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通国际   

 

   1934年9月中央红军长征前夕,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的电讯联系中断。凡事都一分为二,这种中断在某种意义上说也不完全是坏事。它使中国共产党人得以通过遵义会议等一系列会议,独立好解决了自己的军事路线、政治路线和领导人问题。当然从更大的意义上看,它又的确不是好事。它割断了中国共产党人的消息情报来源,阻碍了共产党领导者的战略视野。中央红军留恋徘徊于川黔边4个月之久,先图赤化四川后图赤化贵州而终不可得,与此就有一定关系。
   所以红军1935年5月渡金沙江、占领泸定城基本脱离险境后,中共中央立即召开会议:决定以陈云、潘汉年作为中共中央代表,携带密码到上海恢复白区工作,建立中央与上海及共产国际间的电讯联系。10月2日,化名史平的陈云辗转到达莫斯科,出席中共防共产国际代表团召开的会议,并成为中共代表团三个正式代表之一,此时陈云才知道为恢复与中共中央的联系,共产国际也付出了极大的努力。从1935年4月开始,共产国际为了恢复与中共中央的电讯联系,先后派闫红彦、张浩和刘长胜带密电码回国。
  闫红彦短期内学会了英文字母,把用英文字母编排的密码背熟记在脑子里,他于4月就提前动身回国,进入新疆后,乔装富商,骑着骆驼,经伊犁、迪化、兰州、宁夏、绥远到达北平。这时红军已经胜利结束长征,闫红彦立即去陕北找党中央。12月他在瓦窑堡见到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全凭记忆汇报了带回来与共产国际联系的密码。可惜凭闫红彦的密码未能与国际联系上,是时间过长记忆有误还是什么别的 原因,不得而知。
  张浩装扮成从蒙古回来的商人,跨越沙漠,沿途打听消息,经过三个月长途跋涉,于11月到达陕甘边区的边缘---定边,在那里由边区赤卫队护送到瓦窑堡,终于找到了中共中央。他在瓦窑堡刚和张闻天、邓发、李维汉等见面,便立即传达国际“七大”关于改变以往对社会民主党的策略,不再将中间力量看作危险敌人、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和人民阵线等精神,以及中共驻国际代表团起草的《八一宣言》。但遗憾的是他带回来的密码也未能与国际沟通联系。
  沟通与共产国际联系的,是刘长胜带回来的密码。而这一联系的恢复,首功却在当年要求“会师武汉、饮马长江”的李立三 。1930年三个月的立三路线后,他被解除政治局委员职务调往莫斯科,一去就是15年。其中有两年甚至在苏联的监狱中度过。1935年初春,共产国际派他到接近新疆的阿拉木图建立交通站,负责国内方面来往人员的安排,了解新疆政治情况,更重要的是设法恢复与中共中央的电讯联系。李立三派了两批人带上密电码回国,寻找长征后的红军,但都失败了。最后派刘长胜带上李立三亲自编写的一套新的更难以破译的密码回国,终于在1936年6月,收到了中共中央按照李立三编的密码拍来的电报。莫斯科谁了翻译不了这封电报,康生带着电报来到高加索,找到在那里疗养的李立三,终于由他翻译出来。
   中共中央和共产国际的电讯联系终于重新建立。完成这一重大任务的李立三,又被人忘记了。被忘记的地方何止一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早期工人运动中,最为成功的是安源工人大罢工,文化大革命前说领导者是刘少奇,文化大革命中说领导者是毛泽东,从始至终一直在安源领导罢工的工人俱乐部主任李立三却根本无人提及。遵义会议后,本来已经弄清楚李立三和王明有所不同,但为了照顾与共产国际与苏联的关系,将近十年时间,仍将王明路线称为“立三路线的残余”,李立三不仅由于自己的错误承受了应有的或不应有的对待,而且还要代人受过,把残酷斗争过他的王明的错误也担在身上。自然又是历史的需要。李立三的命运就是这样,不断地为历史牺牲自己。
   这是中国革命中一位极富悲剧色彩的人物。几十年忘我奋斗无人知晓,三个月的错误却结结实实检讨了三十多年。最初因为横冲直撞的性格被人称作“坦克车”;最终却像绑缚山崖任苍鹰一遍又一遍啄食的普罗米修斯。开国大典中,人们还可以清楚地看到李立三作为全国总工会的代表,站在毛泽东身边。50年代末,他到东北考察后提出的“两参一改三结合”的工业管理原则,被毛泽东概括为“鞍钢宪法”。1967年6月22日,文化大革命炉火正红之际,李立三服用大量安眠药自尽。1980年中共中央为他举行平反昭雪追悼会。骨灰早已无影无踪、被随便扔掉了。覆盖着党旗的骨灰盒里面,只装着他生前戴的一副老花镜。
   在刘长胜带来李立三编制的密码之前,张浩带来了一个比沟通联络更加重要的消息:斯大林不反对红军向北和西北发展,靠近苏蒙边境。这时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已失去联系达14个月。根据 斯大林建议,毛泽东主张根据斯大林建议,迅速经宁夏靠近外蒙,以取得技术援助并建立战略根据地。中共中央开始准备作出战略和策略上的重大转变。这个转变就是瓦窑堡会议。12月17日,中央政治局在瓦窑堡举行扩大会议,确定了“抗日反蒋”策略方针。12月23日,专门讨论军事方针及打通国际路线的问题。会议一致决定“把国内战争同民族战争结合起来”,准备对日直接作战,使红军发展成为抗日的主力军。确定1936年红军的战略方针和任务是“打通苏联”与“巩固扩大现有苏区”,其中以打通苏联为中心任务,以山西和绥远为红军行动和发展苏区的主要方向。
  中央红军脱离根据地作战整整一年,部队由出发时的8万6千人锐减为不到一万人,却仍然没有找到立足之地。当时北上的红军战斗部队只剩不到一万人,红军在如此弱小的情况下,如果不设法打通国际路线,背靠苏联,很可能不得不永远打游击战争。所以后来毛泽东高度评价徐海东和刘志丹。陕北那块苏区使北上的红军终于找到了立足之地,打通国际路线才不再是迫在眉睫的生死存亡问题。紧迫的问题变为“保卫、扩大陕北苏区”了。
中共中央当时之所以多次改变或推迟靠近苏联的方针,除时机、条件等因素制约外,关键还在于不了解共产国际和苏联方面的态度,担心一旦行动,使苏联陷于被动。此次斯大林主动表示愿意帮助中国红军,无疑对中共中央是极有吸引力的。
  但在红军队伍中,对打通国际路线一直存在不同看法。首先是李德,他认为这样做会引起国际纠纷,危及苏联安全。第二种意见是张国焘,认为使红军远离中国内地靠拢苏联,是畏缩退却。李协主要站在苏联利益的角度上。张国焘当时满脑子都是打成都。他们考虑的,皆非当时红军所处的实情。
  林彪与彭德怀也对红军发展的战略重点提出不同意见。这是中央红军的两员主将。出发点与着眼点与李德、张国焘完全不同。两人都不主张以打通苏联为第一要务。林彪想带一些部队去陕南打游击,他认为开辟陕南比在陕北巩固和扩大根据地更重要。他开列了一个长长的名单,要求名单所列的红军指挥员都跟他南下发展陕南。毛泽东批评了林彪。林彪不接受,相反他于12月26日再发一个电报,坚持“我还在期待中央批准我打游击战争”。林彪个性中这种倔强,决不仅仅是1970年庐山会议后拒不检讨才刚刚表现。林彪主张向陕南发展。彭德怀则主张巩固陕北。1936年1月,彭德怀收到毛泽东关于东征决策的电报后,回电毛泽东,坦陈自己的意见。彭德怀认为:陕北东侧黄河,北靠沙漠,西面人烟稀少,敌不易对我形成“围剿”局面,应该巩固发展这块根据地。
   这就是东征前后,围绕巩固发展现有苏区和打通苏联这两个任务出现的争论。李德称红军东征打通抗日路线的行动是“想挑起日苏战争”,不足为虑。林彪提出在陕南打游击战争,向南发展,势必同正在与红军商谈联合抗日的东北军和西北军发生冲突,蒋介石的嫡系部队再乘机进入西北,就将陷我于大不利,也不现实。但彭德怀的意见却不能不考虑。彭德怀提出的“东征不宜实施战役上的的进攻和转移,特别要防止出现任何脱离陕北苏区的可能性”的意见,确实有其现实的道理。
   1月31日,毛泽东主持召开军事会议,讨论东征问题。会上争论很大。毛泽东最后说服了大家。毛泽东规划的东征,以山西和绥远为红军行动和发展苏区的主要方向;以打通苏联为中心任务,以便把“苏联红军和中国红军在反对共同敌人日本帝国主义的基础之上结合起来”。经过充分争论后,大家都认识到东征必须进行。陕北地贫人稀,征粮、扩红均困难,必须向外发展,所以东征作战必不可免。但人们又开始清醒地认识到,以红军现有的实力同时完成巩固发展现有苏区和转进绥远、接通外蒙古的任务,确实存在矛盾。所以渐渐都同意把作战的首要目标放在巩固和发展苏区的任务上。打通国际路线的战略方针再度修改,主要为避免出现脱离陕北根据地的危险。这一考虑到敌我力量对比出现的变化,并没有取消打通国际路线,但对1936年打通国际路线和巩固发展苏区两项任务的先后顺序作出了调整。
  1936年2月20日,红一方面军以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名义实行东征。彭德怀任总司令,毛泽东任总政委。毛 泽东这里已经认为,红军应该首先在山西站稳脚跟,逐步形成以陕晋为中心的战略根据地,进而在河北、绥远扩大这一根据地,再与外蒙古接连,与苏联打通。这一设想没有实现。在阎锡山频频向蒋介石告急的情况下,1936年3月下旬起,蒋介石急调中央军10个师进入山西,派陈诚协助阎锡山指挥作战,同时令东北军与西北军向陕北苏区进攻,形势变得十分紧张。至4月下旬,毛泽东原定在山西和华北几省建立根据地的计划已完全不可能,整个东征的战略方针不得不改变。
   东征部队于5月初全部回师陕北。新的发展方向和战略方针问题又重新在考虑之中。还是要想方设法靠近苏联。红军刚刚回师陕北,蒋介石就发起新的“进剿”。中央军、陕北地方军、宁夏“二马”、东北军、西北军共154个团,二十五万余人一起围将上来,红军有被困死在陕甘地区的危险。5月18日,中共中央决定以红军主力组成西方野战军,彭德怀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实施西征,目的是设法造成陕甘宁边区革命根据地,相机攻取宁夏,打通国际路线,取得苏联援助。
   如果说东征之意在通过山西绥远,打通国际路线,那么西征之意即要通过宁夏接近苏联。但这个时候,打通国际路线已不是西征战役的重点。重点是解决眼前困难,以扩大苏区为目标。所以中共中央决定“红军西渡后向陕甘宁发展苏区,策应四方面军与二方面军,猛力发展苏区,渐次接近外蒙”。一个“猛力”,一个“渐次”,将主次坦露分明。
6月1日,两广事变发生。国民党广东军阀陈济棠、广西军阀李宗仁、白崇禧,以北上抗日为名发表通电,组成“抗日救国军西南联军”,企图出兵争夺南京国民党政权。10日,粤桂两军分路北上。30日,中央军与两广军队互相开火。陈济棠、白崇禧于红军长征之初担任围堵主角。此次在紧要关头又帮了红军的忙,蒋介石不得不将主要精力用于应付两广事变。对陕北根据地的进剿被分散了。
  此时红军与东北军的关系已经发展到了一个非常程度。1936年1月,中共中央与东北的张学良建立了直接联系。2月,红军与东北军王以哲的六十七军达成互不侵犯协议。4月,周恩来应邀,在延安城内一座天主教堂与张学良彻夜长谈。1936年5月,中共中央经过两个月来的多次讨论,决定将统战工作重点放在 局部的抗日统一战线的建立上,建立东北军、西北军、红军的“三位一体”,争取首先成立“西北国防政府”,实现“西北抗日大联合”。这成为后来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的政治基础。张学良特别看中中国共产党与共产国际及苏联的关系。他认为在当时条件下采取联合抗日行动,必须以强大的苏联作为后盾。
   这个新的情况在红军东征时没有发生。所以中共中央作出西征的决策时,就有了一个重要补充:“红军与东北军密切合作,以进到西北大联合,建立西北国防政府,打通苏联,同苏联及外蒙订立互助条约。”关于红军接近苏联的道路有两个,一是宁夏和绥远以西。这条路距离较近,人口经济条件较好,缺点是恐怕不易形成根据地;二是甘、凉、肃三州,这条路距离较远,某些区域人口稀少,行军宿营恐有妨碍,但能形成根据地。
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本人,当时并未认识到红军、东北军、西北军“三位一体”的设计存在一个严重缺陷,就是张学良忘记了他当初恶化与苏联的关系,斯大林却并没有忘记。8月15日,共产国际明确要求中共中央放弃抗日反蒋的观点,放弃利用两广事变和其他内战削弱蒋介石统治的做法,以最大的努力争取全国范围统一战线;尤其“不能把张学良看做是可靠的盟友。共产国际和斯大林在对待抗日反蒋问题上,与中国共产党出现重大分歧。中共中央以为基本找到了克服艰难局面的好办法,共产国际和斯大林迎面泼过来的却是冷水。由于共产国际不同意,斯大林不同意,中共中央只得放弃建立在苏联支持基础上的西北国防政府和西北大联合计划,下决心转过来同南京政府谈判。但毛泽东最清楚不过,“联蒋抗日”绝非一朝一夕之事。不谋求军事上的发展,只期望谈判解决问题,不但远水不解近渴,可能还会最终无水解渴。红军的生存和发展问题已经十分紧迫。在呼吁与国民党谈判的8月25日,中共中央电告共产国际:“陕北、甘北苏区人口稀少粮食十分困难,整个红军的行动方针必须早日确定,而为着靠近苏联,反对日本截断中苏关系的企图,为着保全现有根据地,红军主力必须占领甘肃西部宁夏、绥远一带”。这封电报的分量是很重的。毛泽东告诉了共产国际,内战与不内战,不仅仅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意愿。国际和苏联不拿出具体行动和办法,中国的内战很可能无法避免。
  经过一段时间的讨论思考,9月11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征得苏联同意之后,致电中共中央领导人,同意占领宁夏和甘西以打通国际路线的战略方针,并明确表示在红军占领宁夏地区之后,将从外蒙给予红军以技术  上和物资上的帮助。至此,经过前后一年多的多次酝酿变化,一直探索实施道路的打通国际路线的战略方针,终于正式确定予以实施。
  红军打通国际路线的战略行动,由东征战役到西征战役,由宁夏战役到最后的远征新疆,一步一步演化为一个庞大的计划,踏上了一条不归的路程。为完成这一使命,组成了中国工农红军战史上最为悲壮的西路军。西路军的命运与劫难,其担负使命之沉重和聚集矛盾之复杂,以及斗争之艰苦 卓绝和历程之可歌可泣,毫无疑问将是一部巨制宏篇。写好它,有可能是中国革命史中最为动人的著作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