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战  1947--1991 一个极端时代的历史  第五章 一个全副武装的世界

   三、间谍战(上)

 

隐蔽的间谍战并非始于1947年,不过它由于当年双方各自公布的『战争宣言』而变得更为激烈起来。其中,美国人面临着一个特殊问题,因为他们在1945年刚刚关闭了此前几年所成立的特工组织『战略研究办公室』。当时,杜鲁门主要是出于道德方面的考虑。成立一个新的特工组织美国中央情报局,则是在冷战的关键年份(1947年)所做出的决定。多年以来,美国与英国的情报机构都首先收集德国信息,却很少观察苏联的盟国。当人们反过头来看那些德国信息,就会发现这些信息也并非总是可信的。但是这些信息却促使西方在情报工作中细致地研究更为强大的东方敌人。

在1948年的意大利的选举中,在美国人秘密推动的努力下,基督教民主党取得了胜利。这是美国中央情报局经受住的第一次考验。1947年的选举斗争与加斯贝利的最终获胜,成为美国特工在冷战中诞生的特别标志。美国中央情报局并非是美国同苏联进行隐蔽战争的唯一特工组织。某些单独的兵种也拥有特别作用。在分裂的德国,特别是在冷战初期的苏占区—民主德国,负责行动的部门是美军反情报部队。1961年,它改组为美国国防部下属的国防情报处。神秘感最少的组织是1952年新成立的国家安全局。它是负责监听敌人并进行破译的中央机构。随着冷战中技术的迅速发展,美国又出现了新的特工组织,如1970年成立的国家侦察局,它主要负责间谍卫星。

与美国人相反,苏联人是谍报与保卫行动的老手。他们的情报机关从30年代左右便以各种名义存在。早在1946年的冷战形成时期,这种情报组织就被赋予了新的使命,并进行了改组。1954年,它最终重组为『国家安全委员会』。与西方的情报机构不同,国家安全委员会如其前身那样,在『兄弟国家』建立了下属组织。它不仅负责谍报、反谍报和保卫工作,而且还负责政治案件,尤其是负责对国内特殊人群的监督。1991年,随着苏联的解体,国家安全委员会也被解散。与此同时,苏联还存在着其他类似机构,例如在冷战初期,『部长委员会信息小组』也曾短暂拥有该职能。1918年便已成立的『总参谋部情报总局』是一个特殊的军队机构,但在冷战期间,它也曾作为收集外国情报的机构。

我们很能明确界定那些被隐匿的行动。在1948年美国官方规定中,所有可能被总统所否决的行动---如这里涉及东方阵营的所有行动---都要不为公众所知地秘密推行。最重要的行动包括:刺探情报、反间谍活动、破坏、推翻政权的尝试、暗杀、秘密资助某些团体或个人,以及非官方的军事暴动等。我们完全不清楚的是,在冷战期间究竟执行过多少次秘密行动。在美国这一方,数据可能为900次。在苏联谍报工作中,引人注目的事件首先发生在核研究中。1950年,此前曾经在美国研究室工作过的科学家福布斯被作为苏联间谍在伦敦被捕。他承认,出于政治目的,他已经把核武器建造的细节转交给苏联人。1953年罗森堡和他或许并未参与谍报工作的夫人在美国被处死。其他参与者逃到东欧。至于是否还有其他转交的信息对苏联原子弹的制造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人们仍然存疑。但西方感到害怕的是,这些被转交的信息有可能加速了苏联的氢弹研发。

对于苏联和东方阵营而言,工业间谍也拥有比较重要的意义。在整个冷战期间,人们可以从军事领域和民用领域看到这一点。西方体制的技术与设计在当时被毫无顾忌地加以复制。例如,苏联在军事技术上的成功谍报工作除了上述例证外----如40年代中期仿制的B-29、50年代仿制的核重炮、70年代从美国B-1仿制而来的图-160---还体现在80年代被命名为『暴风雪号』的苏联航天飞机上。它像极了美国的航天飞机。一些谍报专家估计,大约有三分之二的苏联军事技术来自于对西方样板的复制。

在70年代,明显增多的经济间谍的局限与缺点体现在计算机技术中。整个东方阵营很早便打算复制西方的计算机。甚至在民主德国,国家安全部也派出了足够的人手,设法去获得西方的计算机技术。不过,这种谍报工作的缺点也暴露无遗。由于他们长期地依赖仿制,以至于自身具有创新性的集成芯片生产系统的改造以失败告终。众所周知,当西方国家已经开始大规模生产集成芯片时,1988年戈尔巴乔夫从昂纳克手中获得的1兆字节的芯片还仅仅是一种仿制品。

除了在工业方面的谍报工作外,东部秘密机构更为重要的工作重心是在政治和军事方面。其中特别引人注目的胜利发生在50年代。当时,位于维尔茨堡的美国军事情报处被分化瓦解。在那里,一套完整的谍报人员名录于1956年被成功获取,大量人员在东德被捕。不久以后,东德国家安全部的这次行动还成为一部极为成功的东德电影《仅供一阅》的素材。70年代初,另一个被视作政治谍报成功例证的是,西德总理勃兰特受到了东德国家安全部雇员的监视、不过,从长期来看,这一成果并没有多大产出,因为1974年勃兰特为此主动辞职。如此一来,这位力推『新东方政策』,曾让民主德国在外交上受益匪浅的西德总理如其所愿地离开了总理府。

政治与军事方面的谍报工作是西方在冷战期间秘密行动的核心领域之一。相反,经济谍报则是例外,即便有,也主要是为了军事设备。人们知道,在冷战的第一年,对于西方特工而言,苏联多少还是一个未知的国家,但他们仍然以完全惊人的方式取得了较好的效果。他们对那些从苏联返回德国西占区的德国战俘进行了访谈。这一工作不仅提供了苏联军工业中那些新成立的关键部门的信息,而且还提供了其他核心军事机构的消息。西方机构通过这些战俘的证言,还了解到从苏占区移往波德利普基和希姆基的苏联导弹生产的信息,知道了苏联国内上百个飞机场的信息,同时也获悉苏联数个秘密城市中正在进行的核研究建设项目。一些反共团体,如西德的『反野蛮的斗争团体』、联邦德国政党的东部办公室或移民组织等,也用类似隐蔽的办法,提供民主德国军事目标和工业目标的信息。

谍报是一项危险的行动,不计其数被怀疑的或真实的间谍失去了生命。对于许多同时代人而言,直至1985年,在连接西柏林策伦多夫区和东德管辖下的波茨坦之间的格里尼克桥上所进行的、轰动一时的特工交换行动,俨然是冷战的一种标志。不过,这种交换也仅仅涉及少部分特别具有价值的『资料』。例如,在这里,1962年10月,美国于1957年逮捕的王牌特工阿贝尔得到交换。此人在罗森堡夫妇被捕后,负责构建谍报的新网络。西方的交换对象是鲍尔斯---他是不久前被苏联击落的U-2间谍机上的飞行员。尽管直到冷战结束时,此类行动从未停止过,但是从长期来看,正如飞机与卫星那样,珍惜人命的技术侦查方式变得更为重要。在战争时期,空军侦查已经有了长时间的实践。只是现在它们在直接军事对峙之外也被持久地、全面地投入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