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人头疼的热点---郎咸平

 第八章 治理腐败需要新思路(上) 

 

2012年年底,网络反腐异常火爆,仅仅20天时间,全国一共有14名官员被举报。在大快人心之余,我们也必须认清,比打击腐败更重要的是预防腐败。纵观包括新加坡在内的世界十大最清廉国家的经验,我们发现透过诸如《预算法》等法律和制度反腐、防腐才是最有效的。

我们该怎么做呢?我们先说一下腐败的类型。一般而言,腐败包括政治腐败,比如一些西方国家的贿选;用人腐败,主要是各级领导在提拔干部过程中的违规操作和以权谋私;经济腐败,主要是与政府投资有关的工程腐败以及国企腐败;行政腐败,主要是掌握审批权的各级政府部门的设租和寻租行为。本章我们主要重点讨论的是后面两种腐败――经济腐败和行政腐败。

其实,对于如何预防惩治腐败的问题,我们的专家和学者也都给过建议,归纳起来大概有三个类型。第一类,也是谈得最多的,叫做“高薪养廉”。以新加坡和中国香港特区为例,这两个地方的政府的清廉排名绝对位居世界前列,同时这两个地方政府的官员的工资也非常高。第二类,运动式反腐,也就是加大打击腐败的力度。第三类,像中国香港和新加坡一样,成立廉政公署或者贪污调查局之类的监察机构。但是,对于这三个思路,我的感觉是,都不一定行得通。为什么这样讲?我接下来一一跟各位分析。

一、“廉政”与“高薪”无关

中国古代曾经实行过“高薪养廉”,但都没有成功;宋朝的王安石推行过“高薪养廉”,结果失败了,失败的原因是,王安石发现,人的贪欲是无止境的,无论你给官员多少钱,他都不会满足。还有清朝,清朝从雍正皇帝开始就有了“养廉银”,就拿晚清名将、台湾巡抚刘铭传来讲吧,他的年俸是155两白银,而他的“养廉银”竟达到1万两白银,相当于本薪的65倍。而且刘铭传不是个例,因为清朝官员的“养廉银”普遍是本薪的10-100倍。但结果呢?清朝末年的腐败令人咂舌。

另外一个例子,是我们媒体经常说的新加坡版“高薪养廉”。各位晓不晓得,我们完全搞错了新加坡的“廉政”与“高薪”的关系。新加坡在20世纪50年代的时候,腐败是非常严重的,后来,新加坡在1952年成立了新加坡贪污调查局,李光耀给予了这个部门绝对的权力,严厉打击了腐败,腐败问题得到了解决。而所谓的“高薪”是新加坡1994年才推出来的。所以说,我们完全搞错了“廉政”与“高薪”的因果关系。另外,新加坡的“高薪”并不是针对所有公务员,而只是总统、总理、部长一级的,而普通公务员的平均薪酬跟一般企业人员差不多。其实,除了新加坡,挪威和瑞典政府的廉政程度也都排在全球前十,那它们的公务员薪水是什么状况呢?我们作了一个计算,挪威公务员的薪水是社会平均工资的1.02倍,瑞典公务员的平均工资是社会平均工资的0.99倍。也就是说,这两个国家的公务员并没有享受高薪,但却廉洁。这说明,“高薪”和“廉政”并没有什么必然关系。

二、俄罗斯“运动式反腐”,也没有取得任何重要成就

俄罗斯的腐败问题一直都非常严重,从普京第一次当总统开始,俄罗斯就开展了持续10多年的运动式反腐。普京上任的第二年开展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反腐行动,叫钓鱼执法。什么意思?就是执法人员用钱引诱官员受贿,来测试这个官员的忠诚度和忍耐力,看官员能不能经受住诱惑。透过这个方法,仅在2002年初,普京就已经把交通部长、总统办公厅主任等一些高官拉下了马。到了2007年的时候,普京还下令出台了“反腐标准计划”,这里面有一条非常有意思,要求在官员会见商人的地方安摄像头;另外,还建立公务员举报网,发动群众揭发官员的腐败行为。

普京卸任后,梅德韦杰夫上台,他也开始了一系列打击腐败的行动。也就是说,从2002年开始到2012年,这10年里从来没有停止过反腐败行动,而且力度特别强、攻势特别猛。但是结果告诉我们,俄罗斯的运动式反腐,基本没有取得任何重要成就。因为根据国际反贪组织“透明国际”的调查,从2001年到2011年这10年里,俄罗斯的贪污受贿案增加了7倍。俄罗斯官员腐败行为愈演愈烈,甚至渗入到每个环节,俄罗斯媒体还曾经公布了一份政府腐败“价目表”,根据这个价目表,俄罗斯老百姓要想快点拿到出国护照,得向官员行贿500-700美元;为免服兵役,行贿1万-2万美元;让孩子上个好小学或者中学,行贿1000-3000美元;如果是差生想上名牌大学呢?交5万美元就行了。还有更离谱的,就是买官卖官的“价目表”。俄罗斯的州长,开价是500万-700万欧元;要是级别低的,比如司长或署长之类的,交300万-400万欧元。这些触目惊心的数字,已经说明了,俄罗斯的运动式反腐完全无效。

三、2%先生,一个事关反腐成败不得不说的话题

根据第三个思路,有专家建议我们搞一个像中国香港和新加坡一样的廉政公署或者贪污调查局,并且直接由高层负责。坦白讲,在这方面中国香港、新加坡做成功了,但是也有一些失败的例子,比如俄罗斯。2004年,普京在第一任总统任期中,下令成立反腐败委员会,普京让当时的总理卡西亚诺夫担任这个委员会的主席。结果是,这个委员会成立一个月后,卡西亚桀犬吠诺夫就被免职了。因为这个卡西亚诺夫本身就是一个大贪官。这个人经常透过职务之便,收受回扣,每一笔从他手里经过的交易,都要留下2%当作回扣。因此,有人给他取了一个外号,就叫“2%先生”。

透过“2%先生”,我再提一个更加极端的假设,就是“无赖假设”,它是由18世纪的英国哲学家休谟提出来的。休谟假设:每个人的本性都是恶的,所以任何政府在制定制约和监控机制时,都必须把每一个政府成员想成是无赖。这些官员就是为了谋求私利来到政府的,他们天生野心非常大,给多少权力和金钱都没法满足。他建议说要按照“最差情况”来设计机制。也就是说,假设每一个官员都会在各自的职位上有贪腐行为。基于这个假设,我们就必须在一开始设计制度的时候,就要想办法堵上可能出现的漏洞。

四、腐败的根源:转型期经济体存在制度漏洞,容易滋生腐败

腐败的根本原因究竟是什么?从墨西哥和俄罗斯腐败猖獗中,可以看到一个共同特性:第一,处于转型期的经济体最易滋生腐败;第二,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型期间,政府行政干预和市场开放同时存在,给了官员权力寻租制造了机会;第三,经济转型时期,经济制度的设定让企业觉得循规蹈矩付出的成本太高,如果透过行贿这种方式,达到同样的目的,可能花的成本反而更少,所以企业会主动行贿。总之,处于转型期的经济体在经济制度上存在漏洞,容易滋生腐败。

总结我们的贪官类型,可以分成两类,一类是政府官员,一类是国有企业的高管,他们代替国家运营企业,所以既是政府的人,但又是企业的最高领导者。这两类人手里都有非常大的权力,第一类人在行政领域握有很大权力,第二类人手里拿着国家,或者说全民的资源,但是想怎么用由他们说了算,所以这也是一种权力。这些人其实就是权力寻租,把手里掌握的审批权也好,贷款权也好,全部换算成金钱,然后对外兜售,所以也叫权力变现。在这个过程中,不是最守法的人能最先、最快拿到营业执照,而是行贿的人;不是具有贷款偿还能力的人能最先、最快拿到贷款,而是行贿的人。

让人担忧的是,我们现在的反腐模式基本还是,先是有人举报,然后才有可能立案调查,完全是一种倒逼,反腐行为基本都是被动的。此外,即使腐败行为被查处,给予的惩罚力度也很轻,也就是说,很多官员认为,腐败这种违法行为成本,相对于有可能获得的巨额利益来讲,还是比较低的。基于上面这些原因,才导致很多人明知违法,却仍然铤而走险地贪污、腐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