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战  1947--1991 一个极端时代的历史  第六章 处于持续斗争中的社会

   一、适应冷战(上)

 

由于冷战有着持续性的威胁氛围,而且在地球不同地方出现的危机形成了此起彼伏的态势,因而在大约45年的时间里,世界上绝大多数民众的日常生活与规则都受到了冷战的影响。与之相应的是,不同的社会都适应了冷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人们发现,绝大多数德国人直至大轰炸之前,都感觉家庭生活一切如常。1941年后的美国人完全不同于苏联人。他们从未体验过居住地被轰炸的感受。对于他们而言,直到二战结束,战争都远离自己,而且只是显现在媒体报道或回国士兵的叙述之中。在全球性核威胁与铁幕两边社会的内在心境中,人们可以观察双方在准备与抑制方面的意思。他们尽管有着完全不同的政治背景,却在日常意识与危机意识中做出了类似的反应。东西双方的大多数民众都有着维持自身规则的愿望,而这种愿望有时可以在冷战危机中得以实现。

对于双方阵营中直接参与到绝大多数斗争中的国家而言,它们之所以拥有上述想法,最为重要的心理基础来自于两场已经过去的世界大战所带来的体验。其中,最近的那一场世界大战是最为重要的历史事件。这种观点最为鲜明地表现在分裂德国的例证中---之所以会出现两个德国,是因为1945年后居于统治地位的想法显然是要为一场新战争做好准备。在冷战初期,基于政治现实的说服力在于:必须消除苏方或西方的持久性压力,避免参与到一场世界范围内的体制斗争中,并且杜绝大多数民众对一方或另一方敌对团体的个人效忠,完成二战结束时所遗留下来的个人非军事化的任务。

但是,对于战争之后的德国人而言,他们的特殊兴趣却是一贯的消费热潮。这种愿望一方面源自清除战争后果的朴素行动。其中,它更多地表现在对于那些被驱逐者或因轰炸而无家可归者的热烈欢迎中---这些人来自东西两边,约占德国人口的六分之一。另一方面,这种愿望也是为了弥补战争所阻止的那种消费欲望。类似的现象也出现在苏联和美国。当然,在不同国家存在着巨大的差别。在苏联以及被苏联所控制的中东欧国家,试图维持战前较低生活标准的努力遭遇到巨大困难,特别是在冷战启动之时,这些国家由于要把剩余的经济资源从消费品工业转向重工业,以至于造成额外的物质紧缺。

对此,一个典型例证是,1953年6月民主德国暴动的根本起因就是供应问题。同样,捷克斯洛伐克的公民之所以会感到愤怒,就是因为国家推行的货币兑换与消费品紧缺,使得他们此前帐户上的存款贬值。在民主德国,除了持续不断地逃亡西方的浪潮与糟糕的供应情况,消费品紧缺也在6月17日暴动中成为特别受人关注的话题。同样,在美国,返回到和平时代的一般消费水平最初也并非毫无问题。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及向和平时期经济过渡的影响,1945年后,回到家乡的士兵们首要面对住房危机和供应困难的问题。

当这种被称为『再对话』的转型在美国整体上迅速推进,私人消费在富足社会大规模增长之时,其他地方却在许多年之后才达到某种程度上的经济水准。在苏联,直到1953年底开始的赫鲁晓夫时代,供应方面才出现明显的改善。也是在这一时期,消费才逐步得到满足。相比之下,西方则出现了『吃喝风』,并且持续时间更长。在50年代,联邦德国的肉类消费量增长了41%左右。民主德国尽管凭证供应,肉类消费量也增长了30%左右。1950-1965年间,苏联的肉类消费量则增长了将近80%。与此同时,所有这些国家都感到每次危机都构成了对已实现的常态化的威胁。不仅西方国家明显地感受到这一点,而且连相对占优的苏联也拥有这种感觉。1964年,赫鲁晓夫的下台便同1963年苏联食品危机紧密相关。

假如人们看一看冷战中以核武器为象征的最大威胁,那么在这里,毫无疑问,东西双方的绝大多数人都试图漠视这种威胁,或者将之视作日常规则。这一点特别反映在联邦德国和民主德国。在这场斗争的进程中,两个德国的边界不仅成为最高密度的核武器部署区,而且还有可能成为第三次世界大战的主战场。在西方,参与反对核武器的大规模示威游行总是只有一小部分人参加。在民主德国,这一趋势很难体现在公共舆论中,因为对于本国扩充军备的批评被视作一种政治反抗行为,有可能被判处刑罚,所以人们很少谈及它。但是尽管如此,反对核武器的呼声仍然保留在反对『北约国家』军备行动的、受国家安排和控制的抗议活动中。不过,直到80年代,超越阵营而反对双方扩充军备行为的和平团体仍然是民主德国内部的少数派。

不仅在中欧,而且在两个超级大国的领土内,制定潜在的首要目标的标准都是针对核武器的。最终,几乎每一个稍大的都市也都以应对核武器为建设标准。然而,即便在这些核心地区之外,也从未有过更安全的地方。从50年代后期开始,在横贯美国的地方---穿过亚利桑那州、蒙大拿州、怀俄明州、南北达科他州、堪萨斯州、密苏里州和阿肯色州等联邦州---部署着数以百计的洲际导弹发射场。这种情况在苏联也无二致。在苏联西部的喀尔巴阡山附近的赫梅利尼茨基和克里米亚半岛的五一城与中苏边界附近的贝加尔湖以东地带的斯沃波德内和德罗维亚纳亚之间,密布着苏式『洲际弹道导弹』的发射场。

在德国,稳定下来的分裂局面以更为准确的方式,作为冷战的进一步结果演变成了常态。正如定期调查所显现的那样,再统一的话题不断地失去了它的重要性。在1961年柏林墙建造前后,人们议论的中心话题是:民主德国的公民和其他东方阵营国家的民众被铁幕阻止而无法到西方旅游。在大多数德国人的日常意识中,这种情况多少有些不现实,似乎它只是在回忆中存在那样。在柏林,这座日常生活受分裂影响特别强烈的城市,柏林墙及相关的一切都逐步地变成了常态。50年代末,大约十分之一的西德人会去西方旅游。从60年代末开始,大多数联邦德国居民会把『旅游』首先视作『到西方国家去』,而稍后民主德国居民则将之视作『到东方阵营中的其他国家』。不过,在1989年,许多在匈牙利的东德度假者却抓住了机会,通过那里从5月起便已开放的边界,进入奥地利。这表明,尽管边界是常态,旅行自由仍是『现实社会主义』中最被渴求的内容之一。

同样,冷战的『常态』也体现在对于危机的特殊意识之中。如果说政治危机深刻影响了冷战前半段的『第一世界』以及高度武装化的中欧地区,那么60年代大量从殖民宗主国中独立出来的发展中国家几乎不断地遭遇全球性斗争所形成的紧张局势。事实上,冷战越是扩展到这些地方,它的政治和军事重要性(尤其在欧洲)便丧失得越多。古巴危机开始于1962年。当时,中欧的第二次柏林危机却随着1961年柏林墙建造而走向终结,形势逐渐平衡下来。越南战争的军事升级逐步延伸到邻国,却也因此成为中欧缓和政策的开端。此外,发展中国家还持续性地受到核试验结果的影响。整个岛屿的人被撤空,数百年来生活于此的居民被超级大国以国家安全之名驱逐,并且还沦为医学实验的对象。到80年代,尽管面对国际抗议,法国仍然在太平洋上的穆鲁罗瓦岛进行了核爆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