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战  1947--1991 一个极端时代的历史

   第三章 世界的分裂,1948-1955(3)

 

两大阵营除了签订席卷整个欧洲、亚洲与澳大利亚的结盟条约外,还从1947-1948年起为南美洲和中美洲提供集体协议。1947年8月,21个美洲国家签订《里约热内卢条约》,在门罗主义的传统中,建立了美洲国家之间的防御条约。1950年,阿根廷最后批准了该条约。自此,对任何一个签约国的侵略行为,都被理解为针对所有签约国的侵犯。该条约在某种程度上也具有全球意义。仅九个月后,美洲国家组织成立。正如1948年该组织在哥伦比亚的波哥大所签订的条约所言,它把自己定性为『反共的民主』联盟。并非偶然的是,在协商期间,个别国家的代表从他们讨论的话题中明显感受到冷战前沿的气息。

美洲国家组织之所以首先被视作一种反共条约体系,可以从其接下去的会议中得到清楚体现。由于美国对危地马拉的左翼成功夺权感到恐慌,1954年的《卡拉卡斯决议》断然确定,未来在南北美洲建立共产主义政权的举动都将被视作一种攻击行为,并将遭到美洲国家组织的制裁。1962年,相同和措辞也被用以针对古巴革命。在这里,该组织的内部矛盾对行动力的影响程度,可以从1965年成立的反共的『中美洲防务委员会』中得以展现。从1969年起,该委员会便陷于地区冲突中。

非洲大陆较迟进入主要对手的视线,并且只是间接地被视作预防敌人权力扩张的区域。虽然地下矿藏在某些时候—如刚果冲突中—也曾发挥作用,但在战略上,这些冲突仅仅是为了让相关区域不会落入对方的手中。从这种战略出发,后来出现的发展政策同样是借助60年代以后广泛的非殖民化运动,逐步成为冷战中具有打击力的武器。正是这种并非一心谋划而产生的政策,使得在冷战时期非洲的许多长期冲突有可能让超级大国投入大量物质财富。

非洲如何成了形塑阵营的一环?对此,我们可以关注二战结束后的非洲北部。在西方盟国占领北非后,1944年,斯大林试图对黎巴嫩和埃及施加影响。他特别要求西方交出黎巴嫩的托管权。最终,苏联取得了它所需要的势力范围,因为敌视以色列的阿拉伯民族主义---它部分同政治伊斯兰、部分同1955年后积极的不结盟运动混合在一起—有意识地寻求同苏联的交往。正因如此,从1951年起,美国再次加大力度,试图把北非拉入近东和中东的条约体系中。

在非洲以及相近的近东和中东地区,1950年后,『阿拉伯国家联盟』被视作集体防卫和经济同盟。早在1944-1945年间,该组织就在召开开罗与亚历山大城的盟国会议上成立,但其主要反对目标是以色列,故而也是反对西方的。该组织的创始国除了埃及外,还有也门、沙特阿拉伯、伊拉克、黎巴嫩、叙利亚与外约旦。1953年,利比亚加入。1960年,苏丹、突尼斯、摩洛哥和科威特加入。稍后,阿尔及利亚也加入其中。在该组织中,政治伊斯兰部分发挥着融入性意识形态的作用。在非洲,归属身份的多重性也是司空见惯的。阿拉伯国家联盟的成员除了参加1955年出现的、全球性的不结盟运动外,还加入了1963年出现的『非洲统一组织』。

三、中国:第三支世界级力量的登台

在朝鲜发生的冲突以戏剧化的方式加速了冷战的深化。它之所以在军事上以如此不令人满意的方式进行,是因为美国政府希望避免更大冲突---这主要针对中国。1949年10月1日,在毛泽东取得胜利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在华盛顿看来,这一事件不仅标志着『共产主义阵营』的加强,而且还首先意味着『丢掉了中国』。这种感受甚至长年累月地影响着美国选战。1972年2月,美国总统尼克松的对华访问则被恰当地欢庆为『中国开放』的再次实现。尽管如此,『红色中国』成立后激荡的断裂期仍不能被忽视,这是因为冷战初期爆发的中国内战也被认为受到了美苏对抗的影响。

共产党人在中国的胜利,看上去极大扩展了莫斯科的权力范围。1950年2月14日,莫斯科同北京签订的关于『友谊、结盟与互相援助』的双边协议同样表明了这一点。然而,在对外强调的『中苏阵营』统一性---在该阵营中,斯大林与赫鲁晓夫被称为『老大哥』---的背后,传统矛盾从未被完全克服过。这种矛盾首先可回溯到1935年,当时受苏联信任的团体在中国共产党内受到排挤。除了人事问题和意识形态问题外,两国还在黑龙江与乌苏里江的共同疆界和东北中东铁路的所有权问题上存在争议—战争结束时,中东铁路重新由苏联人掌控,而毛泽东要求收回。

在赫鲁晓夫统治时期,北京与莫斯科之间的冲突继续加剧。在中国人看来,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的著名报告及其对斯大林的清算,意味着中苏关系的极大恶化。鉴于斯大林主义对中国的重要影响,非斯大林化运动不仅必定被视作有损形象之举,而且还会演变为一场深思熟虑的政治论战。从此刻到1960年后的彻底破裂之间,双方还保持着短暂的紧密合作关系。在此期间,苏联成为中国最重要的外贸伙伴。

自1949年以后,美国的对华政策旨在阻止与孤立毛泽东。『红色中国』在外交上没有得到美国的承认,在很长时期内也未得到西方工业国家的承认。1951年,对中国的禁运政策被延长。中国的外贸结余被冻结,这又使得中国更为依赖苏联。朝鲜战争后,美国集中支持台湾地区。台湾地区最初在经济上完全依赖美国。直到华盛顿与北京在70年代正式建立外交关系后,这种情况才发生缓慢变化。不过,即便在60年代初,美国还承担着台湾地区财政支出的四分之三。凭借这种援助,该地区才成为远东工业先导地区之一。与此同时,如同西德、韩国与一段时间的南越那样,美国还把该地区改造为一个反共的前沿地区。台湾派遣了部分与西欧类似的反共武装分子,前往中国大陆和北越。

北京与莫斯科的关系破裂起初并未被世界其他国家所注意。直到冷战自1961年起从欧洲转移到第三世界时,它才变得更为公开。当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接近尾声时(1956-1957),被中国视为有损形象之举的非斯大林运动开始。对于中国而言,这标志着曾被教条化接受的苏联 模式已不再是它所期望踏上的成功捷径。此外,毛泽东还特别指责 赫鲁晓夫提出的『和平共处』是一种背叛行为、修正主义思想以及讨好阶级敌人的企图。三个月后,苏联突然中止了所有援助措施。这场冲突逐步恶化,直到1969年演化为黑龙江与乌苏里江边的边境冲突而到达巅峰。

这场中苏冲突最终导致中国领导层产生靠近美国的想法,特别是当时苏联惟华沙条约组织之名于1968年干涉捷克斯洛伐克的行为又直接让中国感到威胁。对于美国而言,中苏冲突使得在这场冷战中孤立苏联的可能性增强。1972年尼克松访华后,北京不仅获得了它自50年代以来同苏联一起不断抗争的目标---从台湾当局手中夺回了联合国议席---而且还让中国的对外贸易额成倍增长。到了1987年,美国还同意给予中国最惠国待遇。对于苏联而言,情况则变得更为糟糕,因为北京借此正式取得了引进西方计算机技术的资格,而苏联与其他共产主义国家则被排斥在外。

此外,中国在冷战期间的独立自主及其自我意识也表现在:自60年代后,北京不仅支持那些从某个时间开始不再依赖莫斯科的东方阵营国家,如阿尔巴尼亚,而且仍然没有采取倒向西方的立场。特别是相对于不结盟运动而言,中国逐步获得了支配权。中国不但把自己理解为非殖民化运动期间及其后的发展中国家的政治领袖,甚至也介入到那里的冲突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