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老三人团及遵义会议  

 

   美国作家索尔兹伯里把长征中毛泽东与张闻天、王稼祥的接近形容为“担架上的‘阴谋’”,其实毛泽东的这一工作,在长征之前已经开始。
   孔荷宠的叛变使敌人知道了中央各机关在瑞金的准确位置。1934年8月瑞金连续遭到敌机轰炸,中共中央被迫迁往云石山。云石山上有一个小庙,叫“云山古寺”,毛泽东和张闻天的住处都在里面。在小庙里那棵黄槲树下的一次深谈,毛泽东才知道张闻天也对博古、李德等人的领导深为不满。毛泽东当时脱离中央核心已久,连广昌战役后的“博洛分裂”都不知道。洛甫,即张闻天。
   张闻天与博古早就相识,两人都是1925年入党。张闻天先一步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两人气质、性格完全不同。张闻天学识渊博,思维缜密;博古大刀阔斧,口若悬河。在中大内部斗争期间两人都站在支部局一边,属于少数派,即后来响当当的“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博古1930年5月回国,比张闻天早7个月。这7个月可不能小看,它成为博古日后在张闻天面前总有一种优越感的重要发源。
   当时恰逢比博古更加大刀阔斧的李立三推行“立三路线”。博古从王明那里知道了共产国际对“立三路线”的态度,便和王明一起激烈地反对这一路线。李立三给王明6个月留党察看的处分,给博古、王稼祥、何子述三个党内严重警告处分,4人都被调离中央机关。待米夫来中国收拾这个局面时,挨的处分就成了王明、博古等人的重要资本。米夫在中国最大的成果,就是给中国革命带来巨大损失的六届四中全会。这届全会后王明成为中共中央的主要领导,博古也反败为胜,先当团中央宣传部长,后成为团中央书记。
   张闻天1932年2月回国后,惊心动魄的斗争都已过去了。他和杨尚昆一同回来,博古代表党中央最先迎接他们。张闻天不久就担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的职务,但在博古等人看来,总有一些下山摘桃子的味道。1931年9月,鉴于王明要去苏联,周恩来要去中央苏区,共产国际远东局建议成立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博古排第一,负总责,张闻天排第二,负责中央宣传工作。
   但一、二把手很快就出现不和。1932年10月下旬,团中央机关遭到大破坏,几位负责人被捕后相继叛变,住在团中央机关的张闻天觉得无法再从事地下斗争,便提出到中央苏区去工作。博古不同意。此前博古已经在临时中央常委会议上表示,为加强对中央苏区的领导,他要亲自前往。他想把张闻天安排到北方局去开辟工作。他们的意见不统一,便请示共产国际。国际回电:整个中央首脑机关迁入江西中央苏区。
   1933年1月中旬至下旬,张闻天、博古、陈云先后到达江西中央苏区。在苏区工作中,怎样认识统一战线策略的变化,如何看待苏区的资本主义经济等,博古与张闻天分歧不断。1934年1月底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因毛泽东不管日常事”,博古让张闻天出任苏维埃人民委员会主席。张闻天觉出博古既要让他排挤毛泽东,又要把他挤出中央决策圈,两人积聚已久的矛盾终于爆发了。
   广昌战役的失败成为冲突爆发点。1934年5月上旬中革军委的会议上,张闻天批评博古、李德指挥不当,同敌人死打硬拼,使红军主力遭受了不应有的重大损失。博古情绪激动,站起来大声说,1905年俄国工人武装起义失败后,普列汉诺夫就是这样站出来指责党,说什么“本来是不需要动用武器的”。这句话分量很重。布尔什维克党人在党内斗争中创造了一个对各国共产党都产生很大影响的方法:动辄以机会主义路线头面人物比喻形容对方。普列汉诺夫就是这样的人物。在苏联学习多年的张闻天当然深知被形容为“普列汉诺夫”的分量,他平素温和沉静,这回却再也坐不住了。两人争得面红耳赤。如果说博古与张闻天以前的分歧还偏重于理论或不涉及根本,那么广昌一战使争论上升到谁是普列汉诺夫的地步,便自然不自然地要涉及到路线了。张闻天已经在发言中说中国的事情不能完全依靠李德,自己要有点儿主意了。
   会议不欢而散。争论最直接的结果,导致了张闻天与毛泽东的大幅度接近。张闻天把被形容为“普列汉诺夫”前后的苦闷,都对毛泽东谈了出来。在此以前,毛泽东已经争取到了王稼祥。当时中央已作出将张闻天、毛泽东、王稼祥三人分散到各军团的决定。毛泽东知道张闻天这个态度后,立即向中央建议,把他和张闻天、王稼祥真得被分散到各军团,就很难设想遵义会议能否召开以及开成个什么样子了。
   由于毛泽东的坚持,红军出发长征时,三个人都留在了中央纵队,成为以后新三人团的基础。如果说这就是索尔兹伯里所谓的“担架上的‘阴谋’”,那么却是谋在了上担架之前。长征出发了。在中央纵队里,三人团博、李、周忙于战事。毛泽东便利用此特定环境,在与张闻天、王稼祥反复交换意见之中,形成一个毛、张、王“新三人团”。遵义会议的核心,在长征出发前已经产生。
   对老三人团打击最大的是湘江之战。此战红军损失过半,博古深感责任重大,痛心疾首,情绪一落千丈。在过了湘江的行军路上,他拿着一支手枪不断朝自己比画,被聂荣臻看见,上前劝阻说,这不是辖闹着玩的,越在困难时候,作为领导人越要冷静,要敢于负责。最敢于负责的李德却变得经常暴跳如雷,不但毫不认错,反说湘江失败是意见分歧,因此贻误了战机。只有周恩来一人在默默坚持工作。
   从1934年12月1日全军渡过湘江,至1935年1月15日遵义会议召开,一个半月之间,中共中央连续召开了三个重要会议。12月12日的通道会议;12月18日的黎平会议;1935年1月1日的猴场会议。这些都是遵义会议的铺垫和准备。虽说十月怀胎,但一朝分娩也何其艰难。虽说积聚了足够的量变,但完成质变也何其艰难。毛泽东在推动这一质变发生的过程中,又何其坚韧。
   突破第一道封锁线进入湖南后,毛泽东就开始对张闻天、王稼祥谈论博古、李德军事指挥的错误,此时只是三个人小范围内讨论阶段。突破第四道封锁线过湘江之后,毛、张、王开始在会议上公开批评中央的军事路线,从翻越广西北部越城岭的老山界起,中共中央领导内部的争论公开化了。
   通道会议是第一个重要场所。在这个讨论红军行动方向的中共中央领导人紧急会议上,李德提出让平行追击的薛岳部超过去,红军在其背后向北转,与贺龙、萧克会合。毛泽东坚决反对,力主西进,向敌兵力薄弱的贵州进军。这个建议除张闻天、王稼祥外,又得到了周恩来的支持。毛泽东第一次获得了多数人的支持。
   黎平会议是第二个重要场所。周恩来以会议主持者的身份采纳毛、张、王的意见,西进渡乌江北上。会议认为,过去在湘西创立新的苏维埃根据地的决定,在目前已经是不可能的,并且是不适宜的。新的根据地应该是川黔边地区,在最初应以遵义为中心之地区。方向被根本扭转了。黎平会议决定了遵义会议的地点和会议内容,但遵义会议的实际内容却大大超出了黎平会议决定的范围。这就必须提出黎平与遵义之间的黄平。
   1934年12月20日,军委纵队到达黄平。耿飚在1990年回忆说:在树上挂满橘子的一个橘子园里,张闻天和王稼祥躺在担架上说话。张闻天对王稼祥说:毛泽东同志打仗有办法,还是要毛泽东同志出来。对张闻天的话,王稼祥在那天晚上首先打电话给彭德怀,然后又告诉毛泽东。几个人一传,那几位将领也都知道了,大家都赞成开个会,让毛泽东同志出来指挥。
   会议还未召开,不但新三个团认识完全一致,而且各军团的主要指挥者也都普遍知晓、心里有数了。那次谈话,是强渡乌江前一军团参谋长左权告诉耿飚的。刘伯承后来也对耿飚讲过同样内容的话。当年25岁的一军团二师四团团长耿飚,1990年8月29日在纪念张闻天90诞辰座谈会上讲这番话时,已是81岁高龄,左权已经牺牲了48年,王稼祥去世16年,张闻天去世14年,刘伯承也去世了4年。橘林谈话,使黎平会议决定的、准备在遵义地区召开的会议增加了一项重要内容:请毛泽东出来指挥。
   中国共产党终于迎来了遵义会议。1935年1月15日,遵义会议召开。出席会议的有中央政治局委员博古、张闻天、周恩来、毛泽东、朱德、陈云;政治局候补委员王稼祥、邓发、刘少奇、凯丰;红军总部负责人刘伯承、李富春;各军团负责人林彪、聂荣臻、彭德怀、杨尚昆、李卓然;还有军事顾问李德、翻译伍修权和中央队秘书长邓小平。会议由博古主持。因为联系中断,遵义会议的酝酿准备工作无法请示共产国际,而恰恰是这种中断,使中国共产党人终于获得自主选择自己领导人的机会。
   生死攸关的军事问题是切入点。会议的第一项议程,就是研究战略转移的目的地。黎平会议确定的以遵义为中心建立川黔边根据地的设想被否定了。刘伯承、聂荣臻建议打过长江去,到川西北建立根据地。会议采纳了刘、聂的建议。新的前进方向确定完毕,便开始清算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军事路线。博古作主报告,周恩来作副报告,张闻天作反报告。
   耿飚回忆说:“张闻天那里是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相当于现在的政治局常委。他是长征路上最先起来反对错误军事路线的毛、张、王三个人中最高的。遵义会议如果没有张闻天首先在中央提出这个问题,会议就不可能开。事实上,如果他不提出来,也没有别人敢提呀。过去苏区多少同志因为提不同意见就挨整呀。”当时,中央常委或称书记处书记只有4人:博古、张闻天、周恩来、项英。项英留在了中央苏区,遵义会议的参加者只有前三人。前三人中,张闻天的地位仅次于博古。他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首先站出来,旗帜鲜明地批评错误的军事领导,分量自然最重。
   张闻天文思敏捷,文笔流畅,他在遵义会议上带提纲发言,与博古的主报告正好针锋相对。从双方阵容上看,博、张二人正好是新老三人团的主将。博古讲话是会上的主报告,张闻天的发言提纲就成了针锋相对的“反报告”。毛泽东、王稼祥、朱德在张闻天发言后先后发言。毛泽东讲了一个多小时,分析错误军事路线的症结所在。会议决定委托张闻天起草遵义会议决议。他那份反报告的内容基本包含在《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中了。遵义会议原定议程是研究军事问题,但最终成为从军事上清算王明左倾错误路线的一场战斗。张闻天以自己党内第二号的地位和影响,以思维缜密和语言尖锐的反报告,为党作出了重大贡献。毛泽东从此成为工农红军的领导核心,继而成为中共中央的领导核心。
   陈云那份珍贵的《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说:“扩大会议指出军事上领导错误的是李德、博古和周恩来三同志,而李、博二同志是要负主要责任的”;“扩大会中恩来同志及其他同志完全同意洛甫及毛王的提纲和意见,博古同志没有完全彻底地承认自己的错误,凯丰同志不同意毛、张、王的意见,李德完全坚决地不同意对于他的批评。”
遵义会议决定“取消三人团”就是正式撤销李德的指挥权。这在中国共产党同共产国际的关系史上是破天荒的第一次。遵义会议是中共党史上一个生死倏关的转折点,同时也是中国革命和共产国际关系史上的一个意义重大的转折点。共产国际并非对毛泽东的巨大威望和影响一无所知。1933年3月,国际执委会关于军事问题致中共中央电,特别指出:“对毛泽东应取尽可能忍耐的态度和对他施行同志式的影响,让他有100%的可能性在党的中央委员会或中央委员会政治局的领导下担任极为重要的工作”。当时毛泽东已经离开了苏区中央局和红军的领导岗位。共产国际的态度是明显的:既要让毛泽东“担任极为重要的工作”以发挥作用,又不能让他出任主要领导。国际的指示,从来都是上方宝剑。不知道这些,很难说知道了遵义会议的伟大,知道了毛泽东的伟大。
   这一改组刚刚开始。1935年1月17日遵义会议结束时,毛泽东还只是政治局五常委之一,按张闻天、周恩来、毛泽东、博古、陈云的顺序排名第三。1月18日政治局会议常委分工时,才决定“以泽东同志为恩来同志的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至此毛泽东刚回到军队领导岗位。最高军事首长仍然是朱周,而“恩来同志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不论是对党还是对军队,毛泽东都还不能一夜之间成为它们的第一号领导人。还会有曲折,有考验,但一切只是时间问题。只要不是别人安排,毛泽东的方向就不可逆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