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北红军大规模肃反   

 

   艰难困苦,玉汝于成。从1934年10月10日长征开始,战略目标由最初的湘西、到黎平会议的川黔边、遵义会议的川西北、扎西会议的云贵边、两河口会议的川陕甘、俄界会议的“与苏联接近的地方”;一直到榜罗镇会议,终于确定为陕北。一年来无数牺牲和奋斗,不尽实践与探索,战略目标的选择最终完成。脱离根据地一年、长途跋涉两万余里的中央红军,终于找到了落脚点。10月,陕甘支队过了岷山,长征即将取得胜利。1935年10月19日,中共中央随陕甘支队到达吴起镇,又很快东进至瓦窑堡。
   十五军团派人来联系,中共中央才刚刚知道,这个终于找到的落脚点,正在发生一场大规模肃反。
   1935年9月16日,红二十五军长征到了陕北,与陕北红二十六军组成十五军团,聂鸿钧任军委主席,徐海东任军团长,刘志丹任副军团长,程子华任政委,高岗任政治总主任,郭述申任政治部副主任。刘志丹没有担任军委主席,也没有当军团长,却表现得很坦然。高岗却对政治部主任一职不满,觉得职务给低了。
   军委、省委第一次联席会议讨论军事方针时,就出现分歧。高岗主张向北发展,向南取守势,首先打横山。徐海东认为我军当前主要任务不是怎样发展苏区,而是怎样粉碎敌人“围剿”,主张必须打东北军。刘志丹同意高岗的意见,郭述申、程子华同意徐海东的意见。敌人对陕北的第三次“围剿”被粉碎后,内部分歧由军政两方面同时扩展。
   政治方面的分歧有历史渊源。当时北方局还未成立,领导陕北地区斗争的有两个党组织:陕北特委和陕甘边特委。前者归中央驻北方代表领导,后者由陕西省委领导。陕甘特委批评陕北特委执行了立三路线,是左的错误;陕北特委则认为陕甘特委是右倾机会主义。虽然1935年2月举行了联席会议,成立了统一的西北工作委员会,但无法定出明确的领导人。中共中央驻北方代表孔原当然支持陕北特委的工作。派朱理治到陕北担任陕甘晋省委书记,就是开展反右倾取消主义及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主要针对陕甘特委,认为陕甘特委有右派混入,企图推翻陕北已经开始执行的中央路线。
   朱治理到陕北后,先是发现扩红推不动。派到地方去搞分地的同志被撤了职。高岗讲陕北地广人稀,文化落后,群众不要土地。继而有人报告,地主富农到处告状,还有人在大会上公开骂群众是土匪。报告说陕甘边区特委没有做党团工会工作的干部;几万平方公里苏区内只有300个党员;非党员实际领导了南区十几个县的分区委,国民党的公安局长甚至做了苏维埃主席。这个报告对一直在白区工作、刚刚进入根据地的朱治理来说,影响十分重大。朱治理由此相信了前中央驻北方代表孔原的断言:陕甘边确有右派,不开展斗争,会犯大错误。他立即派人前去陕甘边反右倾取消主义。
   就在此时红二十五军到陕北。他们还带来另一个新情况。在陕南时,他们也听到陕西省委为右派把持。从俘虏的杨虎城警卫旅长张翰民口中得知,陕西省委派了许多人到红二十六军。这个张翰民本是地下党员,红二十五军不知道,把他错杀了。二十五军听到的消息使朱理治更加自信。徐海东他们过去和陕北完全没有联系,毫无利害冲突,现在也听说此讯,很可能二十六军真的混入了反革命,要立即搞清。
   9月17日,中共西北工作委员会和随二十五军来的鄂豫陕省委在永坪镇召开联席会议,决定以朱治理、程子华、聂洪钧等组成中共中央代表团;成立中共陕甘晋省委,朱理治任书记,郭洪涛任副书记,聂洪钧任军委主席。9月21日,中共陕甘晋省委发出指示,决定建立政治部保卫系统,颂布赤色戒严令,实行肃反。
   红二十五军参谋长戴季英曾是鄂豫皖苏区保卫局审讯部长,还带有一些原保卫部门的干部,朱理治提议叫戴做保卫部长,主持肃反工作。徐海东反对,说戴意识不好。徐海东如此说,因为有切身体会。1932年11月,在二十五军七十四师当师长的徐海东正准备找干部研究作战问题,师政委戴季英却下令将七十四师二二0团的政委、参谋长等49名干部抓起来了。徐海东大吃一惊,连忙去找政委。问:这是怎么回事?他们犯了什么错误?答:这还不知道?是肃反!又问:他们打仗都么勇敢呀!答:那是伪装得巧妙。问:都有口供吗?答:你不懂肃反的事。真正的反革命,没有说实话的。不吐口供,更证明他们是死心塌地的反革命,不愿供出他们的组织关系。问:这么多干部,不可能都是反革命吧?答:我是省委常委,又是政委,肃反是我的事,你不要多过问。最后,49名干部全部被杀掉了。当时四方面军主力已经突围转移,但遗留下来的肃反扩大化,仍然搞得人人自危。当时鄂豫皖苏区流传一段顺口溜:“天不怕,地不怕,就怕保卫局长找谈话。”被保卫局找去谈话的人,十有八九没有好下场,轻则被关,重则被杀。
   虽然徐海东反对,戴季英还是做了保卫部副部长,代理部长职务。朱理治同时指定,后方肃反由郭洪涛领导;前言肃反由聂洪钧领导。戴季英轻车熟路地干开了。
   鄂豫皖的肃反经验就是用刑。刑迅之下,很快就招出了刘志丹、高岗等13人。再审,又招了。被审人用刑后都讲刘志丹、高岗等人是反革命。向上的报告却说被审人未经拷打。省委有怀疑,问:为什么审讯不让负责后方肃反的郭洪涛参加?戴季英答:按照鄂豫皖保卫局规定,审讯只能由军委主席一人参加,省委书记不能参加。军委主席聂洪钧在前方,根本无法参加。郭洪涛不信招出的口供,他很肯定地说:“刘、高不是右派。”“杀了我的头也不信。”他在陕北工作多年,说出的话自有权威。但戴季英在不停地审,口供在不停地供。看到口供越来越多,郭洪涛虽仍有怀疑,也不敢再多说什么了。
   此前未在根据地工作过的朱治理,根本不知道苏区肃反这一套。他听信了戴季英,觉得问题严重。戴季英主张立即抓捕刘志丹、高岗。朱治理犹豫不决,感到问题太大。刘志丹是创造苏区、创造红军之人,说他反革命,怎么解释?戴季英振振有词。他以苏区中处理的纪振同、旷继勋、许继慎为例,说这些人创造苏区,创造红军为的是消灭苏区,消灭红军。事情至此,朱治理便与郭洪涛商议,在刘志丹回来后把他软禁在省委机关。又叫戴季英起草一信,叫前方注意防备。戴将信写好后,未给省委看便直接送出。
   那封信是保卫部签发的命令,抓捕二十六军营以上干部。10月6日,陕甘晋省委保卫部以开会为名,将刘志丹骗回瓦窑堡逮捕。前方开始按照保卫部的意见捕人。面对着肃反运动一天一天扩大,红军里军心浮动,谣言也乘机传播开来,说红二十五军是杨虎城化装进来的的假红军,专为制造内部的混乱。说二十五军是假红军,令徐海东相当恼火。
前方部队开始杀人。这时朱理治在后方开始发现有问题。他连续几天亲审已有口供的7个人,这些人完全看鞭子和脸色说话。于是他用省委名义拟了一个自首条例:诬陷了人要枪毙,隐瞒了人也要枪毙。条例一出,开始讲老实话了。都说刘志丹、高岗不是右派,在口供上签了字。这才发现有可能搞错了,朱理治赶紧叫郭洪涛到前方,停止捕人杀人。前后方在刘、高不是右派这点上,已基本统一了。
   这里出现了败笔。本来觉察到肃反搞错了,就应该马上甄别,迅速放人。但没有这样做。没有放人的理由有几个。整肃方是戴季英态度蛮横,不同意放。被整方是高岗态度蛮横,怕放出来不好收拾。一拖再拖,错过了时机。但主要领导人朱理治决心不坚,应是主因。情况并不很明之时,肃反决心下得过快,情况已经很明显了,结束肃反则前忧后虑,踌躇不决,朱理治为此付出了相当沉重的代价。不仅被说成是王明在陕北的代表,阴谋陷害高岗、刘志丹,还说他拒绝迎接北上的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
   朱理治无疑在肃反问题上犯了严重错误。作为陕甘晋省委书记,他当然应负主要责任。但当时陕北肃反情况相当复杂。有老问题、老矛盾。如中央驻北方代表与陕北省委的矛盾,以及这种矛盾引起的陕北特委和陕甘特委的矛盾;也有新问题、新矛盾。一是陕北党的工作中确实存在一些问题,如土改问题,党组织的发展问题和地方政权的建设问题,等等;一是红二十五军与红二十六军的分歧。两支红军的矛盾,最初表现为会合后的人事安排,继而是应采取的战略战术。红二十五军能打硬仗,战斗力强,干部军事素质高,但在新环境中人地生疏,红二十六军则基本还是游击队性质,不擅长正规作战,但人熟地熟。两军合编作战,必然在如何用兵、攻击何处等问题上产生分歧。在各自都坚持扬长避短的时候,就容易使对方感到有些强人所难了。
   再加上两支红军以前素未谋面,都长期处于敌人包围,在极端艰苦复杂条件下战斗,不能不对周围操持高度警惕。二十五军未到陕北,就听到二十六军混进了陕西省委的右派,二十六军则传说二十五军是杨虎城派来的假红军。这些因素加到军事方针的分歧上面,必然使原本不复杂的局面变得复杂起来。再加上一个在鄂豫皖苏区就擅长肃反、擅长逼供的戴季英。
   历史证明,刘志丹、徐海东,都是中国革命的大英雄。刘志丹等人创立的陕北根据地,使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在前后整整一年二万五千里的寻找中,终于找到了一个落脚点。毛泽东到达陕北后,发现肃反有偏,便马上提出放刘志丹。以董必武为首的五人委员会在张闻天的领导下,迅速查清了问题,放出了刘志丹等同志。刘志丹见到毛泽东,说:“谢谢党中央救了我们,救了陕北根据地!”毛泽东说:“你们也救了革命,给党创造和保住了这块长征的立脚点和革命的出发点。”
   1936年4月,刘志丹在东征军攻占山西中阳县三交镇的战斗中牺牲。毛泽东在刘志丹烈士陵园落成时题词:“群众领袖,民族英雄。”周恩来题词:“上下五千年,英雄万万千!人民的英雄,要数刘志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