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战  1947--1991 一个极端时代的历史

   第二章 应对整体对峙的策略,1945-1947(1)

 

一、美国对共产主义的遏制战略

1945年以来,关于西方国家与苏联之间爆发战争的谣言经常出现。就在德国投降的一个月后,苏联秘密情报部门就报道了国内的一则谣言,说『美国已向俄国宣战』。与此类似,1945年9月初,女记者博韦里从柏林现场报道说,苏占区将被西方国家炮轰占领。仅仅几个月后,记者多伊彻报道说,西方针对苏联的一场战争已迫在眉睫---而这恰恰也是人们时常在波兰听到的说法。

对于冷战的诞生而言,这种公众气氛的作用在于,它极大地影响了双方负责政治与军事规划的领导层。在罗斯福去世后,反共产主义的风气重新在西方登上前台。1946年1月,杜鲁门强调,他现在根本不会认为,人们应该同苏联『保持长时期的妥协姿态』。从战争末期到1947年间,关于全球战略的第一份方案出现在美国选举斗争的公开辩论中,并顺带被激进化了,因而显得具有攻击性。在1945-1946年,美国颇为一致的政治观认为,息事宁人的策略将直接导致第三次世界大战。

1946年2月,凯南从莫斯科的美国大使馆发回华盛顿的『长电报』,是最明显地返回传统『敌人意象』的做法。这种激进的推理认为:苏联和共产主义基于完全相反的政治文化,不太可能接受任何权宜之计,因而美国政府应该在苏联政策『事实上』控制中东欧的情况下,迅速行动起来,有所作为。甚至连时常宽容的罗斯福在去世前不久,也针对斯大林,谈到过『遏制』苏联的重要性。

1947年3月12日,杜鲁门在国会两院的一次发言中,首次正式提出了遏制战略。不过,此举的真正动因是自1946年8月以来不断升级的希腊内战。杜鲁门在发言中虽然没有直接提到斯大林,但他却讲到了苏联控制下的中欧、东欧和东南欧。『在不久以前,这个世界上的一系列国家的民众被迫违背自己的意愿,接受了一个极权性的政权。美国政府一再强调,它反对违背《雅尔塔协定》而对波兰、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所施行的强迫和恐吓。』最终,国会以多数赞成的结果通过了此项遏制战略提案。

尽管在原则上,共和党人同意承担对那些受到威胁的国家所进行的援助,但是他们仍然尖锐地批判遏制战略。他们在1947年提出了相反方案『回滚-解放政策』。民主党的『遏制政策』是在等待莫斯科做出进一步扩张的决断,而『解放政策』则是在对方的势力范围内向共产主义发起进攻。支持反政府派,资助暴动,哪怕是轻微的经济施压,就不仅可能阻止进一步的扩张,而且还会迫使共产主义转为防守,并尽可能地让它不再成为全球性的威胁。凯南表达过这样的想法:遏制政策交逐步让苏联失去对东欧的控制,并『在数年之内让它吐出这些国家』。因此,他在随后数年中最为尖锐地批评了解放政策,不仅斥之为幼稚可笑,而且还认为它实际上在玩核战争游戏。

美国冷战战略中存在的上述差别,是在稍晚之后并且部分是由内部发现的。在此之外,则是人们对于杜鲁门1947年演讲的共鸣。共鸣首先体现在公共舆论已把这场全球对峙视作正式斗争。在极短时间内,美国人登记成立了数个组织,主动表示为反共斗争服务。仅在德国的西占区以及此后的联邦德国,50年代共存在超过200个反共『解放』团体,其中大部分都是被杜鲁门宣扬的美国进攻性所吸引而来的。仅仅数月后,苏联开始反击。

二、作为全球性阶级斗争的冷战

正如美国的策划那样,斯大林及其亲密顾问也是从过去经验与当前『现实』出发的。在克里姆林宫,两次世界大战同样位于思考的核心,1918年后西方国家干涉俄国内战的历史仍然留有后遗症。这种经验以某种方式得以神圣化。『斯大林主义晚期』时代,相对于『伟大卫国战争』而言,再次明确地表现出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在苏联,人们仿佛回到了同『阶级敌人』团结一致抵御希特勒的那场战争之前的意象中,为的是界定反西方的明确立场,以便增强凝聚力。二战期间共同反对德国的愿望曾经坚不可摧的推动力,而现在反西方的推动力取而代之。这种动力的整体机制由于西方同样对双方斗争进行十分明确的意识形态化,而得到了进一步增强。

在苏联向公开宣称冷战开启的过渡中,也存在着许多不同的官方公告。1946年2月9日,斯大林在最高苏维埃上特别强调了列宁关于资本主义与战争不可避免的理论。这引起了西方的极度关注。稍后,也正是在该年,苏联外交部长莫洛托夫在莫斯科的演说中赞赏苏联民众在二战期间的团结一致足以成为未来表率。该演说也属于冷战准备阶段的宣言。在此背景中,莫洛托夫特别攻击了西方那些『充当着战争贩子的煽动集团』与『贪得无厌的帝国主义者』,以及它们『关于「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并非毫无危险的闲话』。不过,列宁格勒市委书记日丹诺夫才被视作斯大林的主要喉舌,他是政治局的『意识形态主管』。在1948年去世之前,他甚至被视作斯大林的潜在接班人。

关于苏联的冷战战略,我们首先必须把日丹诺夫的两次讲话搞清楚。1946年8月,他在列宁格勒作家面前发表了一通明显针对西方的演说。这篇演说严厉谴责了『世界主义』。当这篇演说针对西方影响表明了官方立场时,它在某种意义上已经直接开辟了冷战的战场。对于外交政策更为清晰的论述,则是在1947年9月底斯大林通过日丹诺夫对杜鲁门3月12日发表的『战争宣言』的答复中。在这里,他从1943年被解散的共产国际的后续组织『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的宣告出发,提出了所谓『两个阵营理论』。同时,杜鲁门的『遏制演说』被多次称为冷战爆发的原因。

从内容上而言,日丹诺夫所传递的信息基本上反映在斯大林于1946年2月的表述中:随着二战结束,两大世界阵营已经产生。西方『帝国主义的反民主力量』与『反帝国主义的民主力量』相互对峙,不可妥协。因而,根据这种解释,受到美国支配的国家---日丹诺夫列举了德国的西占区、伊朗、近东和日本---已经为一场新战争做好了准备。日丹诺夫视作盟友的是那些『新民主』国家,其中包括罗马尼亚、匈牙利,甚至包括芬兰,此外还有一些殖民地国家---他提及了被荷兰重新统治的印度尼西亚、被法国重新夺回的越南、此前不久刚从英国手中获得独立的印度。

随着『两个阵营理论』的出现,冷战已经由双方正式开启,并直接表现出它的极具特性的标志。被一方所排斥者便被另一方幽灵般地自动接受。9个月后,斯大林以南斯拉夫及其领导者铁托为例,向世界表明,对『阵营』的任何偏离,都在事实上与莫斯科决裂。苏联在军事单方面进攻那些所谓的背叛者,如1968年对于捷克斯洛伐克的处理。对此,西方的反应也呈现自动化的色彩。例如铁托当时被欢呼为受到莫斯科打压的英雄。在这里,从另一阵营中出来的、想象中的『背叛者』被视作公开的弱者,因而自1949年起连续不断地获得了西方的物质资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