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长征突破第一、二道封锁线 

 

   1984年,一位叫陈树柏的美籍华人回大陆讲学和筹办办学。9月,邓小平在北京接见了他,说:“令尊治粤八年,确有建树。广东老一辈的人至今还在怀念他。”陈树柏之父,就是当年广东新军阀陈济棠。陈济棠当年独揽广东军政大权,进行封建割据,保持广东半独立局面达8年之久,被人称作“南天王”。而且红军长征路上,第一道封锁线和第二道封锁线的“围堵”主角,都是陈济棠。台湾和海外一些人长期把他当作坚决的“反共英雄”推崇,为什么共产党对他作出如此高的评价?
   陈济棠之前是李济深主粤。李济深是广西梧州人,政治上属于粤系,但私人感情中却偏向桂系。广东财力充裕,但士兵的战斗力较差;广西较穷,但士兵勇敢。李济深长期利用乡土关系,长期与桂系结为一体;广东支援广西经费,广西支援粤系兵力。两广密切配合,使蒋无法插手。蒋介石当时一个很大的愿望,就是从派系甚多的广东内部找出一颗棋子打入其间,拆散粤桂联盟。这颗棋子就是陈济棠。
   1929年蒋桂战争中,蒋介石用他取代了李济深,再用他三败桂系,一时间粤桂联盟真是土崩瓦解。陈济棠知道自己不是蒋介石的嫡系。所以能够取代李济深,因为他拥蒋反桂,比李亲蒋。他靠蒋取得了“南天王”的地位,作为对蒋的回报,也在蒋历次反桂系战争中出力不小,便使粤桂从此分家。但靠蒋介石摘掉了别人的人,最怕蒋用别人再来搞掉自己。粤桂联盟拆散了,但宁粤关系并未多一分亲近。从陈济棠上台第一天起,他与蒋之间那种深层次的不信任和提防,便出现了。
   红军和蒋军,一直是陈济棠长期畏惧的力量。他主粤8年,与北面的江西中央苏区就对峙了6年。对红军应该采取什么对策,他考虑得最多、也最细。从第一次“围剿”始,他就看出蒋利用“围剿”红军之机,借刀杀人,兼并异己。如果不参加“围剿”,又会失去蒋的军饷军械,也会给蒋以借口,兴问罪之师。陈济棠最后确定的原则是:可以派兵入赣,但不能被战事纠缠,弄得难以摆脱;尤其不能在与红军作战之机,让蒋军乘虚袭取广东。
   1932年2月,彭德怀的红三军团围攻赣州,守城之滇军马昆旅一再告急求教。在蒋介石连电督促下,陈济棠不情愿地派粤军范德星旅驰援。范旅到达新城,即遭红军打援部队林彪的红四军伏击,损失两个营。而乘红四军主力集中城南防范粤敌之机,陈诚命其主力第十一师长途奔袭,从北面突破拦截,进入赣州。赣州解围,陈诚名声大振。陈济棠损失的两个营,却成了吸引红军主力鱼钩上的诱饵。此后陈济棠便对部属谆谆交代,与红军作战要特别慎重,各部均以固守为主,不要轻易出击。
   1933年9月,蒋介石调集大军搞第五次“围剿”,以陈济棠为南路军总司令,指挥十一个师又一个旅,具体任务是阻止红军向南发展,相机向筠门岭、会昌推进。对陈济棠来说,要阻止其“向南发展”的,不光是红军,还有蒋军。进占空城筠门岭后,心事重重的陈济棠没有攻打会昌,而是请来了过去的对头、有“小诸葛”之称的桂军主将白崇禧。两广之间多次血战,但在防共防蒋问题上,两广又同病相怜。从赣南回来后,陈济棠召集军参谋长以上军事首长会议,听取白崇禧对形势的分析。
   白崇禧不紧不慢地说道:“蒋介石采纳了德国军事顾问的意见,对共产党采取了公路碉堡政策,使对红军的包围圈逐步缩小。这种战略,已收到显著的效果。如果共产党继续留在江西,将会遭到防地日见缩小以致失败的危险。如果要谋生路,就必然作战略性的转移。共产党转移的出路将在何处,这是个关键问题。”
   白崇禧平日话语并不见多,但长于分析,一旦进入某种他潜心研磨与思考的角色,便会设身反谋,易地而思,其思绪也会变成一条江河,从口中滔滔不绝地汹涌而出。他继续说下去:“从地形判断,以走湖南和广东的可能性比较大。由南康、新城一带可入湘南,由古陂、重石一带可入粤北。根据当地防军情报,近日在古陂一带,每隔十日左右,就发现共党军官乘骑,少者五六人,多者七八人,用望远镜侦察地形,很可能是共产党准备突围的象征。至于共产党突围的时机,估计当在秋冬之间,因为那是农民收获季节,可以就地取粮。”
在此之前,红军将实行战略转移的迹象,陈济棠也觉察到了,否则他不会请白崇禧来。但白这一席精到的分析,无疑在这些高级将领面前,较为清晰地展现出了红军可能转移的方向和时间。尤其对红军转移时间的判断,今天查遍史料,在当时的国民党将领之中,也确实没有一人像这位“小诸葛”算计得这样精确。
   蒋介石想压红军入粤,陈济棠早有思想准备。第五次“围剿”的部署本身就是北重南轻。北面蒋介石先后集中了50多个师,明显要把红军压入粤境陈济棠的地盘。现在红军转移的迹象日益明显,被迫入粤的可能性越来越大,这对陈济棠来说,重大危机即将来临。十万红军倾巢入粤,绝非粤军所能力敌。数十万蒋军再跟随入粤,广东数年之经营成果必然灰飞烟灭,毁于一旦。
   陈济棠采取了其后数十年秘而不宣的行动。进占筠门岭后,他立即停止交战行动,开始寻觅建立与红军的直接联系。1934年7月,中央红军同陈济棠部谈判达成停战协议,并建立了秘密通信联系。协议主要内容有五项:一、就地停战,取消敌对局面;二、互通情报,用有线电通报;三、解除封锁;四、互相通商,必要时红军可在陈的防区设后方,建立医院;五、必要时可以互相借道,我们有行动事先告诉陈,陈部撤离20里。
   陈济棠的核心,是让中央红军不要入粤。达成协议后,他明白了红军之意也不在进入粤境,便将协议传达到了旅以上粤军军官,告知红军只是借路西行,保证不侵入广东境内;又考虑到协议不便下达给团,怕下面掌握不好,于是增加一道命令,要求下面做到“敌不向我射击,不许开枪;敌不向我袭来,不准出击”。实际就是在湘粤边境划定通路,让红军通过。
   长征之始中央红军要通过的第一道封锁线,就是赣南安远、信丰间的粤军防线。当时奉蒋之命,粤军余汉谋的第一军和李扬敬的第三军均在封锁粤赣边境。而第一军第一师恰好卡在红军经过道路的要冲。毕竟是你死我活的战场。虽然签订了协议,红军与粤军间仍有疑。惑。我怀疑你是否真正让路,你怀疑我是否真不入粤境。既要小心翼翼,又是时不我待。协议第五条要求红军有行动时要事先告诉粤军,在军情如火、兵机贵密的时刻,就不太可能。十月中旬,红军突然开始行动,粤军余汉谋急令第一师向大庚、南雄方向西撤,给红军让路。但动作稍迟,第一师又出了个狂妄自大的第三团团长彭霖生。彭本来奉命指挥本团和教导团取捷径从速撤退,但认为红军大部队不会那么快来到,可以先打一仗捞一把再走,他低估了林彪的前进速度。10月22日,彭霖生团和教导团被快速挺进的红一军团前锋分路合击,陷于无法脱离的困境,极其狼狈,损失很大。彭霖生挨了余汉谋一顿痛骂,教导团团长陈克华以作战不力被免职。残余粤军立即退向安西。
   但总的说,粤军第一师确是主动后撤。该师为南线防堵中枢,位置一移,西南门户洞开。红军从安远、信丰间大步穿过,至10月25日左右,全部渡过信丰河。第一道封锁与其说是突破,不如说是通过。
   第二道封锁线是湘南汝城、粤北仁化之间的湘军、粤军防线。当时蒋介石判断中央红军将步萧克红六军团后尘,从赣南经赣粤湘边与贺龙部会合,随即命令薛岳部从赣南兴国并行追击;另电陈济棠、何键火速在汝城、仁化间阻截。因为红军通过余汉谋防线速度过快,何键颇感措手不及。湘军主力已经来不及向粤边靠拢,只能次第集结于衡阳、彬州之间,汝城仅有湘军一个旅担任守备。于是第二道封锁线的主角,还是粤军的陈济棠。
   陈济棠接电后,先以李扬敬第三军外加归余汉谋指挥的独三师防守粤东北门户,既防红军也防蒋军进入;然后才以余汉谋之余部尾追红军,以张达第二军加几个独立师集结于曲江以北地区防堵。余汉谋在尾追过程中又以其第一师向乐昌西进,阻止红军进入粤境。三分两划,11个师又一个独立旅的粤军,真正尾追红军的只有叶肇的第二师和陈章的独二旅。
   11月初,红一军团先头部队轻取第一道封锁线的中心、湘粤交界处的城口。城口守军多系保安队,根本无法与主力红军抗衡;北面汝城的湘军仅一个旅,只有干瞪眼,除了困守孤城之外毫无作为;南面陈济棠倒是兵员甚众,但都集结在纵深处的南雄、仁化、乐昌一线,力图自保,根本不愿使防线向北延伸与湘军防线衔接。
   于是第二道封锁线在汝城与仁化之间,出现一大大的缺口。11月8日,中央红军通过汝城以南、城口以北地域。在一线横列于仁化、乐昌之粤军检阅般的注视下,徐徐通过了第二道封锁线。陈济棠再次为红军让出了前进通道。
   粤军本来有可能对红军造成大的损害。10月27日夜,陈济棠警卫旅第一团发现当面红军乘夜徒涉锦江,队伍庞大,且含有乘骑和辎重,估计是高级指挥机关的队伍。团长莫福如立即电话报告,要求半渡出击。他得到的回答是不受袭击,不准出击。莫福如团得到如此回答,只得隔着夜幕观察在其前方川流不息的红军大队。是夜,红军队伍在锦江方面安全无阻,不断西行。
   两道粤军构成的封锁线内,随处可见修筑在公路两旁、山坡岭头等要害位置上大大小小的碉堡。堡垒之间形成交叉火力,卡断公路,封锁要隘。若真打起来,对红军肯定会 造成很大阻碍。但这些碉堡均被后撤的粤军放弃了。所以在陈的防区内,红军前锋部队能够以每天近百余里的急行军速度开辟道路。红军后队能作搬家式的前进,把坛坛罐罐一直保留到了湘江边。
   陈不让路,便不可能。所以50年过去,邓小平在北京还夸赞陈济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