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战  1947--1991 一个极端时代的历史  第二章 应对整体对峙的策略,1945-1947

   三、全球秩序之战(上)

 

当冷战于1947年正式启动时,它已经显示出整体对峙的趋势,涉及到所有公共领域与越来越多的私人生活。这是一场持续不断的、积极推进的『非和平』状态,其对峙发生在政治—意识形态领域、经济领域、科技领域、文化—社会领域和军事领域中。实际上,铁幕这边或那边甚至在报纸的一般报道上都进行着相互攻击,以至于这场『整体对峙』每天都伴随着新的例证。尽管在1947年,从地缘上而言,这场现实斗争已经把欧洲、近东和远东作为舞台中心,但进一步扩展的可能性却是无所不在的。

有一位作者不仅在1947年已经一针见血地指出了这场斗争的全球性与整体性,而且还影响了西方(特别是西德)平均水平以上的广大读者群。他就是伯纳姆。这位美国社会学教授当时42岁。在随后十年中,他仍然是一位最重要的、被多数人所推崇的冷战理论家。1905年,伯纳姆出生在芝加哥。如同冷战中一系列其他反共分子那样,伯纳姆最初是以拥有坚定信仰的马克思主义者的身份,开始他的政治社会化历程。他长期担任托洛茨基的助手。1927年,作为斯大林对手的托洛茨基在政治上遭到清洗,并于1940年在流亡地被暗杀。在伯纳姆看来,20世纪30年代的莫斯科公审已经导致他同共产主义断绝关系。1947年,他发表了《争夺世界》一书。这是他的第一部针对冷战的系统性著作。

在该书中,他用其理论生动细致地向人们揭示了,大家正正在一场真正的『第三次世界大战』中。从这一视角出发,他认为,苏联的所有举措都是一个大规模『方案』中的各种步骤。为此,他列举了所有连续性的个案:如中国内战、希腊内战或伊朗危机。直到冷战的最后十年,人们才意识到伯纳姆在实际上所产生的政治影响力:1983年,美国总统里根向其颁发了美国的最高平民奖章『自由勋章』,并且在颂词中特别宣扬和表彰了他的上述理论。颂词指出:该理论不仅是伯纳姆的个人政治观点,而且还最为显著地影响了美国政策。

人们之所以支持伯纳姆,并非仅仅由于他在1947年所提出的那个观点是正确的。实际上,在世界上的那些特定地点以及某些特别领域中,我们已经可以清晰地看到这场斗争的全球性。这场冷战的直接冲突的确表现在伊朗、中国和希腊。甚至在西欧,特别在分裂的德国以及法国和意大利,各国共产党在1947年也在事实上摆出了发动攻击的姿态。不过,当年在法国雷诺汽车厂爆发的罢工却显示出另一种场景:这场冷战不仅在公共领域为人所感知,而且还延伸到经济领域---在战后初期,经济领域的恢复问题被多数人视作重要前提,同时也是最为敏感的话题。雷诺工厂的罢工同时也清楚地表明,经济—社会要求是同政治目标紧密地纽结在一起的,并超越了国家界限。在1947年12月,不仅出现了近300万法国工人处于罢工状态的现象,而且还使得法国自二战结束以来第一次面临政治风暴的打击。这场罢工虽然并非由共产党人直接领导,但是当时的公共意识却直截了当地认为它系由苏联操纵。

利用政治对手的经济、社会或人权问题制造恐惧的现象,并非仅限于西方。众所周知,1950年,民主德国按照苏联模式在国家安全部下设立了『国民经济保护总局』,以应对破坏活动。事实上,自40年代末以后,从柏林西占区与西德产生的各种攻击手段—如反野蛮的斗争团体—时常被用于经济领域中。特别是斯大林总认为,西方人,尤其是美国人会利用他们的经济优势,来扩展其政治权力。与此相应,他粗暴地拒绝了美国的建议,因为在他看来,美国将以经济援助为借口在政治上把苏联逼入墙角。

事实上,1947年美国人特别加强的对欧经济援助,尤其是所谓『马歇尔计划』,的确清楚地显示了经济—社会、人权与政治目标是彼此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该援助的全面实施直接回应了一项整体挑战。正如美国国务卿马歇尔特别指出的那样,该方案在1947年3-4月莫斯科外长会议失败后具有决定性意义。莫斯科外长会议早在波茨坦会谈中便已敲定,本应准备和平协议,并为战后恢复正常状态做好准备。自1945年以来,该会议一直在筹备之中。然而,斯大林不断阻止西方干涉中东欧国家,而西方国家也阻止更为强大的苏联染指中欧和西欧,尤其是西德工业。尽管如此,通过长时期的谈判,盟国同芬兰、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和意大利的和平协议终于得以签订。在经历了并不令人满意的莫斯科会议后,马歇尔在1947年4月底失望而归。这位美国国务卿越来越坚信这位的观点:欧洲的经济社会混乱是苏联试图将其作为冷战战场造成的。

1947年6月5日,马歇尔在哈佛大学发表了一篇著名演说。在该演说中,他公开提出了『欧洲复兴计划』,该计划后来以马歇尔命名。马歇尔特别指出了威胁的整体性以及全面、适当回应的紧急性。他认为,欧洲经济和社会的衰亡将导致政治混乱,这将让共产主义得胜。他的建议是,美国将为所有愿意接受的国家(所有亚洲以西的国家)提供信贷与货品。他说:『我们的政策并非反对任何国家或任何主义,而是反对饥饿、贫困、绝望与混乱』。在内部文件中,这层意思表达得更为直白。凯南早在1947年5月就着重指出,人们必须提供这种援助,以便让苏联的卫星国面对西方所提供的条件,要么把自己排除在援助之外,要么在接受援助的同时迫使自己也接纳西方的政治构想。事实上,西方决策团体的主导思想认为,苏联及其卫星国在没有摆脱政治控制的前提下,根本不会接受这种援助。正因如此,当1947年6月27日苏联派出89人的代表团出席巴黎的马歇尔计划协商会时,西方人感到分外震惊。然而接下去的情况是,当苏联代表团的愿望不能得到满足,无法获得专属于双边之间的贷款时,斯洛托夫与其随从们很快便启程回国。对计划有兴趣的其他东欧国家也被禁止参与其中。捷克斯洛伐克曾对美国贷款表现出特别兴趣,但斯大林反对捷克斯洛伐克的立场充分显示出他在这件事情上的严肃态度。随后,东西方之间爆发了一场宣传攻势。

回想起来,这份欧洲复兴计划连同其规模浩大的宣传攻势,后来成为西欧(特别是西德)在政治上同美国联系在一起的最为重要的心理起点。与当时人的负面感觉不同,经济起飞从1947年便已开始。人们后来发现,1948年起,提供给欧洲的大约170亿美元根本没有被提取,因为人们已经不再急需这笔钱。尽管如此,到1947年底,美国促成了马歇尔计划在心理上的成功---与此类似,仅这一年,美国便提供给蒋介石大约3.38亿美元的援助。

回想起来,1947年,斯大林也是在一种反西方传统中拒绝接受马歇尔计划的。早在1944年,当人们构建一种新的世界经济体系,即所谓『布雷顿森林体系』,并成立了一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将美元确立为全球领导货币时,斯大林已经抱有深深的怀疑态度,并予以抵制。也是在1945年,正如后来针对欧洲复兴计划的立场那样,斯大林十分关注的是,绝大多数依赖苏联的国家也不能参加布雷顿森林体系。在苏联看来,世界货币体系很明显受到西方的控制。苏联于1949年为东方阵营建立起来的竞争组织,即经互会,则始终处于弱势。在第一个15年过后,东方阵营才成立了一个共同银行,通过双边协议,接受卢布作为结算货币。但是在70年代以后,东方阵营的一部分内部贸易仍然回归到以美元结算。