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战  1947--1991 一个极端时代的历史  第四章 欧洲局势的升级和缓和,1953-1961年

  四、搁置

 

在柏林墙建立后,西德人的失望之情极为明显。对于许多人而言,这次民主德国所期待的、苏联最终批准的建墙行动,成为对再统一的『幻想的终结』。美国政府在1961年夏天之所以采取引人注目的观望立场,最为重要的原因在于地缘战略观的变化—这是美国外交政策在同时期促成的变化。反过来,它又直接受到苏联在第三世界的行为的影响---第三世界本来是冷战的边缘地带。在柏林墙建立那年,美国考虑到军事危险,明确地不再或较少将欧洲作为未来同苏联发生争执的地区。

当欧洲的直接对峙暂时停止,并被隐藏起来时,两个阵营之间的军事斗争则在发展中国家展开。针对已分裂的、受到越南独立同盟会夺权威胁的南越,肯尼迪采取的首要举措之一便是为南越军队增派军事『顾问』。军事『顾问』的人数骤然上升,从1960年的500人增加到1962年的1.65万人,再到1964年的2.33万人。与此同时,新总统还命令第七舰队---该舰队总是在台湾海峡巡逻,以防中国大陆进攻台湾---前往南中国海。事实上,东南亚的军事局势很显然已经升级。首先,在越南邻国老挝王国,苏联支持巴特寮的共产主义游击队员,他们的胜利即将到来;反之,其他非共产主义邻国---首先是泰国---陷入极度混乱之中。在这里,美国更大范围地卷入事态中。美国军队在泰国建立起空军基地。

然而,局势升级的不仅仅是东南亚,。在肯尼迪的任期中(1961-1962),围绕古巴发生的斗争达到了顶峰。其实,1961年由古巴流亡者和美国中央情报局执行的入侵猪湾行动,由在艾森豪威尔时期便已制定了计划。正如人们应该在欧洲持续感受到的那样,肯尼迪早在1960年6月的参议院演说中便已清楚地表明,他将在共产主义的权力范围内有意识地播下『自由的种子』。西方人已经毋庸置疑地拥有了这样的能力和职业手段,能够把广播宣传大范围地扩大到铁幕之后。这将成功地创造一种可观的『革命性』的『反抗』运动。由此,西方必须首先着手通过电子媒介的方法,加强东方的『自由观』。

在1960年参议院演说的三年后,1963年6月10日,肯尼迪又在华盛顿的美国大学发表了远为深思熟虑的演说,并再次提到了这方面的观念。它被视作『和平战略』,进而成为美国最为成功的冷战指导原则之一。『我们美国人把共产主义视作在最令人厌恶的程度上对于个人自由和尊严的否定』,这是肯尼迪的开场词。根据美国的想法,分裂的德国只能通过谈判方式,实现相互接近,寻求再统一的可能性。我们有理由强调的是,70年代初,在勃兰特主持下推行缓和政策,尤其是签订两个德意志国家之间的《基础条约》的推动力,正是美国在柏林墙危机时期所促成的。美国希望维护欧洲现状的决定,使得联邦德国在柏林墙修筑后第一年的德国政策陷入到一种奇怪的局面;西柏林在勃兰特的领导下,逐步采取同东柏林对话的方式,而此举同波恩的联邦政策形成公开对立,尤其同后者正在破裂但仍然行之有效的哈尔斯主义相互冲突。根据阿登纳的公式,缓和应该带来再统一。

因此,他坚决反对西柏林市政府---那里从1963年2月起由社会一自由派组成市政府,并得到了美国的明确支持—同民主德国之间的积极的谅解政策。1963年7月15日,在肯尼迪的华盛顿演说一个半月后,西柏林市政府新闻处主管巴尔发表了著名的演讲,提出了『通过接近实现转变』的想法。巴尔这样说道:『美国的和平战略可以通过下述公式得以界定:共产主义统治不应该被清除,而是应该被转变。』因此,美国希望寻求的东西方关系的转变,有助于摆脱现状,但现状并不应该马上得以变化。换言之,这种观点认为,任何转变只有通过当权者的赞同才能得以实现。甚至连那些试图通过断绝所有经济往来,或有意恶化环境来迫使当权者崩溃的尝试,都在过去被证明是错误的道路。同样,断绝外交关系的作用也极有限。

因此,正如肯尼迪此前已经提出的那样,唯一有可能取得成功的道路是:『应该尽可能地同东方阵营的国家发展足够多的贸易,同时不威胁到我们的安全。一种政策的目的自然不应该是画地为牢,因为没有一个共产主义政权会由于经济关系的缘故而去改变它的特征。在苏联,消费愿望在增长,这必将产生积极的影响。苏联人的目标是赶超西方,特别在西方人最占优势的生活水平上。他们的出发点是,为了达到上述目标,必须以西方为标准,学习西方的绩效。很明显,这样的政策并没有被东方阵营的国家所排除。提高生活水平的进程必须被加快,因为唯有如此,人们才有可能为人类找到各种各样减轻负担的方式,通过加强经济联系来促进关系紧密,从而才能使之符合我们的利益。』

由此,人们可以总结说,欧洲冷战缓和的结果与代价,是让这场斗争延伸到第三世界。在这里曾经发生的战争,已经成为两个超级大国的本质组成部分。这一点对于欧洲而言,不啻为寻找寻找冷战中的另一种对抗方式的机会。肯尼迪希望减少财政手段的运用。但是,这对全球冲突并未产生强制性的影响。尽管如此,在一段时间内,从柏林出发的缓和政策发展成裁减军备会议和裁减军备协议。这一点至少暂时减缓了特定武器系统不受限制的发展。不过,这段缓和和年代仍然是冷战期间耗资巨大的阶段。一方面,军备发展一般集中在双方协议并未波及的系统中;另一方面,双方在所谓防御性军备的开支方面上升极快,而且几近过度:在这些年中,铁幕两边都积极推动了防空洞的建设。此外,东方阵营还投资增强了安保装置的生产,以应对双方阵营接近而产生的未曾预料到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