳望军委“以远大眼光过细考虑”。10月27日,中革军委以代主席项英的名义电告在前方指挥的朱德、周恩来:“军委已决定了战役问题,望转告彭、滕,停止建议。”一旦认定正确就不依不饶的彭德怀,11月7日与滕代远联名第四次提出建议,望军委速将红军主力调往无堡垒地区机动作战,否则与堡垒内之敌相峙,“如猫儿守着玻璃缸的鱼,可望而不可得”。彭、滕反复建议的唯一结果,是滕代远丢掉了三军团政委的职务。
  撤滕代远职堵彭德怀嘴的博古、李德,广昌战斗后也不得不开始考虑同一个问题了。广昌战斗之前,中央苏区在军事上已经陷入四面合围。中革军委当时就面临三种抉择:一、主力突围;二、诱敌深入;三、短促突击。
  首倡短促突击的李德从一系列失败中,已经觉出情况不好。他突然转向主张主力突围。他提出以一、三军团,或者五、九军团脱离苏区,插到敌人后方去摆脱堡垒,争取大一些的空间。讨论结果,主力突围的方案没有通过。在苏区内取胜的希望似还存在。毛泽东的诱敌深入方案也被否决。领土不战而弃,并不能为阻挡敌人提供保证。最后通过的,还是继续运用短促突击。但损失沉重的广昌战斗,已经使短促突击的战法彻底破产。
  1934年4月底广昌战斗彻底失利之后,中央书记处5月开会,决定突围转移。当时的书记处书记是四人:博古、张闻天、周恩来、项英。代表“山沟里的马列主义”的毛泽东不是书记,无法参加会议。决策在博、张、周、项四人中作出。对这个事关重大的会议的记录一直很少。后来有人说撤出中央苏区这个关系到党和红军命运的重大决定未通过会议讨论,这种说法是不确切的,应该说没有在党的政治局会议上讨论。
拿具体方案的是李德。李德对局面之严峻还是非常敏感的。这个原先最坚决主张不回避战斗的人,却最先提出红军主力撤出苏区。伍修权的回忆证实了这个情况。他在回忆录《往事沧桑》中说,1934年春李德就同博古谈要准备作一次战略大转移,去湘鄂西。1984年5月9日伍修权在一次谈话中说:“长征是不是仓促决定的?我看不是。在广昌失败后,中央的主要领导人已经在商量转移的问题,确定的目标是湘鄂西。”“转移的意图开始只有少数几个人知道,最后才决定转移的。”
  1934年7月上旬,各路敌军向中央苏区的中心区发起全面进攻。局面越来越紧迫了。8月5日,北路敌军9个师,在飞机、炮兵的强大火力支援下,向驿前以北地区攻击前进。我红三军团主力和红五军团一部在高虎脑、万年亭到驿前约15公里纵深内,构筑了5道防御阵地进行固守。蒋介石特地从南京调来德国造卜福斯山炮12门。该山炮侵彻力强,最远射程为9公里。
  7个师敌人在猛烈炮火支援下发起进攻。在蜡烛形阵地,攻击者是蒋军邢震南第四师之两个团。防守者是红四师第十团第三营,其营长是五十多年后出任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央军委副主席的张震。在保护山阵地,攻击者是陈诚最为精锐之主力黄维第十一师,防守者是四师十二团,该团中有后来在中国人民解放军中以天不怕地不怕著称的战将钟伟。但那场战斗却是陈诚的天下。在敌人炮火猛烈轰击之下,红军阵地工事全部被炸塌,机枪被炸坏。血战至下午,蜡烛形阵地的三营损失严重,张震带着全营仍然能够战斗的人坚守在一条交通壕内,准备用刺刀同敌人作最后一拼。保护山阵地尽管放上了全军闻名的红五连,但在敌人强大的兵力、火力压迫下,阵地还是失守了,红五连大部壮烈牺牲。
  红军十日内伤亡2300余人,内含干部600人,不得不放弃驿前以北的全部阵地。尽管9月1日至3日,朱德指挥林彪的红一军团、罗炳辉的红九军团取得温坊大捷,歼敌一个多旅,取得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一次难得胜利,但被动局面已无法改变。到9月下旬,中央苏区仅存在于瑞金、会昌、于都、兴国、宁都、石城、宁化、长汀等狭小的区域之内。
  战略转移已成定局。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决定:由博古、李德、周恩来组成三人团,总揽一切指挥大权,负责筹划秘密且重大的转移工作。5月初,李德受托起草5至7月季度作战计划。计划的核心已经是主力部队准备突破封锁,深入敌后。7月底,李德再次受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之托制定8至10月作战计划时,中央红军的战略转移问题已正式提出。退出苏区的直接准备全面开始。
  为分散敌人注意力,打乱其部署并牵制其兵力,共组织了三支部队突围远征。两支走在中央红军之先。7月6日,红七军团三个师共6000余人,在军团长寻淮洲、政委乐少华、参谋长粟裕、政治部主任刘英率领下,组成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从瑞金出发北上。7月23日,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发布《给六军团及湘赣军区的训令》,命令任弼时、萧克、王震领导红六军团撤离湘赣根据地,向湖南中部转移,开始西征。这两支部队的出发,周恩来说“一路是探路,一路调敌”。
  红六军团10月上旬陷入危境。四十九、五十一团在石阡县被敌截断,五十团在施秉县被敌截断,军团部队被敌切为三截,陷于湘、桂、黔三省之敌包围。六军团军政委员会决定:“王 震率十八师,任弼时萧 克率十七师,焚烧行李,减少辎重,以灵活的游击动作,转到苏区。”10月下旬,六军团各部共转战80余天,行程5000里,才与贺龙的红三军会晤。他们探出的路,中央红军已经无法再走了。红七军团从江西瑞金出发经福建向闽浙皖赣边挺进,企图调动敌“围剿”部队回援,以减轻中央苏区的压力。但由于兵力过小,未能牵动敌人。七军团与方志敏的红十军会合后组成红十军团,在怀玉山陷入敌军合围,仅存500余人在粟裕、刘英的率领下突出重围。
  还有一支部队走在中央红军之后。1934年11月10日,中央红军长征出发一个月之后,程子 华、徐海东领导的红二十五军按照中央指示,对外改称“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西越平汉路实行战略转移,开始西征。
  三路力量之中,徐海东一路风一路火首先打到陕北,成为对中国革命立下大功的人
三人团就红军突围紧张筹划且激烈争论之时,被排斥在核心圈子之外的毛泽东,却天天天不亮就在会昌城外爬山,并写《清平乐》一首:“东方欲晓,莫道君行早,踏遍青山人未老,风景这边独好。会昌城外高峰,颠连直接东溟。战士指看南粤,更加郁郁葱葱。”1958年,他对这道词作批注:“1934年,形势危急,准备长征,心情又是郁闷的。”眼见危急,又眼见自己的意见无人听,甚至无人来询问自己,内心之痛苦,旁人难察。
  在讨论有多少红军部队参加脱离根据地的西征时,李德与周恩来发生了尖锐分歧。李德主张只以中央红军一、三、五三个主力军团突破封锁线,他设想在外线作战打开局面牵动敌人之后,主力还可以返回。周恩来没有明说,但内心非常清楚,一旦主力出击外线,便很难返回,所以他主张撤退整个苏区。应该说周恩来是对的。后来留在苏区的力量,在敌人重兵“围剿”下损失极其沉重。当时的实情是留得越多,损失越大。李德也不是毫无道理。突围的野战部队如果伴随臃肿,失去机动,损失也要增加。红军长征初期受到的严重损失,也证明了这一点。
  战略转移是后来的说法,当时讲的是“突围”。对这一决定的保密很严。李德回忆,突围的传达范围只限于政治局和中革军委委员;其他人包括军团一级军政领导干部,也只知道他们职权范围内需要执行的任务。所以政治动员、思想教育都忽略了,也没有在干部战士中进行解释工作。为什么退出苏区,当前任务怎样,到何处去等基本任务与方向问题,始终秘而不宣。也必须看到那是一个非常时期,在四面合围的敌军已经将中央苏区压缩到一个很小范围之时,保守行动的秘密和突然性,就是保护党和红军的生命。中央红军的最后决定,连上海局也不清楚。
  10月10日,党中央和中革军委从瑞金出发,率领主力红军5个军团和中央、军委机关直属部队编成的两个纵队,开始了向湘西的“突围”-----即后来据说的战略转移。10月25日,通过国民党设置的第一道封锁线。中共中央和中央离开的中央革命根据地。李德后来有一段评论:“就当时来说,其实没有一个人哪怕只是在梦中想到过,要北上抗日。虽然抗日是主要的政治口号,但决不是党和军队领导者的军事计划”;“突围的目的,只限于冲破敌人对中央苏区越来越紧的包围,以获得广阔的作战区域;如果可能的话,还要配合已由第六军团加强了的第二军团,在华南的湘黔两省交界地区创建一大片新的苏维埃根据地。”

  谁也不知道一旦迈出第一步,就要走上两万五千里。最初称为西征,军队也叫西征军或西方野战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