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战  1947--1991 一个极端时代的历史 第一章 通往冷战之路,1917-1945

三、战线初露:同盟的破裂,1944/1945  

 

在西方向外表现统一性、事实上却对斯大林并不信任的所有迹象中,可能最重要的迹象是核武器计划。这种不信任感又通过战争期间被揭露的间谍活动有所加强。实际上,从1943年开始,斯大林已经借助苏联间谍—其中包括德裔核科学家福克斯—知晓所谓的『曼哈顿计划』。正因如此,当杜鲁门在波茨坦会议上向他暗示出现了一种新武器时,斯大林并不感到震惊。他只是说,他很高兴听到这个消息,并且希望这一武器『将被成功地运用在对日作战中』。

不过让美国人感到尤为气愤的是,苏联政府居然有意向民众隐瞒了来自西方的大规模援助。在此期间,人们自然也知道了,被视作斯大林极大让步的共产国际解散(1943年),只是一种策略行为。它仍然继续存在,只不过以秘密的『国际情报局』之名隶属于苏共中央委员会。1947年,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成为其紧密联系的后续组织。不过,西方利益与苏联利益之间的最大规模冲突可能发生在解放波兰的进程中。

当1944年8月1日波兰地下部队—所谓的『家乡军』--在华沙抵抗德军时,斯大林命令红军指挥官在1944年10月2日起义被镇压之前按兵不动,甚至部分撤军。显然,他的意图已昭然若揭。西方盟国试图援助起义军的任何举动都被拒绝了。在这件丑闻的背后,并非仅仅存在着苏波关系中的传统问题。令斯大林感到害怕的,首先是波兰抵抗运动的加强有可能让他本来计划好的战后秩序在不经意中变得复杂起来。1944年7月,斯大林已经十分明确地指出,在战后时期,他只能接受支持苏联的『卢布林委员会』,而不是从1940年起便待在伦敦的波兰流亡政府。事实上,这一流亡政府虽然被西方国家所中意,但从其立场出发,它本来就并不准备向苏联妥协。当1943年关于苏联在卡廷屠杀波兰军官的消息传来后,处于流亡中的波兰政府更加强了这种拒斥立场。

1944年华沙起义失败的情况虽然并未破坏反希特勒同盟,但是却产生了持续的负面影响:西方试图在波兰建立政治影响的幻想减弱了。在此之后的一段时间内,斯大林寻求增强同西方对话的机会。他对1945年2月雅尔塔协定的赞同及其明确表现出来的关于波兰的对话姿态,也许正好契合了他想重新迎合盟国的意图。除了波兰问题外,从1944年中到战争结束,双方的不信任感日渐增长。不过,盟国在运用分割德国的方法来保证和平方面可能还维持着一致立场。大家都明白,只要希特勒一死,这种结盟关系总会陷入破裂之中。

波茨坦会议—官方称之为柏林会议—从1945年7月17日开幕,到8月2日达成了一致同意的『公报』,而不是人们所关注的、具有国际法意义的『协议』。这显然表明此前达成的所有协议都存在着争议。在西方一边,时任副总统的杜鲁门接替4月去世的罗斯福,出席了会议。尽管杜鲁门人从其前任那里知之甚少,但是他对苏联在中东欧的所作所为颇为气愤,以至于在其任职后不久,他似这种气愤态度迎接了苏联外长莫洛托夫的飞机。甚至在波茨坦会议上,杜鲁门也没有把他的反感隐藏起来。当他作为主席为庆祝会议开幕致辞时,居然提出第一项议题应该是讨论《雅尔塔宣言》如何被苏联所蔑视的问题。当然,斯大林对此表示极大愤怒。他把1945年5月8日战争结束后立即停运的美国援助理解为特殊的侮辱之举。

1945年5月12日,杜鲁门给丘吉尔的回信---后者提出,在斯大林缺席的情况下,召开联合会议—充分表现了波茨坦会议召开之前的形势是如何糟糕。尽管杜鲁门赞同会面,但是他特别强调,鉴于莫斯科已经存在的不信任感,十分重要的是千万不要让苏联额外产生对于西方事先串联的疑虑。同样在5月,杜鲁门还派出了罗斯福曾经的特别顾问霍普金斯前往莫斯科。直到他于6月6日返回美国时,这位斯大林最信任的人才成功解决了波茨坦会议召开前的重要问题。最终,斯大林答应参加一次全体总结会议。霍普金斯在莫斯科也证明了,西方针对苏联的舆论已经发生变化。很明显,苏联领袖也相信这一点。双方争论焦点已经反映在1945年6月英美共同起草的备忘录中。

波茨坦会议并非针对整个德国的和平会议,而是反希特勒战争结束后的总结会面。此后,不再有关于德国的和平会议。1990年,它被四个主要战胜国与两个德意志国家参加的『2+4会谈』所取代。因此—也许正是因为如此---所有在波茨坦公开存在或未获得明确说明的问题,都成为正在诞生中的冷战问题。在德国问题上,双方经过长时期讨论后,最终在战争后期的会议所达成的意见基础上,统一列出了五条正式决议。这些决议的关键词被概括为『4D』:非军事化、非纳粹化、非集中化和民主化。具体而言,它们是:1、消灭军国主义;2、在达成最终和平协议之前,把德国划分为四个占领区,此外,沿奥得河—尼斯河一线把苏占区同波占区划分开来;3、把德意志人从德国东部领土及波兰、捷克斯洛伐克与匈牙利迁出;4、建立德国地方自治政府,并在盟军管制委员会的监督下建立中央政府;5、经济统一,但工业受到控制,并解散卡特尔、辛迪加与托拉斯。

但是,仍然有许多问题在本质上没有得到解决。例如人们在决议中提到的『哪一个德国』并未得到解释。杜鲁门的实用主义建议是『1937年的德国』,以便剔除『对于奥地利的合并』与其他战争时期扩张的领土。然而该建议却没有得到进一步讨论,最后也没有被视作具有约束力的解释。

在战争结束时,共有大约550万苏联人待在德国和西欧。其中一半是战俘,也包括被强制带走的『东部劳工』。大多数人在西方国家的帮助下回国了,虽然并不完全心甘情愿。因此,早在1945年1月,在雅尔塔会议召开之前,美国国务院便告知苏联,在这些苏联公民回国之前,它不会保护他们。斯大林则把他们一律视之为卖国贼,让他们接受审判。大约20%的回国者被判死刑,60%被投入古拉格集中营里接受相对严格的刑罚,只有20%的人未受骚扰。那些出于偶然缘故或因为幸运关系接受『复核』而被抽离出回国名单的人,与那些积极的『卖国贼』一起,在随后岁月中被斥责为反共移民。在冷战中,他们通过广播电台极大帮助了西方宣传。

鉴于波茨坦会议后出现的现实情况,毫无疑问的是,再去争论假如没有随后举行的和平会议,这份共同决议是否会在国际法意义上具有效力等问题,并无意义。苏联坚持这种解释。西方则坚持认为,他们只是在讨论一份会议公告,而不是一种和约。对于已经步入正轨的冷战进程而言,这种在法律上的细微区别却有着巨大的意义。此外,它还在事实上让『德国问题』继续存在。

在波茨坦,极少内容涉及东亚仍在进行中的战争。但是,在7月26日,三个战胜国通过了一份对于日本的联合声明,要求它无条件投降。在这里,被视作战争同盟结束的标志之一还体现在,苏联已经不再参加到这份《波茨坦公告》的修订工作中。而且苏联要求在日本建立自己的占领区的想法也被轻易拒绝了。鉴于苏联已经在中东欧所做的事,人们可以清楚地知道,这一区域已被西方视作必须保有的、未来同苏联作斗争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