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战  1947--1991 一个极端时代的历史    第四章 欧洲局势的升级和缓和,1953-1961年

   一、东方阵营中的暴动,1953-1956

 

在1953-1956年间,冷战伴随着东方阵营的暴动而进入到冲突升级的新阶段。1953年3月,苏联领袖斯大林去世了。数十年来,他统治着苏联。自1944-1945年以来,他又用强硬手腕控制着中欧和东欧。现在,他的逝世既引起了人们的担忧,又让人们希望借此放松与解决全球性的冲突。同样,1956年2月,斯大林的继承者赫鲁晓夫开始对斯大林进行批判,此举也产生了影响。

假如斯大林没有去世,苏联也未曾推行非神化运动,那么四个卫星国的四场暴动是无法想象的。这些暴动试图利用上述机会,获得相对于苏联而言的更多国家自主权。第一场也是相对较小的『比尔森暴动』发生在1953年6月初的捷克斯洛伐克。随后,民主德国发生了相对更为暴力的暴动。它在6月17日达到巅峰,随后被苏联红军平息。近三年后,1956年6月,波兰发生了所谓『波兰暴动』。也是在这一年,稍后不久爆发了一场最为血腥的运动。这场匈牙利暴动开始于1956年10月,到11月结束。它也遭到了苏联红军的干预。在苏联看来,由于这些暴动发生在冷战的前沿地带,因而不仅是对苏联领导地位的质疑,而且还表现了向另一阵营投降的企图。

假如我们看到1953年的两场暴动爆发前,世界范围内事实上已经存在着普遍尖锐化的趋势,那么毫不奇怪的是,就在暴动结束后,人们便对西方国家在这些暴动中也应承担的责任提出过质疑。事实上,在1952年的美国总统大选与次年的西德联邦议会选举中,人们都已经做出了后来被理解为鼓励(东部)暴动的那些声明。对此,明证之一是,艾森豪威尔与杜勒斯领导的共和党选战在铁幕演说数年之后仍然坚持下列想法:『我们将帮助铁幕那边的人民解放出来』。《纽约时报》在回忆1956年匈牙利暴动的文章中使用了『致命之语』的副标题,指出对于1953年和1956年暴动起因的每一种批判性研究,都可以回溯到美国的选战之年—1952年。

在1953年西德联邦议会选战中,某些政治上积极的压力团体与个别政党也支持美国的『解放政策』。阿登纳联合内阁的小伙伴、民族保守派德意志学宣称:『德国的重新统一意味着苏占区与东部德意志人移民区的解放。』这种态度在美国国务院中又引发了焦虑情绪。相反,阿森纳公开表示反对。然而尽管如此,他仍然希望,在1953年9月7日基督教民主党取得联邦议会选举大胜后,此前的那种激进节奏继续存在。在联邦德国首都波恩的25000人集会前,阿登纳借助全体共唱国歌所营造的激情,特别强调了『东部地区解放』的重要性。

毋庸置疑的是,在这一年中,尖锐化的冷战语调普遍存在,双方都既抱有解放的愿望,又存在着被入侵的恐惧感。苏联与中东欧的领导层不断指出,西方国家已经为『某日』做好了准备。反之,美国人暂时不能确定的是,即便不考虑整个德国都普遍存在的再统一愿望,他们是否应该去祝贺两个德国的暴力冲突?但是,当1953年和1956年中东欧的暴动发生时,形势终于明朗,暴动并非由外部力量领导。然而毋庸置疑的地方还在于,当这些暴动进行时,西方的解放组织通过广播台不遗余力地煽风点火,促使它们升级,并最终取得成功。

每一场暴动都有相似的前史。虽然捷克斯洛伐克在政治与经济上完全不同于民主德国,但是在两国爆发不安事件之前,它们都经历了激烈的斯大林化的过程。被强制改造的工业与日益沉重的军备任务,造成国家财政赤字扩大,并迅速在国内引发一场深刻的经济危机。与此相应,物价指数居高不下。为了解决上述问题,捷克斯洛伐克领导层在1952年便已考虑推行一场全面的货币改革,并于次年强制实施。其后果是预料之中的,反对货币改革的抗议活动演化为一场自发罢工,并最终成为提出若干政治要求的、席卷全国的示威运动。人们异口同声地要求获得政治自由。市政厅与其他一些管理机构的大楼被禁毁,国家安全部门逮捕了上百名抗议者。即便在暴动被平息之后,仍有大量人退出捷共,以示不满。两周后,民主德国的暴动却发生了变化。

在民主德国发生暴动之前,同样出现了巩固内政的尝试。多年来,民主德国一直处于严重的食品供应危机中,尤其是消费品生产无法满足民众的实际需求。民主德国的公民在同联邦德国比较时,发现自己的生活状况极为不幸。除政治压力外,这一点是造成东德人大规模逃亡西方的本质原因。不过,就当时民众的不满而言,加速的苏联化进程起到了催化剂的作用。『社会主义改造』被解释为『根本任务』,并很快便表现为毫无保留地强行推进能源工业与金属工作的发展。此外,民主德国内部的不满情绪还同民族目标及其他政治目标关联在一起。就在6月11日统一社会党发布公告之后,民主德国出现了一连串『解放火焰』。特别是那些参加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地区,更希望结束『民主德国的实验』。

周一,6月15日,柏林的罢工已经准备就绪。正如捷克斯洛伐克事件那样,此前正好是可供讨论的周末,使情绪激进化。6月16日,这场暴动开始于具有 代表性的斯大林大街施工现场。这一天,载着数千名乘客的『火车』席卷整座内城。仅在柏林东部,参加者便有10万人。与此同时,另有560座城镇与村庄也在小范围内发生了游行事件。很快,到处出现了禁毁党政柽柳的现象。示威者提出了进一步的要求。除了主要的经济要求外,他们还提出了下列政治要求:民主、自由和德国统一。6月17日下午1点,苏联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并派遣坦克进驻东柏林。至少51人在这场暴动中死亡。随后,一场反对『代理人与闹事头目』的运动开始。

近三年后,暴动又在波兰的波兹南发生。而波兰暴动又成为随后在10-11月发生的匈牙利事件的直接榜样。如果说1953年6月事件是斯大林去世所造成的重大变化,以至于加速了暴动发生,那么1956年2月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的作为则开启了此后暴动的进程。随后出现的政治『解冻』是两场暴动的重要前提。当然,西方国家也积极参与了准备工作。正如凯南后来所言,元帅的演讲稿在当时被西方人理解为冷战中的『纯金』。这份稿子是如此重要,以至于被美国秘密情报部门大量印刷,而后通过传单运往整个东方阵营,以便增加其国内反对派的力量。

从1956年6月22日起,波兰局势开始动荡不安。当时,不少人认为,这又是一次类似于三年前捷克斯洛伐克与民主德国的典型工作示威游行。这场暴动的中心是波兰西部的波兹南。那里存在着引发暴动的特殊的经济条件和政治条件。集体化与工业化的要求更多地引发了经济问题,政府却不能去解决它。这表现在消费品价格总是比工资上升得快。同样,对于劳动定额提高的愤怒之情也起到了重要影响。6月27日,在示威者同政府的谈判失败后,10万人于第二天涌上波兹南的街头。很快,示威者变得更为激进。在共同咏唱宗教歌曲与爱国歌曲后,示威者首先打开了城市监狱的大门,警察与军队则以他们的武器予以回击。从这一刻开始,这场工人示威游行演变为民众暴动。官方宣布的平定日是6月17日,53人被杀,大约200人受伤。尽管如此,改革者们仍然为自己赢得了一场胜利。1956年,集体化运动实际上走到尽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