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人头疼的热点---郎咸平

 序言 “头疼医头”头更疼,改革需要大手笔 

 

一、内忧外患,这就是我们的现状

自2012年以来,中国经济领域“恶性”热点事件频发,造成这一现象的深层原因一方面来自国际政治、经济局势变化,另一方面则是源自中国经济自身的系统性危机。总结而言,就是外患与内忧并存。

首先,美国宣布“战略重心重返亚洲”是一切有关中国国际局势变化的开端。2011年,时任国务卿的希拉里曾发表文章《美国的太平洋世纪》,指出美国要在此后10年里,在外交、经济等领域加大对亚太地区的关注。从经济方面来说,美国重返亚洲的意图之一是寻找经济复苏引擎。希拉里在文章中强调:“亚洲,特别是中国的经济能有现在的繁荣,是靠美国帮助实现的,所以现在中国也要帮助美国走出经济危机。”我认为这篇文章就是美国对华态度的浓缩---在军事上遏制,在经济上要对中国“剪羊毛”。换句话说,就是在经济层面上到了美国对中国“剪羊毛”的收获时期。

美国提出所谓的“重返亚洲”战略之后,旋即从各个领域对我们进行围攻。首当其冲的是经贸领域,美国为了在全球经济危机中实现复苏,提出“重塑制造业”,以制造业复苏拉动经济增长、缓解失业压力。为此,美国首先联合欧洲国家在过去两年里对我们的贸易进行了无情的打击,具体表现 是对我们的光伏企业、钢铁企业等接连不断地发起“双反”调查,透过高关税降低“中国制造”的成本优势,在保护欧美本土企业的同时,给我们的产业造成了巨大损失。其次,美国透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这些国际组织向我们的人民币施加升值压力,进一步打击出口产品的“廉价”优势。

美国选择的第二个领域就是透过地缘政治对中国实施遏制,这一次它的那些亚太战略支点国家---日本、菲律宾等悉数登场。于是我们看到了“黄岩岛风波”、“吕宋岛联合军演”、“钓鱼岛争端”,在过去一年里牵扯了我们大量的注意力和精力。

中国经济自身也深陷系统性危机。危机的源头可以分成远近两个--- 改革“开倒车”和不断出台大规模投资刺激计划。这两个远近原因,其本质就是“政府办市场”而不是“市场办市场”。先说近因,就是我反复批评的大规模投资计划。它的使命是用大规模投资拉动经济增速,方法是透过中央拨款、地方筹钱的方式大建“铁、公、基”,同时让商业银行向房地产等行业大量放贷,结果导致地方政府和房地产等企业背了一身债,且到了“大而不能倒”的地步。2013年4月,前财政部长项怀诚说,我们的地方债务现在有20万亿的水平,相当于2012年全年GDP的38.5%。这笔债务已经压得我们的地方政府喘不过气来,而且极有可能拖累我们的银行系统。举个例子,2012年年底的时候,我们有4万亿规模的地方债务到期,可是地方政府只还了1万亿,我们的银行系统对剩下的3万亿都进行了展期。为什么?因为地方政府根本没钱还,而且借新还旧的能力都没有。大规模投资计划的另一个严重后果就是“产能过剩”。

远因是我们的各方面改革停滞不前,甚至是在“开倒车”。2008年是我们改革开放的第30年,当时政府提出了一系列的改革议题,希望透过深化市场机制的方式“修复”已出现的“故障”。但是2008年下半年席卷全球的经济危机打乱了改革的步调。政府在2008年11月推出“四万亿投资”计划。此后4年多的时间里我们看到,无论是要素市场,还是商品市场都在向着政府、国企靠拢,甚至可以说连续30年的改革开放“开起了倒车”:政府办市场。

“开倒车”的现象可以从体制和经济两方面看出来。首先是体制,2008年国务院机构改革的思路原本是“精简政府规模”、“转变政府职能”,具体而言是要政府减少对微观经济的管控和具体项目的审批等。站在2013年的角度回顾,我们却看到了相反的效果,在关键市场要素领域里,仍然是政府在制定市场价格,不断加强垄断,为权力寻租提供了一个更优渥的温床,结果导致更多的腐败。经济改革“开倒车”是机制改革“开倒车”的必然结果,而它结出的果实则是“国进民退”。

二、困兽之斗:内外交困下的民生经济

民营企业主要集中在传统制造业,更具体来说就是附加值非常低的加工贸易。2012年民营企业总数已经超过了840万家,占全国企业总数的87.4%,对GDP的贡献率已超过60%。但在2008年之后,我们的民营企业在外有欧美贸易打击,内有营商成本高企的情况下,纷纷撤出制造业。以温州为例,2012年上半年整个温州新注册的企业数量同比下降了17%。

在内忧外患的情况下,从制造业大量流出的民间资本要怎么保值、增值?根据我的观察,它们一小部分成为了民间借贷的本金,而更大的一部分流入了房地产市场。于是我们就看到过去10年间,我们的房价“一飞冲天”;而政府在此间推出的43次房地产调控政策无一可行。为什么?因为楼市的病根在制造业危机,更准确地说,就是民营企业没法生存。这就演变成了一个关键命题,拯救制造业可以挽救我们糟糕的实体经济和房地产行业。具体怎么做?我认为关键切入点是营商环境的改善,而这里面最有效的办法应该是减税。

再说老百姓。2013年6月,“钱荒”席卷了我们的商业银行系统。因为大规模投资计划,以及信托等影子银行渠道,导致银行贷款大量流入“铁、公、基”建设项目、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公司、国有大型企业,甚至是房地产开发商手里,结果是什么?资金一旦介入,短期内就很难回笼,甚至会出现坏账风险。在银根吃紧的时候,如果央行不出手救援,商业银行就会闹“钱荒”。但由“钱荒”引发的恐慌和危机却是“全民共享”。老百姓首先担心自己存在银行里的钱取不出来,同时担心作为中国股市重股的银行系如果坍塌,自己必受池鱼之殃。

关于社会资产,我必须在这里和各位澄清一个普遍的误区,就是我们的普通老百姓真的没有传 说的说中那么有钱。2012年6月,时任证监会主席的郭树清说,中国的储蓄率是52%。但透过分析我们发现,我们的存款分布非常不平均,占人口90%的普通老百姓,平均每个人的存款其实只有7500元。这是因为,第一,没有足够的收入来源;第二,没有好的投资渠道是专门面向普通老百姓,让他们实现钱生钱的。例如我们的股市,应该是能够让股票自由进退的有效机制,是能够彻底杜绝内幕交易、强制公司分红的长效机制等,只有这些政策才是真正有助于老百姓投资获益的。股市长期熊市的另一个后遗症是,我们的民间资本不顾一切地寻找投资机会。

三、化险为夷:危机倒逼大手笔改革

要想收拾目前的“残局”,重启改革是唯一的出路。现在的我们已经错过了2008年时最好的改革窗口期,不要指望着“从容”改革,而要以“危机倒逼改革”的思路看问题。因为日益加重的经济、社会问题,已经把通往改革的路基挤压得很高、很窄。解决社会、经济、民生问题,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

中国的经济改革需要系统思维,应该以“市场的归市场,社会的归社会,政府的归政府”为基本指导原则。我注意到李克强总理在2013年全国人大会议上也说了类似的话。这两年频发的“恶性”热点事件,如果进行深度分析的话,就是政府没有把握好与市场和社会的界线,管了很多不该管且又管不好的事。我认为这应该是新一届政府的治国之“道”,而选择的“术”则只能是“让改革释放红利”,就是下放权力给市场和社会。未来的改革需要大手笔,如果还是沿袭“头疼医头”的思维,结果只会让我们更头疼。我们所面临的外部环境,调整的剧烈程度和复杂性,将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只有看到这一点,我们才能深刻理解“危机倒逼改革”,才有可能将巨大的外部压力转换为改革的动力。危机倒逼的改革,一定是经济改革、社会改革和政治改革并行,如果未来改革依然沿袭“政冷经热”,我认为那不过是“头疼医头”的翻版而已。

在重启改革刻不容缓的现在,第一刀必须要落在要害上,我认为这个要害就是我们的制造业。“世界工厂”随着营商成本的升高,正离我们远去。经济危机爆发之后,欧美公司撤掉在中国的工厂重回本国,或者到东南亚国家建工厂,这已经形成了一个潮流。因为奥巴马政府在全球经济危机中启动了“重塑制造业”的战略,吸引大量本国企业回流。而在我国,传统制造业没有实现既定的升级目标,新兴产业比如光伏产业,也没能成为调整经济结构的顶梁柱。为什么美国政府的招数灵验了,而我们的没有?美国的战略其实非常简单,只提供有利于产业转型和创新的营商环境,而不会过多地干预市场、企业的决策行为。如此看来,只有政府“放手”才能盘活制造业,也才能释放出改革红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