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战  1947--1991 一个极端时代的历史  第四章 欧洲局势的升级和缓和,1953-1961年

   三、重大转折:第二次柏林危机与柏林墙修建,1958-1961

 

当公众以为中东欧与阿拉伯地区已被拖入冷战的临时舞台时,赫鲁晓夫却在1958年重新把这场斗争拉回到中欧。当年11月,在第一次柏林危机发生十年后,莫斯科再次对西方盟军在柏林的权利提出质疑。这场所谓的『第二次柏林危机』意在把西柏林强行并入民主德国。1961年8月13日,随着围绕西柏林的一堵墙被建立起来,这场危机达到了顶峰。这堵墙堵住了逃往西方『避难所』之路。对于欧洲而言,柏林墙建设也意味着向缓和政策的长期转向。它维持到70年代末,此后又重新进入冷战的尖锐对峙期。

柏林墙建设首先是逃离民主德国运动的结果。东德政府首脑乌布利希一再紧急要求用一堵墙来关闭『西柏林避难所』,却无人理会。苏联与其他所有东方阵营国家都感受到沉重的心理负担。1961年3月,在莫斯科华沙条约国会议中,乌布利希的要求遭到了与会国的断然拒绝。莫斯科稍后才接受这样的观点,即认为民主德国实际上已经面临萎缩的威胁。由此,莫斯科才做出决断。赫鲁晓夫面临着两种选择:要么让民主德国完全放弃把西柏林并入民主德国的想法,要么去建立一堵墙。最终柏林墙建起来了。

从1948年-1949年柏林第一次危机起,西方盟国,尤其是美国便已明白,它们在未来绝不可能放弃在这座城市中的权利。艾森豪威尔及1961年后当选总统的肯尼迪在此刻也表现出绝不退让的立场。1958年3月,赫鲁晓夫已经被确认为苏联党政领袖,身处其权力巅峰。尤其在技术领域,苏联发射了三颗人造卫星,找到了一条超越美国的极佳途径。实际上,当时赫鲁晓夫及其盟友多次谈到西方的落伍。他本人看上去也认为,将在几年内完成超越西方的使命。尽管如此,当他在1959年夏末访问美国时,他仍然震惊于阶级敌人的农业生产效率。随后,他在苏联强行推进玉米饲料的种植。结果此举在1963年被证明是巨大败笔,并直接导致赫鲁晓夫在1964年的隐退。

相反,1958年是艾森豪威尔极度艰难的一年。他在几乎所有领域都面临困境。美国保障政策在多大程度上能够保护美国,成为公共舆论延至1960年大选时的话题。当时,人们特别对『导弹差距』产生忧虑,尤其在民用防护方面。直到1958年1月31日,美国才准备好发射第一颗卫星。与此同时,美国经济明显遭遇下滑,其中失业率达到1941年以来的最高峰。艾森豪威尔在1958年公开坦承,对于解决所有问题,并没有『完全新颖的主意』,这让其支持率下降到50%以下。他也没有再次参加总统大选,而是由其副总统、坚定的反共分子尼克松来参选。然而在1960年11月,尽管差距不大,尼克松仍然败给了年轻有活力的肯尼迪。

1960年大选,一方面反映了美国的内政困境,另一方面也凸显出相关的外交主题---尽管两位总统候选人的尖锐攻击并未触及冷战期间美国外交政策方面的超党派共识。直到越南战争时,这种共识才得以被打破。在共和党和民主党的设想中,考虑到美国在全球对峙中的不利地位,保持政治上的坚定性都是核心观念。1959年3月,78%的美国人坚信,即便在战争风险提升的情况下,西方国家在柏林的存在也是不可或缺的。肯尼迪这位未来的总统在1960年6月14日的参议院演说中提出的想法,正是三年后他在关于『和平战略』的著名致辞中所重复的内容。他认为,目前美国的外交政策很大部分只是作为对于苏联行为的反应而设计出来的。因此,它只是维持了现状而已。

这位竞选者认为:『东德、波兰与匈牙利所发生的悲剧性的暴动已经清楚地表明,我们既无目的也无可能去解放东欧。』因此,美国针对冷战的战略需要一种修正的形式。这种形式必须『更具弹性,且产生更适应形势的行为方式,以做好准备』。肯尼迪在特别关注了美国外交政策对于波兰的立场后指出,『我们必须开始缓慢地、有意识地制订方案,使之能够适合并鼓励铁幕之后的心存不满的国家培育自由的种子。我们必须帮助它们降低在经济与意识形态方面对于苏联的依赖性。』在波兰事务上,可以表现出更大的美国意图:资助、商业联系、旅游、信息服务、引进美国资本和美国技术等,以提高波兰人民的生活水平。对于其他被压迫的民族而言,假如我们作为他们寄托解放期待的唯一民族,并未将他们隔绝在外,而是向他们证明我们拥有创造性的兴趣,那么我们双方也可以建立更紧密的联系。

尽管肯尼迪尖锐攻击了共和党的『解放政策』,但是假如我们把这种批判视作否定『解放』共产主义国家并赢得冷战胜利的传统目标之举动,那么我们也就无法解释他的声明。事实上,肯尼迪针对古巴和越南的外交政策再次显示出被其痛斥的『解放政策』的核心思想。在柏林问题上,肯尼迪的外交政策同此前艾森豪威尔与杜鲁门的立场之间存在着联系,这一点完全没有争议。就在柏林墙建设之前,1961年7月25日,肯尼迪在一次电视广播演说中,清楚定义了三条原则,即保证西柏林居民的自由;西方军队在柏林的驻扎;安全的出入口。因此,实际上,美国立场仍然是从维护现状的角度出发的。对于冷战评估而言,具有特别意义的是,肯尼迪不仅确认了在局势不明的情况下运用核武器的愿望,而且强调了全球关联。1961年6月初,在维也纳举行的美苏会晤中,肯尼迪向赫鲁晓夫显示了他的坚定立场。不过同时,他也让后者看到,美国不会干预苏联势力范围内的决策。

当1961年8月12日晚到8月13日,民主德国领导层命令来自于国家人民军、企业民兵队和人民警察的1.7万人封锁西柏林,并用迅速运来的建筑材料建起第一堵临时性墙体时,盟军的出入权利事实上并未受到直接影响。因此,西方国家没有采取干预措施的动力。随着柏林墙的建设,第二次柏林危机进一步尖锐化。8月13日后,更多的意外发生。1961年10月27日,美苏坦克在占领区边界上发生了戏剧化的对峙场面。在位于柏林弗里德里希大街中部的盟军管辖站旁,双方根据各处准则连续24小时相互对峙。造成该局面的直接原因是微不足道的。

因此,事态升级证明了原则上的维度,即美国人将这同自己在西柏林的地位联系在一起。不久前,民主德国的边防人员阻止了美国代表团驻西柏林的第一位特使前往东柏林,因为此人认为自己作为官方代表有权不经过检查站。1962年,阻止事件再次发生,当时苏联干涉了空中交通。1962年7月,正如1948-1949年第一次柏林危机那样,美国决定用歼击机为美国飞机护航。事实上,第二次柏林危机到1962年10月底才真正结束。当时,随着古巴对峙的结束,柏林局势也趋向缓和。尽管如此,直到70年代初,随着《柏林协议》在『新东方政策』的范畴内得以缔结,局势才真正有所缓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